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了旧上海经济半壁江山的广东商人zt
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八十年代时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但到了九十年代后，由于国家战略重点同时转向江浙沪的长三角，于是一些自上而下的奇言怪论应运而生，到了近年来发展京津地区，这类言论就更多了：什么广东人不喜欢受教育，文化程度低，只能做低端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江浙人受高等教育程度高，将是中国发展先进产业的希望。什么广东人不是企业家，只会压榨外来工的血汗钱。还有人干脆说广东不出企业家，只是一帮子土农，利用地利收租发财，广东的发展完全是靠某老人在南方的土地上划了一个圈，划了别的地区也会发展起来。还有人说近现代中国只有浙江商帮福建商帮。甚至还有人拿上海的GDP逼近香港说香港过去几十年也是靠中国极力扶持发展起来的，香港的有钱人都是以前老上海的江浙人因避战乱跑过去的。
这里我们且不说广州是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后从未闭关的港口，在除南宋元朝外的年代里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清朝时广州的十三行对外贸易商人与北方山西的晋商江南安徽的盐商属于最有钱的群体，其实比后两者还有过之。广州和扬州是清末鸦片战争时中国仅有的两个付赎城费避免英军攻击的城市，当时扬州还不是现在被人认为是苏北那样的破落悲惨境地，而是因为漕运盐运银庄发达而仅次于苏州的江南第二富裕之地。扬州当时共筹了五十万两银赎城费，而广州方面十三行商之首的伍家就付了一百万两银，另外十三行全体又付了一百多万两银。在清末晋商徽商衰败后粤商以多年的对外贸易经验娴熟的英文广阔的国际视野成为中国近现代工商业里面最有份量的一个群体。就是在近代的中国经济中心东方之珠上海，所谓的十里洋场世界大都会时代，以香山(如今的中山珠海的前身)商人为首的粤商可谓撑起了早期的上海，也是后期唯一与宁波商人为主的浙商并立的群体，什么苏南商人，苏北人，上海本地人及其他地区的商帮都只能够望而兴叹。最多时只有十三万人的广东人，在顶峰时达到三百六十多万人的国际大城市上海仅属于一个小群体，但是却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锦纺织业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作为老上海经济命脉的华资烟草业百货业食品制造业电影业影院业旅馆业酒店业茶叶业采矿业银行业化工业化妆品业报刊业等先进产业都占了主要甚至不少是垄断性的地位，可以说上海半城华资经济掌握在广东商人手中。上海五大民族工商业家族中广东就占了两家，分别是永安系统的郭家和南洋烟草的简家，江浙的刘鸿生家族和荣宗敬家族合起来也只是占了另两家。而且统益系统的吴家南洋烟草的简家和永安百货棉纺系列的郭家则先后成为老上海民族工商业中从二十世纪初到新中国建国前最有钱的商人。广东人陈炳谦郑伯昭也是这个时期上海滩最有钱的大买办。可以说从广州十三行到旧上海的广东商帮再到香港崛起直到现在的泛珠三角粤商，是一条可以连得上的轨迹。
1949年前在上海的广东人是怎么一个群体？除了为粤资企业工作的高级员工和少量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的佣女外，多数都是外资大洋行里的买办和民族工商业的企业家。买办这个词在建国后被视为贬义词，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说的外企驻中国高层兼且是外企的经销商，最高级的洋行买办，香港人称之为大班，其势力之大，收入之高，不低于大华资企业的老板，甚至更高，毕竟当时华企与洋企的实力影响力对比还远不如今天。事实上很多近代民族企业家本来就出身于洋行买办。所以当时在沪广东人绝对是上海社会里的上等人，他们的特征是熟习外语，穿西服，开着当时天价的小汽车，在大华资企业大洋行或需要外文人才的政府机构如海关工作，有不少老外朋友，很多人父母是华侨，本身在上海的外国教会学校或留洋受过高等教育，属于有现代工商业知识思想前卫的富二代。就是住在当时四川路或其他地方的 一些中下级广东人，也经常遇到类似这样的事：因为小巷窄小，访望自已的华侨亲戚小汽车开不进来，时不时按喇叭，最后，一个西装笔挺的老头挽着个小姐，指使秘书在司机的帮助下从车上拿出几袋礼品在广东人的迎接下走进小巷，那些小肚小肠穷得屁股生烟的本地邻居们还以为这广东人故意想出风头，又妒忌又气，其实这时候广东人往往唯恐是惊扰了大家阻碍了交通。
