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也是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爸爸给我讲了西汉开国谋臣张良的故事。
张良非常痛恨秦始皇，想以匹夫之勇，去暗杀他。于是找了一个大力士，趁秦始皇出游的机会，用一个上百斤重的大铁椎狙击他。结果没有成功。秦始皇严令全国，捉拿张良。张良只好改名换姓躲藏起来。黄石公见这个青年有才，有心教他本事。但是认为他首先需要磨掉那种少年刚锐之气，今后才能成就大事。所以，有一天黄石公坐在桥头，故意把鞋子丢到桥下，让张良给他拾上来，穿好。张良那时是个逃犯，不敢再惹是生非，只好忍气吞声，按老人的吩咐做了。黄石公觉得张良懂得了忍耐，是可教之人，就传给他一套有名的讲谋略的书，叫《三略》。后来，张良努力学习，成了汉高祖刘邦主要的谋士，帮助他打下了江山，被封为“留侯”。
讲完故事的第二天，爸爸就让我学苏东坡的《留侯论》。他一字一句地给我解释，还重点给我讲解了：“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忍小忿而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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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爸爸身边，爸爸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个“焚书坑儒”、学业俱废的狂热年代里，我又做学生了。当时，爸爸给我规定的两门主要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
爸爸经常对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我叫起来，让我背书，习字。
那时，爸爸的视力已经不好了，但他的记忆仍十分准确。他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我背书。由于我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作“晨关”。每当早饭后，妈妈告诉我爸爸叫我去的时候，我总要做个鬼脸，对妈妈说一句，“‘晨关’难过啊！”
有一天早晨，爸爸指定我背《辨奸论》。我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顺。于是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就跑到树林子里去玩，直到吃早饭的时候才回来。结果那天的“晨关”，我怎么也过不去，就只好用事先准备的托辞，对爸爸说：“《辨奸论》是苏老先生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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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留侯论》
正因为张良懂得忍让，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在刘邦称帝论功行赏之时，才能说出“臣封留足以，不敢论上万户”这样的话来，他于留城遇刘邦，就只得留城这一块封地即可，不敢造次而封万户侯；他常称病，选择“杜门不出”，明哲保身；他认为刘邦平定天下战乱并非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天命；他“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因而在刘邦去世，吕后独揽大权的时代里，仍旧能获得吕后的尊重。很难说晚期的张良是否真的看破红尘，欲效仿道家，不吃五谷升天成仙，不过这也的确可看出张良超越常人的隐忍之术，以及非凡的政治才能。
相比同时期的淮阴侯韩信，自诩功高盖主，破齐后欲自立为王，不懂得忍一时的贪恋，反倒与刘邦产生君臣嫌隙，最终被萧何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没有亡于战场，竟死于长乐宫中一介女流之手，岂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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