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被隔离审查的日子
·红 雨·
１９６６年，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舆论准备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六月间，全国掀起了一场“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飙。以学生为先锋的运动积极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闯进人们家中“抄家”，破坏或拿走一切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为了应对可能突如其来的抄家，爸爸妈妈自己先行清理了家中一些可能被认为“四旧”的东西。有文字的东西都销毁了，爸爸的西装和妈妈的旗袍等都上缴了。爸爸的领带上缴了人家不收，只能拿来扎拖把，让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领带拖把。我记得有两件东西让爸爸妈妈颇费踌躇。一是丰之恺先生送给爸爸的一幅画，画着一棵松树，树下坐着一位老人。线条简单，如素描一般。画面上题了一行“幸有我来松不孤”。爸爸可能觉得这幅画没有什么倾向，说不定可以不算“四旧”。另一件是那位袁仲谦“袁大胡子”（作者外婆的姐夫，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过毛泽东古文——编注）写的两幅中堂，一幅是“成事不居功”，另一幅是“守礼乃无过”。我虽然不懂书法，也看得出袁老先生的字遒劲有力，舒展大方，确是书法精品。红卫兵会不会因为是毛主席老师写的而网开一面呢？再一想，万一被红卫兵们认为是隐射的话，那留着它真是寻死的节奏了。于是统统撕碎了，冲进马桶里。后来的事态证明，爸爸妈妈对“四旧”的认定标准太过“温良恭俭让”。不几天，与我们同住的姑妈所任教的中学学生来抄家，把妈妈上课要用的英文原版书和哥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琴要用的琴谱全都抄走了。
爸爸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治下的国家银行里任职，被认为是“四大家族的忠实走狗”，在运动一开始就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批斗了。那是１９６６年夏天，一天爸爸从生物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作者父亲的工作单位——编注）回来，疲惫不堪。他坐在沙发上告诉我说，那天他和好多同事被上海生物所技校的学生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故作轻松地说，“还算好。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一个箩筐罩在我头上，没有挨打。一直到批斗会快结束了，才有一个女学生掀起箩筐，看了一眼说，‘原来是你啊！’”爸爸还想挤出一丝微笑，两行眼泪却顺着他清癯的面颊流了下来。不久，爸爸就被关进“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白天被发配去打扫厕所或到生物所的动物实验室（生物所为生产血清疫苗养了不少动物）为动物准备饲料，晚上不让回家被隔离审查了。
妈妈虽然一时还算平安，但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革命不是一部永动机，“不断革命”必须有不断的革命对象作燃料，才能维持革命群众的狂热。在文革那些年中，批斗的对象常被称为“死老虎”，即对他们的批斗已经没有新鲜感，不再能激发“革命激情”，因此需要不断地“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把本来还留在“人民内部”的人“清理”到敌对的阵营中去。而且每挖出一个“阶级敌人”，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革命群众乐此不疲。现在想来，我们当初所谓“舒心”的日子，其实只是可以免于恐惧的日子，是可以早晨去上班，不用担心晚上能不能回家的日子。但即使是这样的日子，在那时也是一种奢侈。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一个我终身不会忘记的日子。妈妈早晨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中午时分有师院（上海师范学院，作者母亲的工作单位——编注）分属两派的红卫兵分两次来抄家，那天晚上妈妈没有回来。胆战心惊地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去了学校。正不知道该从哪儿打探消息，就看见了大字报棚上张贴了一张白纸红字的“红专会通令”，碗口大的字写着，“查外语系教师杨瑞如，系国民党派遣潜伏特务。从即日起留校隔离审查。”这“红专会”是“红卫兵专政委员会”的简称，是当时令人闻之色变的用酷刑拷打被审查对象的场所。落到他们手里，妈妈不知道要受怎样的折磨。