1945年出版的《上海百业人才小史》，里面有6000多个名人，主攻中国近代史城市史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钻友在《香山与上海》一文把他们的学历做了一个统计，这里面人口最多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三个地方的旅沪名人的统计，在一万个旅居上海的人当中，江苏一万人当中有1.054个高等学 历的人，包括留学和国内大学以上的学历，不包括专科。浙江1.6人，广东有8.33人。就是说当时在沪广东人的人口文化素质要远比另外两个省高。
所以，近代广东商人一向是注重子女教育的，至于为什么当代中国电视电影里出现的老广都是清一色的穿着不合身的西服，挂着大金链，咧着大金牙，问着小 姐一晚水饺多少钱的北方煤老板似的暴发户？这不能怪广东人。只能怪当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被打断了，几十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只能由一些农民重新奋起，延续那 一代的实业救国实业致富梦。真正的世家都在香港，变成香港人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广东商人：
烟草业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旧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族烟草企业，时至今日它的分支企业广州的双喜，上海的红双喜，武汉的红金龙黄鹤楼仍对中国烟草企业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力。最近看新闻说广州和上海有意联合，而双喜和红双喜合起来销量超过400万箱，已经超过红塔山，是中国最大，在世界上仅次于万宝路的世界第二大 卷烟品牌。难以想象如果武汉的红金龙黄鹤楼加进来，会是怎样一个规模。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广东佛山南海广府人，少年时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日本经商，主销广东磁器、布匹。后来在曼谷经营百货和轮船公司，赚了大钱。１９０５年与越南华侨曾星湖于香港合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生产"双喜"、"飞马"、"白鸽"等名牌香烟，但３年后即亏本歇业。在简铭石的支持下，公司在整 理后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家居多数股份。
推翻满清后，爱国心受鼓舞。二人抓住时机，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一战期间，公司迅速发展，1915年，资本额增至100万元。１９１６年在上海设立分厂，每年盈利均高达百万元。１９１８年改上海厂为总厂，工人总数万余名。１９１９年， 面对英美烟草公司的压迫，登报招股，扩大改组，张謇、虞洽卿等知名企业家纷纷出资入股，资本扩大为1500万港元。于上海、香港两地共设５厂，同时开办锡纸厂，并在烟叶产地设收购处焙叶场。简家仍占股份的5０％以上。在一篇关于荣德生荣毅仁家族的文章中提到，至1919年荣氏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家总公司，已拥有12个面粉厂和4个纺织厂，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以上，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二位，仅次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见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至二十 年代初，南洋兄弟公司是上海乃至于中国民族工业数一数二甚至是最大的企业。