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病在非洲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日，南非的旅游行程结束，我们一行四人从约翰内斯堡飞内罗毕，开始肯尼亚的行程。飞机降落时，我耳压失衡，丧失部分听力，久久不能恢复。接下来五天，我们在海拔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米的“高原”上，坐着观光越野车追逐动物，道路崎岖不平，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在公路上行驶时，下坡高差迅速变化，耳压失衡加剧。

六日晚饭时，我看着那些色香味俱全的中西佳肴，一样都不想吃，最后勉强吃了一点，喝了几碗汤。接下来二天食欲不振，八日早餐时，我转了一圈，没找到想吃的东西，看到每天早晨都吃的煎鸡蛋，觉得油呼呼的，怀疑自己前些天是怎么吃下去的。这时，绒姐端着盘子走过来，跟服务员说要二个煎鸡蛋，真羡慕她的食欲，尽管喉咙不适，偶尔咳嗽，但吃喝玩乐不误。我喝了一些果汁、吃了几片西瓜。虽然进食不多，但不影响游猎和观光，反正大部分时间坐在车上，体力消耗得不多。

八日下午，我们四人在沙土和柏油相间的公路赶往内罗毕机场，时而坑坑洼洼，千沟万壑，剧烈震荡颠簸，时而易道坦途，平稳前进，下坡时一落千丈，耳失衡骤增。到达机场后，与一位新认识的旅友告别，剩下三人继续飞坦桑尼亚参加另一个旅游团。当晚，飞机在夜幕中降落乞力马扎罗国际机场，我们乘出租车行驶在漆黑一片的荒野里，两边不见一家灯火。我觉得出租车很高级，噪音特别小，旅友们和司机谈话声若蚊蝇。

九号早晨，我们与另一位同游多次的旅友会合，大家相见甚欢，几个月前在以色列分别，此刻又在坦桑尼亚相见，不禁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一个七人小团，我们四人乘一辆游猎越野车，一对同龄老美夫妇和一位华人先生乘另一辆车。从这天开始，厌食愈演愈烈，果汁、西瓜、菜汤成了主食。九日是我的生日，本命年不顺的说法在头脑中作祟，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十日晚餐时，大家准备为我唱一曲生日快乐，遗憾的是我只想洗洗睡了，没有出现在餐厅里。

从九日到十二日，主食还是果汁西瓜菜汤老三样，耳压还没有恢复平衡，听到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空旷的山谷里传来似的，好像童话世界一般。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晕车，开玩笑说，我是不是晕车啊？没晕到头，晕到了胃口。我从来没有晕动症，包括车、船、飞机、秋千、摇篮，训练飞行员的旋梯和滚圈，从小就玩得心手相应，技艺炉火纯青。

既然怀疑到晕车，那就要给晕车找一个理由。这期间耳压一直没有恢复平衡，我自以为是地分析了一下，由于耳压持续失衡，耳内的压力环境发生变化，影响到内耳的运动平衡感知器官，后者向大脑发出错误信号，导致不同寻常的晕车，其症状只是厌食。后来，一位医生朋友说，不是晕车，如果是晕车的话，下车几分钟后症状就消失了。

如果不是晕车，那还有一种解释：心理障碍。在肯尼亚时，我们到访一个供游客参观的马赛人村庄，村子里臭气熏天，房屋矮小如同窝棚，屋内空空如也，昏暗肮脏，小孩子满脸苍蝇。后来在旅馆里吃饭，想到那些年轻的服务员就是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他们能被训练成合格的服务员吗？能理解那些卫生条例吗？在洗菜、做饭时，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吗？我们吃的喝的都出自他们的手，他们的手洗干净了吗？...... 不知不觉中，开始厌食。

不幸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晕车”问题悬而未决，又觉得喉咙发痒，咳嗽接踵而来，真是雪上加霜。十二日那天感到特别虚弱，到驻地下车时步履蹒跚、气短无力。这是一个准备住三晚的新驻地，我坚持出席晚餐，喝了两碗汤，没有吃主食。

次日，我决定不参加游猎，在驻地休息。白天躺在床上，手腕上的“电脑”不断发出警告：休息状态心率超过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我除了虚弱和咳嗽外，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这些症状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咳嗽肯定是感染上什么细菌，有了炎症，多日依赖果汁西瓜菜汤维持生命，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细菌无所忌惮，在体内作得更欢了，导致心率加快。

这天是服用预防疟疾药的日子，该药可能强烈刺激胃肠，要求饭后立即服用，而且是一天中吃得最多的一顿饭。为此，太太向厨房要了鸡蛋西红柿，为我煮了两袋方便面，我鼓足勇气吃进去一大半，最后觉得恶心了，只好放弃。饭后立即吃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个驻地在动物保护区内，方圆几十公里没有医院，下一站驻地附近有家美国基金会资助的医院，导游坚决要求我去那里就医。我没有发烧，觉得还能掌控自己的病情，可以坚持到回美国；转念又想到在南非时，导游说如果游客生病或受伤，他必须安排当事人送医救治，并以书面形式上报总公司。为了不给导游添乱，也为自己健康计，我答应去医院看病。

