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关于他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报告让我回想起我与江泽民进行的长达一小时的一对一谈话，江泽民于 1987 年派了一个贸易代表团来到悉尼。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
基廷政府资助了在悉尼国际贸易发展中心（ITDC）举办的上海贸易展览会。它是 DFAT 的一部分，我是其副主任。贸易关系发展迅速，中国从购买澳大利亚资源和产品中获益匪浅。基廷总理和贸易部长约翰·道金斯对有利于我们的贸易失衡及其对双边关系的潜在影响持谨慎态度。ITDC 的任务是协助中国出口商向澳大利亚营销和推广其产品，基廷认为澳大利亚是中国新兴出口行业的理想培训基地。如果中国能够在澳大利亚艰难且竞争激烈的市场成功销售其产品，那么它可能会在其他市场取得成功。正如基廷所说，世界受益于中国提供高质量和相对低价商品的能力，但1987年的情况并非如此。澳大利亚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和营销援助帮助中国发展高质量商品，这值得赞扬。及其出口产品的适销性。中国开放经济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享有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建立了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我与江泽民的谈话一开始就强调中国的目标是熟悉澳大利亚作为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的来源地。他还强调有意让澳大利亚成为上海产品的市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出口城市。他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和“关系”服务——社交网络——可以提供。我同意了，并建议他需要在产品设计和可靠性方面开展工作，以通过澳大利亚的退款保证和保修制度。
然后我们转向政治。江泽民对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过的内容很感兴趣，其中包括布鲁斯·肯特博士和王赓武教授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史。他对我的知识的某些方面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分裂主义”。他说，中国不仅警惕党内破坏性的派系主义，更普遍地警惕外国势力通过鼓励军阀和其他人煽动不团结来分裂国家的倾向。他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后者，因为中国长期遭受分裂和不团结之苦。他还确认上海是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核心。我向堪培拉报告了我们的谈话，并预测他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只能赞同基廷愿意举行像王毅这样的非正式会晤。像我与江泽民这样的非正式对话可以产生信任和理解，从而补充了谈判桌上交换谈话要点的机械化和陈词滥调的形式。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与未来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会面是无关紧要的，但它有助于促进人性化的友谊，双方都不会为了推进固定立场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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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辛科维茨
汤姆·辛科维茨 OAM 是前澳大利亚外交官、贸易官员、难民和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代表团团长。
（谷歌翻译：Paul Keating’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