从1920年开始，南洋进入了巅峰期，年均利润达400万元，在当时上海乃至于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都属于天文数字。西方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指出，在简照南的带领下，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南洋的行政管理日渐专业 化，在结构上更能紧密结合，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大企业。
１９２３年雄才大略的简照南仅五十三岁就突然病逝，南洋兄弟烟草的命运开始悄悄逆转，前几年状况还好，１９２５年公司再度扩大，浦东汉口设新分厂(即现在的武汉卷烟厂)，生产到现在都很著名的黄鹤楼和红金龙香烟。1926年南洋兄弟烟 草公司盈利二百三十万元，卷烟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20％，是民族烟草业第一大品牌。1927年10月企业实际自有资本已近2000万元。但从１９２７年 开始，由于竞争加剧，民族资本得不到保护，简玉阶达不到兄长的前瞻性和控制力，家中后辈比不上简玉阶，更不成器，公司开始亏损。1928年和1929年， 公司巨亏545万元，幸好1929年釆取措施，各厂全部更换上新式美国卷烟机，提高了生产能力。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有好转，但年度利润再没有超过60万元， 仅为简照南时代的一个零头。1930年代初，日军占领东北，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三省和华北，公司进一步遭到挤压，１９３７年宋子文借机低价控股了该公司。 简玉阶任董事，实际处于闲职地位，简家转投其他事业。之后直至新中国建立，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解放后公私合营，简玉阶任副董事长，并被选为全 国政协中15名工商代表之一，随后被任命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
电影院及电影制作业(广东商人在这两个产业中占据了多数的地位，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
吴朝和 广东人，创办广东大戏院(也就是现在的群众演剧院)。1931年2月竣工，为上海主要粤剧演出场所，兼映电影。观众厅2层，设1280座。同年9月黄金荣接手，称荣记广东大戏院，逐步成为上海演出粤剧的唯一大剧场。
梁湘甫、梁海生 广东人，与人合伙建造融光大戏院，1932年11月开幕。后称国际电影院。6年亏损24万元，1937年7月起停业清理。八一三事变后，由日人占领。抗日胜利后作敌产接收。
曾焕堂 广东人，大世界老板黄楚九的二女婿，1917年合伙创办上海大戏院,并任总经理，是第一间华资电影院。通过谈判，先后获得很多美国电影公司影片经理权或先映权，在第一时间首映了《赖婚》《月宫宝盒》等一大批重要影片，对中国早期影坛产生很大影响。 后通过资本运作买下了大戏院的所有股权，成为华商独资经营人。他想在制片、放映、代理经营等方面都有所染指。经过几年的筹备，1924年中华电影公司宣告成立，黄楚九等九位名流出任董事，曾焕堂是董事并兼任总经理，并成立附属的中华电影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录取名单中包括了后来的中国电影皇后胡蝶， 曾焕堂亲任校长。原定6个月为一 期，后因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公司宣告解散，上了五个月的课就解散了。中华电影公司的解散对曾的大志是一大打击。其后他为了给黄楚九之子黄钟甫还赌债，拿出 了全部积蓄，并将上海大戏院的股份通通出让，彻底告别一手所创的影院。不过雄心不灭，抗日战争前夕接手了卡尔登大戏院。曾也是上海30年代话剧运动的推动者之一，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救亡。1938年出资创办抗日报纸《导报》。找英商做发行人，实为避开日寇和租界当局的阻挠所采取的策略。后英商被收买，提出终止合作关闭报馆。1939年《导报》正式停刊。新中国成立前，曾去了香港。