那时上海师院红卫兵有一位李姓女性头目，自比“女拿破仑”。她曾组织并领导了１９６７年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事件，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追捕，逃到武汉。我大哥在武汉的女友（后来的大嫂）曾经救助过她。想着这一层关系，大嫂找到她，求她帮忙。这个李姓红卫兵头目把大嫂带到一栋教学楼里，一间间教室看过后说，“你看，你的亲戚不在这里。”后来我们知道，妈妈被关在另一栋楼了，她摆了一道空城计。
那时爸爸已经被关在单位里隔离审查了，家里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和寡居的姑妈。我们虽然心焦如焚，却是无计可施。提心吊胆地过了两天，１月８日上午突然收到一位在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工作的亲戚打来的电话。（第八医院在漕河泾，离上海师院很近。）她说，“你们快来。你妈妈跳楼了，刚被红卫兵送来这里的急症室。”两位哥哥急忙起身赶去。他们赶到第八医院，妈妈刚被红卫兵转移去第六人民医院。他们赶到六院时，妈妈已经被带回师院了。听医生说，非常神奇地，妈妈从三层楼跳下来，除了骨盆有裂纹，没有其他严重伤害，所以红卫兵又把她带回学校继续隔离审查。
事后我们知道，１月５日师院红专会将妈妈隔离审查后，关在学校一栋宿舍楼的三楼，当夜就开始了酷刑拷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怀疑妈妈是潜伏特务的依据是妈妈毕业于教会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又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去。其实他们未尝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何等荒唐无稽，可是揪出一个隐藏的阶级敌人而且还是潜伏特务的“战果”对他们来说太过诱人，所以他们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逼妈妈承认是特务，并交代出特务组织的其他成员。妈妈自然是抵死不从，于是刑讯逼供的手法不断升级。后来妈妈听见一个打手问红专会的头目，“已经是六级了，还要升级吗？”原来红专会将他们的酷刑分为八级，级数愈高，手段愈残酷。
当晚的拷打没有能让妈妈“招供”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红专会的打手们想出了另一个狠毒的手法：他们赶去爸爸的单位拷问爸爸。他们谎称妈妈已经交代了特务组织，要爸爸坦白从宽。天寒地冻，他们把爸爸的棉衣棉裤全脱下，让他只穿着棉毛衫裤被拷打。爸爸平时身体就弱，患支气管炎，冬天一受寒就会咳血，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磨？爸爸被打得猛咳并吐血，他听见一个打手对师院带队来的谢姓红卫兵头目说，“外单位的人，打出事情来不好交代。”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红专会把爸爸带回师院，关在同一楼层里。妈妈听到了爸爸的咳嗽声，她怕爸爸被打死，就下了决心要逃出去。
第二天妈妈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试图从窗户跳下，可是窗户都被钉死了。妈妈刚烈，她爬上了窗户上方的天窗，纵身跃下。妈妈是作了最坏打算的，但她身上带着的毛主席语录中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不是自杀。我去找军宣队来救这里的人。”有人看见了大叫“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爸爸关在楼里也听见了，却不知道跳楼的是妈妈。红卫兵闻讯赶来，把妈妈送去了医院。
文革后大学恢复招生，我正好考进了上海师院。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又到了那栋宿舍楼下。妈妈跳下的那窗户离地有十几米高，楼下靠着墙根是一排水泥砌出的化粪池，在化粪池外侧有一块不大的泥地。我看着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跳下来的时候，就落在那块泥地上。若是稍稍偏一点，落在水泥地上，我从那一刻起就没有亲爱的妈妈了。我相信这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的看顾，除了难过，心中更是感恩。
妈妈跳楼后的第三天，红卫兵打电话来要我们家里去人，我和大妹妹赶去了学校。他们要我们去的原因是妈妈跳楼后站不起来了，红卫兵当然不会去服侍她，于是上厕所都是妈妈爬着去的。他们要我们家里去人照顾妈妈。我们走进一间宿舍，妈妈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我看见妈妈顿时眼泪夺眶而出，才几天功夫，妈妈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坚强的妈妈没有一滴眼泪。她要我们帮她把身上的衣服换了。妹妹帮妈妈艰难地翻过身来，脱下了裤子，我惊呆了。妈妈的臀部和两条腿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是几天前打的，伤处已是一片紫色，裤子上也是血迹斑斑。我不便帮妈妈擦洗，只能站在一旁泪如雨下，都是妹妹帮妈妈洗干净伤处，换上衣服。整个过程中有两个女红卫兵站在一边看着我们，磕着瓜子聊天。妈妈后来告诉我们，红专会的打手大多是体育系的彪形大汉，而这两个看守她的，是外语系的学生。人心怎么可以如此无情而且歹毒，把自己的老师打成这样？
