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 AUKUS 协议监管障碍的猜测加剧了国会对该工业基地交付弗吉尼亚级潜艇和达到 美国海军部队水平目标的能力的担忧。此外，笼罩在美国未来所有外交政策立场上的是对外国冒险的支持摇摇欲坠，以及另一个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政府放弃“糟糕交易”的前景。AUKUS 仍然是糟糕的政策。
AUKUS 项目为澳大利亚带来价值（而不是满足美国利益）相关的风险对于国防部官员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已经向部长们通报了。然而，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局面，该项目受到先前众所周知的获取敏感军事技术障碍的威胁；从美国获取军事平台和能力的长期痛苦经历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些障碍。
虽然所有鸭子都排成一排、潜艇仙女也能实现目标并非不可能，但 AUKUS 成为堪培拉历史上最大的政策错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前克林顿政府副国防部长杰弗里·比亚洛斯（Jeffrey Bialos）深谙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监管框架，他写道： “澳大利亚和英国要求的监管标准非常严格，以至于两国都不会同意他们实际上无法进行合作”。这不是船体，而是“与[它们]和第二支柱活动相关的必要技术合作；[并且]规则有效地消灭了它”。
根据现有的国际武器贸易（ITAR）法规和对外军售（FMS）规则，出现了“长期存在的复杂性和官僚主义泥潭，导致与美国最亲密盟友的合作造成了众所周知的障碍”。比亚洛斯的专家认为，目前提交国会的立法草案“基本上行不通”。
比亚洛斯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专家，另一位专家认为 ITAR 是“使 AUKUS 成为近期现实的梦想的主要障碍”，并指出拜登政府尚未提出“针对 ITAR 缺陷的可行立法提案[并且] 迄今为止，政府提出的少数改革措施并不认真或无法实施”。
即使取得了一些专家认为不充分的进展，AUKUS 立法仍需拜登政府满足国会对潜艇工业基础缺陷的担忧。尽管距离 2030 年代初期还有一段时间，可能还有时间改革ITAR 和 FMS 规则，但是，考虑到澳大利亚要求的立法和监管的巨大变化、需要谈判的复杂合同安排以及生产和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十年并不是很长。
政府关于 AUKUS 项目的信息一直对风险保持沉默。如果该项目无法逃脱ITAR和FMS规则的“ 毒丸”并且采购失败，澳大利亚将在本世纪中叶失去潜艇能力。
与此同时，名为特朗普的风暴逼近华盛顿，不仅给 AUKUS ，而且给全球和联盟的稳定带来未知的风险。政治风险更难预测，但也被完全忽视。
由于完全没有考虑该项目成功的风险，或者可能忽视这些风险，而拿澳大利亚的国防进行赌博，这已经是政策过程中的根本性失败。工党和联盟党领导人一直坚信 AUKUS 潜艇对澳大利亚的国防至关重要。不向澳大利亚公众坦白这场赌博是不可原谅的失职行为。
无论是否是 AUKUS 项目的支持者，都不可能不看到负责任的部长和官员的缺点，即让澳大利亚的安全受到政府无法影响的力量的摆布。历届政府集体可能犯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政策错误。
迈克·斯克拉夫顿 (Mike Scrafton) 曾任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副部长、高级国防主管、州法定机构首席执行官、国防部长参谋长和部长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