我休息了两天，躺在床上浑浑噩噩，非睡非醒，时而游思妄想，时而神安心宁，梦幻、现实、感悟、想象纵横交织，乱作一团。在混混沌沌中，所想所悟，所梦所幻，挥之不去，却成就了日后的一纸荒诞文字。

咳嗽来了无法控制，像火山爆发似地喷薄而出，气冲牛斗，其后座力给人一个踉跄。咳得剧烈时，白天惊天动地，几乎将心肺咳将出来；夜里整个人都从床上弹了起来，如同电击抢救濒临死亡患者的情景。夜里不停地咳，无法入眠，天亮起床后，手机居然说我睡了六个小时，难道我是在梦里咳嗽？

十四号那天，我突然想到全国著名矿产地质学教授张秋生先生。一九八六年，他到非洲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去野外考察、采集岩石标本，夜以继日地赶写考察报告。回国时，背包和行李里装满了岩石标本，飞机到北京后，乘客都走了，他仍然坐着不动。空姐上前查看，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不幸为时已晚，回天乏术，可惜一代精英学者英年早逝。后来医生证实，他被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叮咬，又疲劳过度，免疫力下降，导致病发身亡。

进而又想到万一我驾鹤西去，可能会给他人带来困扰和麻烦。本来生死有命，与他人无关，可是现在动辄就是连带责任，某些律师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利用法律的漏洞，纵容家属提起诉讼，造成社会资源内耗。我希望家人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不要为了钱财卷入焦心费神的诉讼中。于是，我用英文草拟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免责声明，为了更像一个法律文件，要求AI按照法律文件的口气修改一下，译成中文为：

本人XXX声明，如我在旅途中因病去世，我的同行旅友、旅游公司、酒店、航空公司、机场、医院或任何其他相关方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我的遗体必须严格按照本人生前遗嘱处理。该声明立即生效。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我之所以强调遗体必须严格按遗嘱处理，因为遗嘱中说，无论在何地发生，捐献器官，遗体就近火化，不留骨灰，不要墓地，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火化后再通知亲朋好友。把遗骨扔在万里之外的蛮烟瘴雾之地，与非洲各部落的鬼魂为伍，恐怕有些亲属在心理和感情上难以接受，埋怨当事人，也就是我太太。我的声明和遗嘱是她的挡箭牌。

我将声明发到四人小群里，没想到惊吓到二位旅友，给她们快乐的游猎蒙上了一层忧虑的阴影。她们以为我病入膏肓了，深表不安，甚至引咎自责，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看到你写的后，马上就认真地讨论了……首先抱歉我们的关怀和照顾不够，好几天吃不下饭肯定身体虚弱，而且你自己又总怕连累大家不提任何要求……身体健康是首位的，很高兴你能接受大家的建议，明早直接去看医生……咱们对症调理和处理，心情放轻松……一定有办法的。”

旅友们的关怀令我十分感动，特别是结尾部分，感觉十分亲切，既像幼儿园阿姨哄小朋友，又像医生护士安慰临终关怀的老人；最后几个字，与李大夫在那年九月九凌晨说的“我们有办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那天李大夫是真的没有办法，而旅友说的办法是一定有的。旅友们的自责令我坐卧不安，为了让她们心安理得，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开心地向草原前进，我表示病情在掌控之中，并将张教授的遭遇和自己当时的想法告诉她们。

十五日一早，旅游团兵分两路，一车五人继续游猎，太太陪我乘另一辆车去医院。汽车行驶在动物保护区的土路上，时而和各种动物不期而遇，导游习惯性地停车让我们观看。出了保护区后，还是土路，颠颠簸簸地走了一大段才上了柏油路，沿着蜿蜒的山路翻过海拔二千五百米的高山。大约三个小时后，汽车又下到土路上，导游说快到医院了。我心里惊叹道，去医院的路居然是土路！

医院有几栋简易的平房和一座二层小楼，患者在平房外面的棚子里候诊，做诊前例行检查的护士站在另外一个棚子下。导游带着我办理了挂号手续，然后做例行检查，包括血压、心率、体温、血氧等。我的血氧饱和度很低，估计不到百分之九十，护士看到后，以为我是新冠肺炎患者，用异样的眼光瞥了我一下，迅速向后退了一大步。

我知道自己的血氧低于百分之九十五，手腕上的“电脑”每天定时自动测血氧，虽然数据精度不高，但我是处理测量数据的行家里手，会挑选合理的数值。我还知道自己不是新冠病毒感染，也不相信血氧低于百分之九十五就如何如何的说法；这里海拔高度较高，对于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本来就缺氧，再加上体弱咳嗽，心肺功能减弱，血氧饱和度自然下降。

第一次看到血氧仪的用法时，我就明白了其测量原理，广义上说是电磁波探测，用某个频带的光谱测定血液中某个参数，而这个参数与血氧饱和度相关，通过前者可以换算出后者。这种间接测量的方法，是许多学科通用的做法。用一个阈值给测量结果定性本身就不科学，但对于不了解测量和换算细节的外行大众，也只能采取简单易行的定性方法。