何挺然 广东香山广府人，1926年创立了北京大戏院，南京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又购入丽都等两间电影院，以拥有五间电影院在上海影院业中雄霸一方。压倒了雄踞沪 上多年的卡尔登戏院和奥迪安戏院。其实后两者也先后属于另两位广东香山商人。后面会提到。建国后要在上海二十多个影戏院中选一个做上海音乐厅，结果选了南京大戏院。今天，以高文化水平高品味为傲的上海人到上海音乐厅听小提琴钢琴交响乐表演时，不要忘了这是两位广东人的心血，另一位是留美回来的建筑师范文 照，广东佛山顺德广府人，当时上海、丽都、南京、泸光和美琪五家剧院以及上海青年会宾馆都出自于他手。
卢根，广东中山广府人，电影发行大王及电影院大王，何挺然外另一位影院大亨。经营冰块生意致富。1919年，开始与友人合股开设香港一间电影院。不 久创办公司代理西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垄断香港与内地的西片发行。1925年又合资建香港皇后电影院，并乘势收购在华北拥有多间戏院的外商平安公司。1930年与美资合资在上海建造国泰大戏院，也就是现在著名的国泰电影院。1933年时买入并投入大量资金重建改造现在上海人所见到的大光明影院，下设弹子房咖啡厅舞厅及主剧院，因装修超豪华，被称为远东第一影院。同时并买入附近的著名英资卡尔登大戏院(建国后称长江剧场)，后卖给曾焕堂。全盛时期据称在 全国有49家电影院。又与罗明佑等筹组联合电影公司，准备上市，其他董事包括了东南亚客商胡文虎，犹太地产大王沙逊。1935年投巨资创办香港首间建有摄 影棚的凤凰影片公司，招聘并培养大批知名电影工作者和演员。后因与合作外商纠纷，致使资金周转不灵，宣告破产，凤凰公司亦告结束。不过仍有很大的财力，后 在广州经商，又移居上海，一直准备重振旗鼓。抗战时日汪政府请他出来主持上海电影院业，坚拒。抗战后孔祥熙與他商议在上海建当时世界最新型電影院，因内战 也告吹。后错过了多次赴港机会，最终平安公司解放后被赎买，文革时病死大陆。当年大光明影院的卖点除了装修就是看电影一手拿可乐一手拿爆米花。
高永清，广东潮汕潮洲人，1928年跟美商合作买进地皮，建起了大光明戏院，不过不久因经营失当，1931年停业，卖给同是广东人的卢根。卢接手后又花了巨资装修重建。
郑伯昭 广东香山广府人，英美烟草公司大买办。1925年与美人托马斯合资开设奥迪安影院，惜在1932年毁于一. 二八炮火。后来又在宁波路建造了新光大戏院，1994年后改称新光影艺宛。
罗 明佑 广东广州番禺广府人，世家子弟，父亲是香港洋行买办，叔叔曾是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长，1919年在北京开设真光电影院，立志办廉价电影院给平民百姓和學生，真光被火灾烧毁后又建新真光。1927年建立华北电影公司，任总经理。1924年在北京在天津日租界和华界建多间影戲院。把洋商平安公司的几间影戏院打得落花流水。1927年建立华北电影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是好友卢根。1929年，他在华北东北等地所拥有的影戏院已达20余家，控制了北方5省的电影放 映和发行事业，并与上海、广州的影院公司建立联络，一举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影院托拉斯。并不满足，1929年，与广东同乡黎民伟合作，拍摄阮玲玉主演的 《故都春梦》，取得不错的票房，坚定了创建电影制作托拉斯的野心。1930年，华北电影公司和几家大电影公司合并，成立旧上海时代唯一的电影托拉斯组织，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联华影业公司，董事长为当时香港首富，广东宝安广府人何东，罗任总经理。聚集了最强的制作班底，导演蔡楚生、孙瑜、史东山等，编剧田汉、夏衍，阮玲玉、金焰等著名演员，制作出渔光曲，神女(阮玲玉代表作)，王老五(称娶不上老婆的中年单身汉就是源于这部电影，江青主演，呵呵)等电影。在抗 战中见尽人生百态，成为基督教牧师。
