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年代是个火红的年代，革命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弘扬革命精神，突出工农兵的大方向下，1963年11月，国家总理周恩来在观看北京舞蹈学校附属实验芭蕾舞团（即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的舞剧《巴黎圣母院》后，问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能不能创作革命化、大众化的芭蕾舞。他同时也意识到芭蕾并非本土艺术形式，一上来就搞彻底的民族化是很困难的，于是建议：“你们能不能先在题材上革命化，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为了落实总理的设想，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邀请了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李承祥、王锡贤、蒋祖慧等人，开会讨论。李承祥提出可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理由是影片获奖了，在群众中有知名度；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海南的热带风光、黎族风情可以丰富舞台效果；娘子军的题材也适合芭蕾舞以女性为主的特点。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林默涵当场拍板，将《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1963年初，改编工作启动。
用西方的芭蕾舞表现红军和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全新创作。从舞蹈动作到音乐编排，把西洋传统改成中国民族形式，要比拍电影更难。李承祥回忆：“在联排时我们请来了北京军区政委，他提了个意见，说我们的演员‘太像娘子，不像军’，为此我们还到大同正儿八经地进行了军训。军训回来再进排练场，战士模样就出来了！”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次公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走上台，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出得这样成功。”半个月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在上台与演员合影时，说了三句话：“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三句话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定了性，也预示着它即将登上中国芭蕾艺术的顶峰。
毛泽东看过演出不久，毛夫人江青来到实验芭蕾舞团蹲点。
1963年，毛泽东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舞台上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现象十分不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他严厉地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于是赶紧组织各地剧团排练革命题材的新戏，并于1964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革命现代戏观摩大会”。
匆忙上马的新戏未免粗糙，在一次中宣部、文化部的会议上，江青对现代戏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个官员半开玩笑地说：“要不然，您搞个样板出来？”这句话，实实在在把“第一夫人”刺激到了。
1964年夏秋之交，文化干部们在开会时的无心之语，促使江青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搞出个“样板”给大家瞧瞧。江青先从观摩大会上选了几个基础较好的本子，改编为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是年年底，开始着手重新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文革”正式爆发前，江青热衷于样板戏的创作，就连拍摄剧照这样的细活也逐一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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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抓样板戏这件事，江青没有浮于表面。从剧本的政治思想到舞蹈的动作设计，从表演到人物塑造，从服装到化妆，从音乐到乐器，每一项她都作了具体指示，这一点，恐怕会令今天的很多读者颇感意外。1969年3月内部发行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收录了江青关于“样板戏”和“文艺革命”的部分讲话。这本小册子明确记载，江青先后七次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提出从宏观到微观的修改意见。她向剧组人员吐露：“你们知道我对这个剧是有感情的，甚至废寝忘食。”可以说，在“文革”爆发前，她整个身心就扑在了这出戏上。
党代表洪常青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场景，其拍摄者正是署名“李进”的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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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红色娘子军》如何在江青手中“磨”成了样板戏？比起西方古典芭蕾，它又有哪些创新呢？我得到的答案是，此剧把中国民族舞和京剧的元素，成功移植到芭蕾舞艺术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男演员的艺术表现力。