从学校回来，我们担心如果任红卫兵这样酷刑折磨，妈妈可能会被打死。怎么办呢？我们想，如果妈妈能被关进监狱，至少安全是有保障的吧？于是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去了长宁区公安局，想让他们逮捕妈妈。可是那时候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也是大打派仗，无人理事。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事要到建国西路７５号找上海政法指挥部，当时上海公检法的事都归他们管。于是我们赶去政法指挥部，那里设有一个接待站。我们当然不能说希望他们保护妈妈，只说妈妈是美蒋潜伏特务，已经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了，希望公安局把她抓起来。那位接待我们的公安人员一句话就把我们顶了回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群众专政，关在学校和关在公安局没有不同。”
这样的让我们去照顾妈妈的机会，也只有过一两次。等妈妈自己能上厕所了，红卫兵就不再允许我们见到妈妈了。每星期一次，我们给红卫兵送去钱和粮票，让他们给妈妈买饭。看管妈妈的是外语系一个张姓男生，几乎每星期他都说所缴的钱和粮票不够用。我们知道他不可能让妈妈吃什么好的，这钱和粮票肯定被他中饱私囊了。可是我们哪里敢问，只能多给他一点，希望他良心发现之余，让妈妈也能吃得好一点。
每次去，我们把妈妈换下的衣服带回来洗。那时我们听人说，有一种“红花油”对跌打损伤的疗效很好。我们就买了让红卫兵给妈妈，让她给自己按摩。“红花油”的气味很刺鼻，每次妈妈的衣服拿回来，上面都是这刺鼻的气味。在这以后很久，我都闻不得这个气味，一闻就要流泪，想到妈妈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腿。不久，上海的“红花油”居然脱销了，我们骑车到处找都买不到。不知那时有多少人家都在用“红花油”啊！
不知是妈妈最终没能扛住，还是觉得这样硬抗于事无补，妈妈被屈打成招承认了特务的身份，并“交代”了特务组织的成员。妈妈怕前后说得不一致又要吃苦头，于是用我们五兄妹最好的朋友的名字作为特务组织成员的名字。考虑到我的好朋友的父亲是上海著名人士，怕红卫兵看出破绽，妈妈只说了四个人。他们的所在地当然只能乱说一通。
得到了他们所要的结果，红卫兵把妈妈被关进了同一栋楼里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间。我后来也去看过，大约两米宽三米长，只在门上方有一个小窗。关押妈妈的时候里面放一张单人床，一盏灯终日亮着，妈妈在那里被关了几个月。随着关押时间的过去，红卫兵的看管也逐渐松懈下来。我们发现冬天天冷，红卫兵早上起不来，清晨时分楼道里没人。于是我和妹妹好几次早晨五点左右赶到学校，蹑手蹑脚地走到妈妈的牢房前，在门上轻叩几下，然后从小窗扔进一些吃的给妈妈。有一次被一个学生撞见了，我们吓得惊慌失措，以为这一下要大祸临头了。那人可能看我们可怜，不但没有声张，反而让我们看看妈妈，可是他没有钥匙。于是我扒着门框引体向上，想从上面的小窗里看妈妈一眼。心里一激动，两腿蹬在门上咚咚作响。那个好心人慌了，连声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催我们快走。那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看见妈妈。
到了那年初夏，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把隔离审查的对象都集中到学校以前的肝炎隔离病房关了起来。比起杂物间，病房的条件要好一些。妈妈搬过去以后，在床头拉了一根铁丝挂毛巾，随口说了一句，“准备插队落户了！”结果又招来一场批斗，说是抗拒审查。妈妈虽然被关押在学校，却一直记挂着我们。她知道中学生开始分配了，就一直要工宣队问我们分配的结果。可怜妹妹已经去福建乡下插队落户当农民了，我侥幸分到上海的工厂里。可是我不敢告诉妈妈，怕工宣队知道了去学校或工厂告状把好事搅黄了，只能一直含糊其辞。等妈妈放出来时，我在工厂已经上班半年了。
妈妈一直被隔离审查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才放出来。我当时算过，从１９６８年一月５日起，一共关押了４３０天。明明知道是冤假错案，工宣队还不肯放手。二月里一天，家里就爸爸、小妹妹和我三人，我们在熟睡中被突如其来的猛烈捶门声惊醒。原来是工宣队带着学生翻过我家大门，分两队堵住前后楼梯，再一次抄家。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抄了十次还是十一次了，那里还有什么可抄的？他们折腾到早上四点左右才离开。临走时，一位工宣队员还按按我睡的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你天天睡在这软绵绵的‘席梦思’上，怎么能不变修？”我真想让他躺在那弹簧已经杵着背的“席梦思”上体验一下变修的经过。