郑正秋 广东潮汕人 三十年代上海稍微能跟联华相提并论的是明星电影公司和邵逸夫兄弟(当时主要负责人是哥哥邵醉翁)的天一电影公司，邵氏的发展当时已转往南洋和香港，面向当 地的华侨。明星电影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宁波人张石川和郑正秋。现在很多的记述想当然地说张石川是老板，郑正秋是导演。其实张石川是比较异类的商人，家境贫穷，靠英文好当上洋行买办，但是运气不佳，开始时几年内做了幻仙电影公司等几项生意，做什么亏什么，最后一次向有钱的岳父借钱开大同交易所，结果亏得只剩下几千元，于是跟早就认识的郑正秋加上另外三人一起合作开电影公司，他也做导演。郑正秋也不只是个书生气的导演，尽管他的身体确实很差，实际上来头很大，他爷爷郑介臣曾是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烟土业大亨，靠做当时合法的鸦片成为上海潮汕人商会领袖，在上海鸦片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这烟土栈后来就传给儿子，曾经也想传给郑正秋，但是郑一开始还行，后来就亏了几次，于是主动提出让弟弟来接手，自已搞比较喜欢的艺术。所以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是比较前卫喜欢艺术又有点同情心的富人，又都亲力亲为做编剧导演的工作，我比较相信张郑都是老板。明星电影公司从1922年开始创立，至1937年抗战中止，是中国电影早期的霸主，也是当时中国营业时间最长的电影公司，代表作《火烧红莲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
蔡楚生，广东潮汕潮阳人，他和郑君里(广东香山人)主持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是抗战胜利后最主要的电影公司，据说表面上是私营，实际上背后是党的地下组织。拍出了著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
百货公司
当 时上海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南京路又是上海的商业中心，而作为商业领域代表的高档百货公司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南京路上最高档的四家华资百货公司，永安先 施新新大新，全部是广东香山广府商人创办并拥有的。当中最先办的是马应彪等人的先施公司，居首的是郭乐郭顺郭泉的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则是由李煜堂和李敏周等人创办，当时还设有第一座中国人的播音电台，介绍公司经销的商品并邀请名人发表讲话。 如果说原来南京路已经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地段，那么有了四大百货公司的南京路就真正成为全国的商业消费中心。要知道这四间百货公司都不止是上海一个公司一幢楼这么简单，而是在广州香港都有分店的连锁百货，而且，这个百货公司也不是仅购物，而是拥有整个现代的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里面的高档餐馆高档旅店舞厅弹子房这些娱乐措施全都各自属于这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公司也不止是一个高档百货公司那么简单，经过三十 年的发展，到解放前，它形成了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系统，下面还有当时全国第二大的锦纺织企业，一万多人员工，还有在上海惊人的房地产投资，然后在金融方 面，在香港方面开设了银行，在上海也开设了多间保险公司，除此以外，在澳大利亚还办有水果批发生意和华侨汇兑生意。我个人认为永安系统的郭家要比同时拥有申新纱厂系统和福新面粉厂系统的荣德生荣毅仁家族更有钱，很可能是旧上海最有钱的民族工商业。
有人说那为什么毛主席要说荣家是全国工商业里唯一称得上是财团的企业？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1, 荣家的确是棉纺织系统里面固定资产最多的企业，纱绽数最多。但是看了一些介绍荣家的文章，里面都提到荣家是以高借债多建厂房的办法发展。所以发展到了三十年代中就已经遇过资产六千多万，同时负债也是六千三百多万的情况，差点就垮掉。相反永安郭家则是采取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仅在大约1934年的时候因为老合作银行广东银行曾出现挤堤，而且自已在上海开银行的申请没有被国民政府批准而出现过资金困难。而且后面会说到荣家的纱布质量比不上统益的吴家，更比不上永安的郭家，所以每个单位纱布的利润比不上永安。荣家的福新系统的确也是全国最大的面粉厂企业，但是当时南方吃面食的机会不多，重点还是东北华北，自从1930年初东北被日军占领后，福新系统就已受到重大的挫折。其后的解放战争也是在东北华北激战多年。这个面粉销售系统会不受影响 吗？