江青搞样板戏，是为了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在《红色娘子军》中，她“钦点”洪常青为第一号人物。众所周知，芭蕾舞历来是女演员的天下，男演员只是陪衬，舞步也相当单调，只有大跳和挥鞭转等几个标准性动作，双臂僵直，上身几乎不怎么动。洪常青这个男性角色要在舞台上“立”起来，单靠借鉴古典芭蕾的技术肯定不行。于是，江青让编导发挥才智，引入京剧和民族舞的动作。结果，洪常青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晨曦中侦查情况，“急步圆场”、“前跃”、“磋步”、“亮相”的手势和造型皆来源于京剧。
必须承认，江青的编排理念相当大胆。洪常青的大刀舞借鉴自中国民族舞，腾空飘忽，挺拔有力；赤卫队员的五寸刀舞有海南黎族舞蹈的特色；反面人物老四的南拳，动作难度不亚于现代舞。这些改进和创新，给中国芭蕾舞注入了新鲜的元素。同时，古典芭蕾的传统，也在《红色娘子军》中得到了新形式的发挥。例如“排山倒海，乘胜进军”的过场，女战士排成一队，端着步枪，用飞速整齐的“劈叉大跳”表现铁流滚滚、一往无前的奔袭场面，舞台效果极为壮观。
革命样板戏不仅是艺术创想，最重要的是体现无产阶级的感情。江青在指导演员塑造舞剧人物形象时特别强调这一点。第一场“常青指路”，讲的是洪常青给吴琼花两个银毫子，让她去找红军。琼花激动地接过钱，给洪常青深深地鞠了一躬。看到这里，江青说：“音乐舞蹈都要加强，要使人掉泪。琼花接到银币时表情不够。你们不知道旧社会，我小时候给一个铜板就不容易，可是洪常青给她的是银毫子，她要感动的流泪。拿到钱，在表演上要有个过程，这地方是有戏的，南霸天拿人不当人，共产党员是这样对人的，两种对比，不要错过。”
视觉效果也是江青特别强调的，用她的话来说，“舞蹈不讲究造型，就没有前途”。她对细节一一作了指示：红领章要鲜艳突出，灰军装褪了色要染，少女的头要梳小髻，演员加了睫毛不好，“这不是演外国人”。化妆的人要理解这是海南岛，“脸都是黑红的，不是白的”。常青、小庞出场得用手枪，不能用驳壳枪。因为驳壳枪要背在身上，影响演员的动作。做布景木棉花开始用的是红布，放在舞台上，看起来鲜艳美丽，可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却显得色泽昏暗，怎么都亮不起来。江青建议用红丝绒代替，摄影组成员一开始心里打鼓，也不敢吭声，等遵照指示拍出来，众人惊讶不已，红丝绒做的木棉花果真栩栩如生，艳丽动人。
1970年，国庆阅兵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红色娘子军”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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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样板戏”被打入冷宫、全国禁演时，汪曾祺不服，说过几句话：“江青对于样板戏确实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江青没有做什么，江青只是‘剽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文革结束后，因为江青的关系，八个“样板戏”一度被雪藏。但是多年过去了，还真没有多少作品，特别是现代芭蕾舞剧能与《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相媲美。1993年，中央芭蕾舞团重新上演《红色娘子军》，引发强烈反响。次年，又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就在这个时候，该剧的原创人员却打起了官司。
原来，《红色娘子军》重新上演前，电影剧本作者梁信向中央芭蕾舞团提出版权诉求。时任中芭团长的李承祥表示愿意协商，双方遂签订一份《协议书》，确认梁信对电影剧本享有著作权，中芭则负有标注“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署名义务，并一次性支付他5000元作为报酬。
此后，《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外演出上千场，声势越来越火，梁信感觉吃了亏。法律规定，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有效期不超过十年，而中芭在协议签订后的20年间没再给过他一分钱。《红色娘子军》成了中芭的当家戏，剧本作者却无人理睬。老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在2012年，一纸诉状将中央芭蕾舞团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而中芭则认为，付过钱就等于买断了版权。双方僵持不下，官司没了断，还闹得满城风雨。
另一边，在深圳，已经退休的刘文韶也发表谈话，坚称自己才是《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个创作者，当年也写了同名的电影剧本，准备送交八一电影制片厂，只因听说梁信写了《琼岛英雄花》，才没把作品拿出来。言下之意，是梁信用了他的成果。这个说法受到文史研究者的质疑，以刘文韶掌握的素材，恐怕写不出与梁信同等水平的剧本。
一连串的纠葛中，又出现了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吴祖强的身影。吴老说《红色娘子军》是他心中最大的痛，他本人是1964年舞剧音乐的原创作曲者，后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没有继续参与，同事却未经同意，擅自改了他的作品。吴祖强要求重新出版作曲的总谱，以正本清源。而且，他对舞剧一度署名“作曲杜鸣心、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合作”，又删去他名字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行文至此，我已无言可诉。今时今日，人们懂得了维权，也懂得了利益，有谁还记得当年创作的初衷？
正欲搁笔，见人民网海南视窗3月11日电：3月9日下午，99岁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潘先英在琼海革命老区阳江逝世。潘先英参加过女子军在母瑞山和撤回乐四区的战斗，当年，曾有人劝她将脚上因腐烂造成的伤疤报告给政府，索要“枪伤”补贴，却被她拒绝了，她说：做人要忠诚，清白。
文章节选自《中华遗产》杂志2014年05期 | 撰文/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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