终于为妈妈平反了。平反前工宣队还对妈妈说，“组织为了弄清你的问题，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言下之意，妈妈应该对这隔离审查感恩戴德才是。记得平反书中还有这么一句，“这些年来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虽然被平反了，妈妈马上就和其他的老师一起，被送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先是黄山茶林场，后来是江苏大丰农场，好像还去过奉贤的农场。每隔一段时间，妈妈可以有几天假期回上海。我们多希望妈妈能和我们一起多待些日子，妈妈也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可是哪里可能？一次妈妈临回大丰农场前，说的一句让我至今想来仍然心酸的话，“我真希望能再多待一天给孩子们做顿饭。”这样离多聚少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上海的五所师范院校（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成上海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上课才结束。
十几年后，我在University of Iowa读研究生，妈妈来探望我们。我的导师问我，能不能请妈妈给教育学院的老师们讲讲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妈妈答应了。当妈妈在台上讲到她被关押在红专会的那些日子时，我在下面泣不成声。那时我和妈妈都是基督徒了。妈妈说到她几经生死的经历时，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算过了。不要害怕。”我也知道了当年我在那栋宿舍楼下心中对之默默感恩的冥冥之中的神灵是哪一位。会后，我的老师给我道歉说，她不知道妈妈的分享会勾起我那么痛苦的回忆。我对老师说，我是既伤心又感恩，感谢神保守我家虽经大难却没有家破人亡，这才有了后来爸妈和我们和睦生活的幸福时光。
还想说几句多余的话。每次说起文革的经历，就有人会认为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我的头发虽然白了（或没有了），所说的却不是闲话。据我所知，文革的官方定性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何为内乱，灾难又有多么严重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对文革的反思，怎么能防止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不卷土重来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二战的两个罪魁祸首德国和日本战后对这场浩劫的不同态度常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一跪，表现了德国的忏悔，“跪下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而日本国对在二战中带给世界的灾难拒不认罪则让世界尤其是日本侵略的直接受害者如中国和韩国愤怒。人们说，如果日本不反省并忏悔在二战中的罪行，军国主义就有复活的土壤。既然如此，如果在文革中行凶作恶的人不忏悔，文革不也有死灰复燃的土壤吗？文革过去五十多年了，红专会的那些打手们忏悔了吗？那两个磕着瓜子冷眼看着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老师的女红卫兵忏悔了吗？我看未必。１９８２年我到武夷山旅游，从上饶坐火车回上海。车上拥挤不堪，我们没有座位只能在走道上席地而坐。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年人很感慨地对我说，“六六年造反格辰光，只要我写一张条子，上海铁路局马上帮阿拉挂一节车厢。”（“１９６６年造反时，只要我写一张纸条，上海铁路局马上给我们加挂一节车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吹牛，不过看他对当年权势的迷恋和失去了权势的惆怅，要真有“人还在，心不死”的话，这人就是了。如果这厮还健在的话，说不定已经翻出压在箱底多年的红卫兵军装和红袖章，上街重温旧梦了。
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这些重温文革旧梦的老中青少幼红卫兵们（我已经见过幼儿园的孩子模拟批斗会的照片了）为什么能那么肯定，如果文革再来，他们一定是那些把别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而不是被打倒、被踩上、被不得翻身的那些人呢？要知道从“革命动力”到“革命对象”只有一步之遥，从“座上客”到“阶下囚”也只是须臾之间。如果想到自己被打倒、被踩上、被不得翻身的境况，他们还能这样兴高采烈吗？
□ 摘自红雨：“怀念我亲爱的妈妈”，原载《华夏文摘》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标题为编者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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