2，荣家比起郭家的政治态度要积极。荣德生在抗战后被人绑票过，当时绑票者是军统毛森的部下，虽然破了案，但是荣家付出的六十多万美元都被军统拿了。而且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压抑通胀时，曾经捉了荣德生哥哥荣宗敬的大儿子荣鸿元，作为倒卖的典型，后来给了一百万美元才放出来，出来后不久就 带一些钱去了巴西。荣家对于国民党是绝望的，所以那么多资本家都去了香港台湾，作为荣家领军人物的荣德生(他大哥荣宗敬早在抗战时已病死)却和儿子选择留在了上海。相反，郭家的创业领军人郭顺郭泉(郭乐也早在二十年代就病死了)都没有留在上海，而且还租了架飞机叫第二代中的重要人物郭棣活去香港或国外，只是郭棣活本人选择了留下来，郭的想法也只是中国那么多人口，任何时期都需要有衣服穿，如果我跑了，棉纺织厂的经营怎么办这种朴素的想法，当然估计两家心里都有希望政策有变能保住在上海庞大产业的思想。老毛表扬荣家估计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本意。
3, 从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列思想来说，工业家要比商业家受欢迎。中国古代说的士农工商，商是最低下的。而永安属于民国时期商业流通销售领域最大的企业。建国后中 国的教科书上说起那些近代的民族企业，主要也是表扬工业企业，因为他们觉得工业再剥削人，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郭家在棉纺产业上是次于荣家的。
4。郭家属于广东商帮，广东商帮是外来人，光论人数在上海也是较少的。而荣家属于上海江浙一带的土生江浙商帮，而且蒋介石背后的支撑力量之一就是江浙商帮，把握好荣家这个典型，无论对于安抚稳住江浙商帮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对台宣传都有一定的作用。
我认为郭家最富的原因:
一，本身仅棉纺方面百货方面的产业已经很大，而且金融领域有在香港做银行在上海做保险还有在澳洲做侨汇，在美国也有企业。二，上海永安仅是永安全国布局中最大的一个基地，另外还有广州中山梧州香港等公司，香港是最开始的基地，也就是说当解放战争开始后，最影响的是早在二战中失去公共租界的上海，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大陆越乱，香港越多富裕的难民，香港永安的收入就越好。直到现在先施永安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两间华资百货公司。换句话说，永安可以失去大陆的企业，但是荣家没了大陆的企业却基本没了事业。后来荣毅仁荣智健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到香港或在中国办企业，已经属于官商。而永安却一直都是民商。三，永安本身既做工业又做商业，还做房地产业，有效的规避了旧中国政治战局混乱带来的风险。永安一开始是跟犹太商人哈同签了三十年的合同在上海地块最高价的南京路建有六层欧式大楼，后来怕大业主哈同在约满后不续租也不肯卖地，就在邻近地方买了块地建了共二十二层，高72米的永安新厦，用封闭式天桥跟永安大厦连在一起，在当时属于绝对的摩天大楼。我举个例子吧，当时最高的远东第一高楼，也是直到六十年代末才被广州宾馆取代的国际饭店，是被有北洋军阀背景的上海当中最大的四家银行集资建的，总共也就83米，而且是建在当时地价稍低的跑马场地段。接下来比较高的还有沙逊大厦，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物，76米，属于洋资地产大王犹太人沙逊。再接下来就是中国银行大厦，比沙孙大厦稍为低一点，中国银行属于是官商，接下来能高过永安新厦的高楼相信也不多了，也就是说永安新厦属于华人民资在上海地价最高的地段建的最高楼。而且就在1948年内战已对国民党不利经济通胀萧条的情况下，郭家二代的郭棣活还在上海建成了一栋著名的玻璃洋房，据说光地毯就用了二百根金条。四，我曾经问过一位老香港人，说香港五六十年代最富的有钱人是谁？本来已想到他会说是著名的何东。结果在他沉思一会，我提醒何东后，他说何东算一个，另外郭泉在香港也有很多地。可见解放后永安虽然失去大陆的企业但仍然拥有巨大的财富。直到八十年代初永安才因为经营上的失误和家族成员丑闻，把永安银行出售给了恒生银行。五，国内的一些书也有提到解放后申新系统经营困难，当时陈毅他们为了帮助荣家，还把其他著名的纺织企业老板郭棣活刘靖基他们请来做参谋。郭家在棉纺织业的一些情况在下面会详谈。