医生是一位当地人士，他听了我的病情自述后，对我因“晕车”而厌食一说不置可否，也没有往新冠肺炎上怀疑，听诊了前胸后背，未发现异常，然后开单子化验血液。我对验血顾虑重重，脑子里冒出了一大堆问号，针头是不是一次性的？不是怎么办？让不让护士抽血？万一传染上艾滋病怎么办？…… 无论怎样，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法临阵脱逃了，只能硬着头皮忧心忡忡地往化验室走。

化验室在对面二层小楼的一楼，抽血的针头针管看上去和美国的相同，我的顾虑顿时烟消云散。化验结果显示白血球增高，医生诊断为细菌感染，开了抗生素和减缓症状的药。交款处和药房在平房里面，但窗口冲墙外开，患者在外面的棚子下交款取药。两种药都是五颜六色的颗粒，用胶囊包装。

从医院出来后直奔当天下榻的旅馆，从土路上柏油路，再下土路，经过一个熙熙攘攘、肮脏混乱的露天市场。过了市场不远转弯，土路变窄，凹凸不平，汽车摇摇晃晃地来到一个大门前，门卫开门。大门内别有洞天，和外面是两个世界，光滑平整的柏油路、修剪整齐造型优雅的树木、绿茵茵的草坪、姹紫嫣红的花池、错落有序的独立客房，环境清幽雅致，景色赏心悦目。

我们被安排到距离餐厅最近的一栋房子，客房宽阔明亮，时尚豪华大气，卫生间设施精致高档。我不禁想到居住在狭矮土屋里的马赛人，他们能想象出这里的景象吗？能想象出房间里的大床、宽敞高大的蚊帐、卫生间里的浴盆、马桶是干什么的吗？和他们相比，我有幸没有出生在这里，现在又生活在美国，再有任何奢望都是非分之想，只能感恩上帝，约束自己。

第二天，我仍然没有随团行动，一人乘车去最后一站入住，在房间里休息。这里海拔高度低了很多，大约只有九百米，觉得舒服一些；同时感到十分困惑，难道“晕车”还与海拔高度有关？晚餐时略有食欲，喝了开胃汤，进了一份正餐。

八月十七日行程结束，早餐后乘车去机场。机场的安检特别严格，随身之物倾囊而出，过了安检后，再将随身物品放回原位。谁知前面还有一道安检，又慌忙将刚装好的东西折腾出来……，匆匆忙忙地先后过了三道安检；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要围着一个大布单，光着屁股过安检。

过了安检出了关，得以喘息片刻。不料服药时发现大夫开的头孢没了，准是过安检时给折腾丢了。这种抗生素必须服用五天一个疗程才有效，这才服了两天。非洲生产的头孢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隔着胶囊散发出来，令人不适；同样的药名，产地不一样，药力千差万别，减轻症状的药服了两天，没有任何效果。

经过二十多小时的候机转机和飞行，我们于八月十八日上午抵达纽约，虽然还有最后一程，也算到家了。候机时给自己自拍一张，记录下当时狼狈不堪的样子。到家后量了一下体重，竟然掉了十磅，有位旅友曾说我瘦了一圈，当时不知道一圈是多少磅，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圈，现在知道了，一圈十磅，还有十四圈挂点零头。太太及时请一位医生朋友开了抗生素，服用五天清除了病菌，但它造成伤害还没有消除，至今仍在康复中。

我们从肯尼亚过去的三人都感染了这种病菌，另外二位症状较轻，进食游猎两不误。有一天，旅友加病友们交流康复进程，说起这种病菌的凶猛顽固，深受其害却不知道它姓甚名谁，于是，我问了一下AI，方知是肺炎链球菌。估计感染发生在肯尼亚，或维多利亚大瀑布，甚至更早的南非和斯威士兰，具体时间地点无从追踪考证。

至于为什么不想进食，得不到医学上的解释，仍然是一个谜。在此不妨自作聪明，用排除法缩小一下范围。肺炎链球菌感染的症状中没有这一条，再说了，厌食在先，喉咙发痒咳嗽在后，可以排除。这期间我服用预防疟疾的处方药，其副作用中也没有这一条，可以排除。由于我还能喝果汁和菜汤，心理因素也可以排除。还剩下耳压失衡、海拔较高、汽车颠簸摇晃三个因素，单一考虑每个因素，应该可以排除。若将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综合权衡考量，似乎排除与不排除都没有科学根据。

可是，我一个多星期没吃饭上哪儿说理去？总得有个说法吧，找不出罪魁祸首，只能拿这三个因素的综合效应当替罪羔羊了，它们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我“胃口晕车”，人无食欲。胃口晕车又与链球菌狼狈为奸，为非作歹，使两者对人体伤害的力度扶摇直上。也许将来有一天幕后真凶会浮出水面，证明我的判断是无稽之谈。

写于二零二三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