参考资料
郑仁木,民国时期证券业的历史考察
张春廷,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简史(民国时期)
理解民国离不开宋氏三姐妹,就像理解西方离不开耶路撒冷。宋霭龄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孙文,一个嫁给了老蒋,她自己则于1914年与孔祥熙结婚。孔祥熙据说是孔子的第75代孙,1933年接替宋子文,成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此前,前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了解财政之困,发明了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善后债券来筹措资金,此类债券名为“库券”。1934年,南京政府发行“二三关”,即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总额1亿元。
按照《中华民国公债发行条例》规定,这类库券每一百元实收九十八元,而实际操作是,以50元价格抵押给银行,之后送给交易所开拍,一般行情在原价的六折,即60元。最后,财政部以低于行情一半的价位跟银行结算,算下来也有很高的利润可赚,银行很乐意承购。
闲来无事的宋霭龄在家每天就研究金融、证券,原来就想打这个库券的主意,一直没过宋子文这关,现在轮到自己的丈夫担任财政部长,财富机会千载难逢。当即联系了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自己的二弟,时任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兼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开了个密会,准备一起操纵“二三关”。
整个操纵思路也非常简单,先炒高库券价格,让承购银行违规高价卖出库券,最后不得已又高价赎回,自己则趁机抛售赚钱。
为了抬高库券价格,宋霭龄团队一开始就购进大量“二三关”,当然这还不够,宋子良又找来了上海滩两个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开盘即哄抬价格。与此同时,又放出谣言说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收回“二三关”库券,改发“二三关”税公债。于是,听到消息的散户们纷纷进购“二三关”库券,价格继续抬高。
看着库券价格高涨,一些银行一看也懵逼了,以往都是原价的60块左右成交,现在都到70多了,觉得市场无法维持这个价格,纷纷卖出,想着不久只要价格下来后,再低价购入跟财政部对折结算,就有两头利润可赚。
当然,也有一些老奸巨猾的银行没有入局。这时,财政部次长徐堪就出面了。一天,徐堪特意邀请证券交易所一个经纪人刘子余吃午饭,有意让他代自己买80万元的“二三关”。刘子余一看连财政部次长都买“二三关”了,岂有不信之理,在完成徐堪委托后,自己以亲友的名义购入几十万。
这正是宋霭龄团队想要的,因为刘子余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中国实业银行下设的“中记号”经理,兼南京分行经理,在30年代初,中国实业银行存款4000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列第八位。在刘子余牵动下,银行业的朋友纷纷进场购入“二三关”。
就算到了这一步,依然还有一些了解股市险恶的谨慎之人没有入局。当时财力最为雄厚的浙江财阀集团之首、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任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李馥荪,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当面向财政部长孔祥熙询问政府收回库券的真实性。
作为宋霭龄的枕边人,孔祥熙怎能不清楚这个谣言是怎么回事,但是作为财政部长他又不能直接撒谎,于是他回答说:“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二三关’库券发行一亿,实价只有五千万,若按照以往与银行的结价通例,财政实收不过两千五百万,这于解决国家财政之需可以说是基本无济于事啊!”
都从财政部长套出这样的话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李馥荪和一批银行界人士随即赶往交易所,盯着“二三关”买进。此时,“二三关”成为脱缰野马,人们自发购入,价格最高来到前所未有的81元,这时已经不需要宋霭龄团队继续推高了。
看着“二三关”价格高企,宋霭龄团队授意财政部通过中央社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说银行结算库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价清算,银行如有拖延,将一律以“破坏债信”论处。财政部发言人特地强调,该决定获得老蒋首肯。
消息一出,散户和各金融大佬非常兴奋,继续购进“二三关”,抬高价格,另一方面,那些跟财政部签署协议的银行就如坐针毡,只能以高价购回当初以70元抛出的库券。是时候收网了,这时宋霭龄团队把大量低价购入的“二三关”全部放出,完美完成本次翻空计划。
几天后,最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来了,这时财政部发言人又跳出来, “郑重声明并无收回‘二三关’库券改发公债之举”。一时间,银行和整个股民都傻眼了,市场上“二三关”库券价格狂跌。银行最多就是少赚一些,而那些听信小道消息,拿着全部资产买入的人则倾家荡产,最终导致24人或自杀,或因情绪激动引发病情死亡。
这个被称为“民国股市三大炒”之首的“二三关”,让宋蔼龄团队牟取了约两千五百万元的巨额利润。除此之外,在丈夫孔祥熙当财政部长的十年里,精明算计的宋霭龄还策划了一系列窃取国家财富的事件,因为消息灵通,权力遍布中央,基本万无一失,当之无愧的“无冕女王”。虽然“介兄”早年也混迹股市,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似乎没有一点办法。孔祥熙卸任后,深知自己处境的宋霭龄把资产转移海外,自己也移民美国。
公债交易背后的这种黑幕必然对其公信力产生影响,到了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告急,撤退到武汉,随即迁都重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令停业迁至武汉,公债市场陷入停顿,在上海原证券大楼只有小规模的公债场外交易市场。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汉口筹办交易所的计划失败。1939年2月,重庆民国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公债停止还本付息,公债交易一落千丈,彻底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