此外，先施公司的马应彪，新新公司的李敏周，大新公司的蔡昌等都是当时上海商界的著名商人。
棉纺业(当时中国的第一大产业，永安郭家长期排第二位，统益吴家很可能排第四位)
郭子彬 广东潮汕潮阳人，通过烟土致富后，与表弟郑培之合创鸿章鸿裕两家纱厂及鸿祥鸿丰等六家钱庄和四家面粉厂，成为上海早期著名锦纺业企业家。1913年，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因资金不足，商请郭子彬的表弟郑培之出银3万两，建造厂房供荣氏兄弟租用。“福新按建筑费年利一分计，每年付 租金3千两，租期十年”。看到荣家设厂获利甚丰，而建厂房收租仅得小利，郭子彬、郑培之遂决定投资实业，于1915年耗银150万两创办鸿裕纱厂。鸿裕纱 厂的厂址在麦根路，建厂时购地近百亩，聘请英国工程师设计，拥有纱锭62816枚，布机244台，实为纱厂和布厂两个厂，产品以宝鼎为牌。由于当时欧洲大 战方酣，棉纱出口锐减，中国民族棉纺业销售甚畅，鸿裕厂的宝鼎牌棉纱运销各地，甚至出口东南亚，鸿裕厂开工后因此获利甚丰。后来将鸿裕厂卖给永安系的郭乐、郭顺兄弟，集中精力办鸿章厂。
吴麟书，原名毓曾，上海纱业巨商，上海地方志标明为广东肇庆四会广府人。少年开始随父在沪学做生意。 1908年与人合设源盛洋货号，不久独营。一战期间，经营印度纱获利致富并独资开设益大纱号，除经销印度纱外，还为洋行推销进口棉纱；同时大量买进大英商怡和纱厂股票，成为董事，并取得独家经销权。后又投资宁波和丰纱厂董事、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潭工厂(又称中国水泥厂)任董事长，独资及合伙开设益成等4家金号进行黄金交易，经营房地产。至1918年底，已获白银达500多万两，成为当时上海3个最大棉纱商之首。
1919年，吴麟书与人合作投资白银30万两（吴占70％）创办统益厂，任总经理。该厂生产金鸡牌线团和20支棉纱，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全能辘线厂。次年，又增资白银40万两增产，厂名更改为统益纱厂。又投资开设崇信、大丰纱厂。后统益厂再度增资90万两，增添纺机。1921年，为了与日本投机商相对抗，和荣宗敬等 人发起成立旧上海六大交易所之一的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发起人中排名第一，可见业界的地位。到1924年，因为申新荣家的“人钟”牌质量下滑，纱交所决定 改以统益纱厂的“金鸡”牌为标准纱。后因军阀混战，市场上纱贱花贵，慢慢困难，1925年招新股合150万两继续经营。1927年，因抵挡不住英商的廉价 线团倾销转为生产棉纱和股线。1928年统益纱厂改与印度人合资，并与荣宗敬徐庆云等五家大华资纱厂一起成立复兴公司，企图振兴华资纱厂。1930年病 故，其子吴瑞元接手。
1937年纱交所期纱炒作影响到面粉价格上涨，面粉交易所也因多空争执而宣告停市，抢购潮此起彼伏。吴瑞元是巨额多头之一，蒋介石下令“彻查”。结果吴瑞元被予以纱交所退职处分，另有九家商号罚款。传背后指使者是孔祥熙家族成员，抗战爆发，涉案官员终以“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1934年，吴瑞元发起创办永大银行(银号？），总行设在上海。抗日战争之前仅设有南京分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将分行迁移苏州复业。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苼发起劝捐最少三 十万件棉背心运动，当中仅吴瑞元就认捐了五万件背心。邵声涛、吴瑞元并曾分别购买救国捐五万元和十五万元。
新中国成立前，统益董事长吴瑞元转移去了香港，统益总经理董春芳仍留守上海。1950年的人民日报中一篇上海通讯称统益纱厂当时有纱锭六万三千余枚，电力织布机三百多架，员工共约二千八百人。是上海剩下五十四家纱厂中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一家。这五十四家纱厂中，只有九家能自己支撑，统益即是其中之一。为解决财政困难，1950年发行国家公债，第一期上海承担了三千万分，而荣毅仁兄弟认购了十二万分，是上海最多的，郭棣活代表粤商永安公司认购了十万分，刘靖基兄弟在上海纺织业三大巨头中排第三，为下属两个厂认捐了4.5万分，而董春芳就认购了5万分。不要忘了是董春芳，因为统益是家族企业，作为总经理的董，财力很可能不及原董事长吴瑞元。
