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神秘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

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宝贵的二十年 ……

谈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

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

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

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

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谈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

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

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

这是很不容易的。

谈鲁迅

鲁迅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

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

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

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

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

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谈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

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

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

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

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

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

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

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

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谈王实味

王实味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

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

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

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谈郭沫若

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

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

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

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

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

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

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

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

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

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

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

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

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谈老舍

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

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

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

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

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

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

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

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

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

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

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

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

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

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

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

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

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

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

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

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

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

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

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

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

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

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

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

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

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

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

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

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

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谈俞平伯

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

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

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

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

（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

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

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

"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

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

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

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

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

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

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

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

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

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

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

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

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

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

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

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

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

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

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

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

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

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

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

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

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

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

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

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

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

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谈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

《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

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

《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

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

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

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

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

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

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

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

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

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

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黄永玉

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

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

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

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

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

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

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

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

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

"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

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延安）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

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

"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

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

"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

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

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

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

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

顾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们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彻底地颠覆了，或者说，从根本上给扭过来了。

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

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

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顾准死时很凄苦：妻子已先他离世（自杀）了，孩子们又不认他，想见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谈资中筠

资中筠是从根本上关心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选自：铁血网`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