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谈64,看到不少人还在谈,也凑个热闹。
本人64时是高校青年教师,亲身经历了那场学生运动,也参加了一次游行,但后来看到运动失控,就知道政府迟早要动手,就再也没有参加了。
64的起因,最早可以追溯到以温元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反思,以及更深层次的对体制的反思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制的向往。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后,中国的经济,科技,高教全面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人均工资只有美日的1/50左右。在这种大背景下,反思,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正常的。反思也带来中共执政的稳定性问题,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中共的一党执政是格格不入的,反思的结果,自然会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肯定,以及对中共一党制的怀疑。但是,怀疑只能放在心里,对西方的肯定却是公开的。面对中西巨大的经济差距,当时知识界就形成了盲目崇拜西方体制的幼稚病,只看到西方体制的优点,而没有看到多党制的固有弊端,也没有考虑到西方的高教,工业和科技比中国早100年以上。在这种大形势下,老邓看到了潜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下去,人们的思想就会乱,对中共就没有信心。所以他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正是反自由化不力,被老邓和其他老人抛弃,赵紫阳上台。
赵上台后,就着手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就是价格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实则非常难。主要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下,价格是政府制定的,要想让价格浮动,和市场需求挂钩,政府就会失去对价格的控制,那样,在短期内很可能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在这种背景下,赵的智囊提出了双轨制,就是一部分产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这些产品提供给和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企业和组织,另一部分产品的价格随市场需求浮动。很显然,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方案。因为双轨制势必造成大量贪腐,有权的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固定价格的产品卖个市场或个人来牟利,就是所谓的“官倒”(官方的倒买倒卖)。果不其然,双轨制后,领导干部的子女纷纷出动,大赚不义之财。而全国的经济正处在改革的阵痛期,萎靡不正。一方面物价高企,另一方面,和物价相比,工资低得可怜。“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口头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全国普遍的官倒现象,彻底激怒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当年的大学生,忧国忧民之风很盛,看到这种严重不公的行为,非常愤慨,就走上街头游行。本来,学生游行,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蔓延,更不会成为你死我活的运动,可是,赵紫阳没有及时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处罚,没有及时对学生疏导,而是基本上放任不管,导致形成了学运。后来胡耀邦的死,更加激发了学生们的愤概,让学运升级,变成一场全国的运动。后来,学运的性质,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操纵下,完全变了,加上李鹏缺乏沟通技巧,火上浇油,学运已走进死胡同。老邓调兵进京,是不得已的手段,因为已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了。
虽然六四的结局很可悲,但从中国后来的发展来看,不是坏事。首先,六四让中国稳定了30多年,全国人民一心拼经济,政府集中精力搞改革,在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也让中国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另一方面,正是有了中国的教训,苏联军队就没有镇压苏联的反对派,导致苏联垮台,也解除了中国的心头大患。
学运,本质上是违法行为。在一个法制国家,游行必须要政府批准,六四时期的学运,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不可能得到批准。所以,六四是反法制的行为。为什么我说它是反民主的?民主的本质,就是通过和平手段,通过协商,力图形成共识,而不是一方不顾其它方的利益,强行推行自己的方案,更不是通过长期的妨碍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六四中的学生运动,就是通过违法手段,强行要政府实行学运的主张,所以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