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之十五 --- 我的外婆是逃亡地主
在1966年夏季红卫兵造反的高潮声中的某一天,我外婆被定义为逃亡地主,被红卫兵勒令立即返回原籍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当时外婆住在我姨妈家。我妈接到通知后带着我匆匆赶到姨妈家给外婆送行,以为这辈子可能再也母女不能相见了,离别依依,场景凄惨。
在回到故事正题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我外公和外婆的身事。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公,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看到过。说起外公,无论我的外婆还是母亲都是欲言又止,遮遮掩掩,说一半噎一半。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姐姐)在改革开放后才敢多说了一点点有关我外公的身世。根据我从前辈们口中零零散散听到的故事,我对外公有了一个不完整的拼图。
我的外公出身在四川省彭县,就是现在的彭州市,距离成都现在开车不到一小时,是个很富足的地方。我外公是家中独子,出生时家境殷实,有数百亩良田,在当地也算不上大户。外公婚后不久就远赴北平读书,大约是在1925-1928年,学校是当今的中国农业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共,从事秘密活动。怎料在某次秘密集会时遭军警围捕,翻墙逃脱,但组织被破坏,从此失去了组织联系。
大学毕业后的外公只好回家乡继承祖产,用所学知识,发家致富。至1949年前夕,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仅有百亩家产的小地主,发展到田产数千亩,富贵可与刘文彩匹敌(现在的正式资料显示,刘文彩实际拥有田产8千余亩),并且长期住在成都,与大军阀刘文辉成了街坊。据我妈回忆,她小时候去上学都不敢经过刘文辉家门口,因为有站岗的兵痞流氓。
据我母亲回忆,当年家境逐渐富裕,管家佣人诸多,锦衣玉食,高朋满座。每逢收租时节,仅派管家下乡收租,佃户有困难会酌情减免。我外公只有三个女儿,除了二女儿夭折,我母亲和姨妈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我的经历和见识,很难拼凑出当年外公家的富裕生活,但是从我母亲的修养和学识,我能感觉到我外公是个有知识,见过大世面,很现代派,温和且很注重家庭生活的绅士,和当年的一般土豪很不一样。
到了1950年土改,外公作为大地主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家里的田产都被没收了,所有的浮财,不是被人骗了就是被人抢了!更惨的是,四川土改极为残酷,枪毙砍头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外公应该是看到难免一死了,就自我了断了,终年还不到50岁。据说我外婆和我妈事先都知道他要自杀,却也无可奈何。外公死后葬于何处,我们后辈根本无从知道。我现在常常有一种无名的冲动,要为我冤死的外公扫墓,祭拜他老人家的亡魂。虽然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公,但是我对他老人家的爱来自于无法割舍的血脉传承,并伴随着我的一生。
外公自杀以后,我外婆和当时还未成年的我母亲,顿时沦为无依无靠且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只能投靠远嫁武汉的姨妈,这都是后话了。
再来说说我的外婆。我外婆也算出身于名门世家,其舅父乃曾经权倾一时的四川省军阀都督尹昌衡。我妈说外婆年轻时非常漂亮。据说为了嫁给我外公,其娘家隐瞒了生辰八字和出生年月。我外婆应该比我外公年长,她的生日一直被保守到终身。据说婚嫁时,娘家陪嫁颇丰,引来其姐妹们大为不满。我的印象中外婆一直怀念着外公,经常会给我们描述外公生的如何高大英俊,但是从不回忆当年的富裕生活。据说我外婆在土改时期,我外公死后,被拉到乡下批斗,挨过毒打。我外婆从成都流落到武汉后,把我妈和姨妈家的5个孩子拉扯长大,每天为两家买菜做饭,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独自带着我们几个都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孩子相依为命。
还是言归正传。话说外婆启程回原籍后两月有余,毫无音讯,却突然又回到了姨妈家。让我妈喜出望外,赶紧又带上我去了姨妈家了解原委。其实所谓红卫兵的那个勒令,根本就是狗屁,没有任何权威和执行力,好多人出门躲一阵子等风头过去了就谁也不记得这档子事了。怎奈我家老实胆小,接到勒令就乖乖的启程回原籍了。外婆回到原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当地派出所呈上红卫兵的勒令书。当地公安根本不接受,反而开具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外婆不是逃亡地主,是经过批准离开原籍的。外婆怀揣着这张证明,心底踏实的回到了武汉。其实回到武汉后谁也没有再来过问过此事。
据我外婆晚年回忆,她回原籍那些日子,也去走访过几家曾经的亲朋好友,也包括以前的佃农。大部分人都是避之不及,尤其是她的亲姐姐,更是将她拒之门外。从此不仅是我外婆,连我姨妈和我妈一生都再也没有返回原籍。家乡留给她们的想必都是伤心的回忆。回到武汉后的外婆,从此无人骚扰,每天操持家务,含辛茹苦,非常勤俭节约,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当年大地主婆的痕迹。90年代我们回国探亲,每次一进门,90多岁的外婆就一定要拉着我和我老婆一块打麻将,一打就是四五个小时,毫无疲态。她老人家以90余岁的高龄,思维敏捷,牌艺精湛,只赢不输,成了我对她老人家最后的温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