郭乐家族，广东香山广府人，早年到澳大利亚谋生，先帮人种菜，后与人合资办永安果栏，又从事侨汇等生意，其后与弟郭泉等人招股集资创设香港永安百货公司，接着在广州办大东酒店等企业。1922年，由郭乐及其弟郭顺等人在上海创建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郭乐任董事长，郭顺任总经理。“永纱”创业15年，发展成为5家纺织厂和1家印染厂的纺、织、印、染全能企业公司，据说全盛时达到九个厂。永安设在吴淞口的永安纱厂，最兴旺时员工超过2万人，是全国最大的纱厂，合起来称永安系统。到1936 年拥有纺锭25.6万枚，线锭3.19万枚，织机1542台，印染机244台，在上海民族棉纺织业中纺锭占23%，线锭占26%，织机占17.61%。职工13000余人。纺锭、织机都是引进当时英、美、德等国先进设备，“永纱”在同业中享有设备好、技术精、管理严的美誉，1926年初，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确立的16支棉纱标准等级，以申新的“人钟”牌为标准品，永安的 “金城”牌被列为“等上级”，每件纱布的价格要比标准品高出3两，比同为“等上级”的日商内外棉厂出产的“水月”牌也高出2两（“水月”牌比标准纱高1两）。永安纱厂的产品是中国唯一华侨资本创立的近代棉纺织企业，规模之大，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棉纺织工业中仅次于荣宗敬荣毅仁家族的申新系统纺织公司。
采矿业
霍守华，广东佛山南海广府人，上海总商会会董，他一手造就了今天的安徽省最大城市之一马鞍山市。清朝末年，作为米商的霍守华，把顺泰成米号落户芜湖。其实，早在镇江经营米粮采运业时，他就已经在上海开设了租赁轮船公司，又与人合组芜湖同丰机器碾米公司。通过多年经营，几项事业获得甚丰，于是一心要办更大的企业。在几次合资探矿失败后，终于在桃冲获得成功，创办了上海裕繁铁矿股份公司，开设经营铁道，建筑驳岸，至2018年冬季竣工，规模宏大。又在芜湖、繁昌设立分公司及矿山事务所，任董事长。建矿初期，由于缺乏技术装备，效益低下，至资金快枯竭时，不得已与日本三井洋行合作，订立了四千万吨铁矿石的低价买卖合同，分四十年交货；三井以六厘息先借款二十万作为开办费。1924年，裕繁铁矿生产的铁矿砂达到34万吨，约占全国铁矿砂总产值三分之一，仅次于湖北的汉冶萍公司，为全国第二大铁矿山。为摆脱日方操纵，聘请英美技师，培养技术人员，想逐步收回主导权。在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对募集捐款、济助工人较积极主动。霍守华在大会上首先提出对工人捐款救济。又曾捐巨资赞助皖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即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抗战 期间日军强行接收矿山，“聘”霍为公司高级职员。胜利后，铁矿被判为敌产而予以没收，霍在上海的私宅也被国民党要人陈诚、桂永清占用。建国后，从1953年到1983年的31年中，该矿是马鞍山钢铁公司最好的一个铁矿，出产650万吨左右的优质矿石。
化工业
1915年，广东商人阮霭南、周元泰(香山人)合伙创办了上海开林油漆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油漆制造厂，也是民族涂料工业的发源地。不久，在闸北租地自建工厂。1930年，又自置地产十五亩，新建钢筋混凝土三层厂房，开始生产喷漆。国产油漆的崛起，抑制了洋漆的倾销，上海油漆市场出现竞争激烈 的局面。1935年，英商永光公司，微利倾销，以图独霸市场。开林、振华、永固3家厂签订公约，一致对外，开发多品种，与洋漆抗衡。1937年，开林厂被日军占作军营，其后被迫卖给日商。1946年，全部日汪时期涂企产权由国民政府接收。不久，黎润生、阮霭南赎回全部产权，由在二十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广东人冯少山任董事长。1950年改国营开林造漆厂。先后有十几家油漆厂并入该厂，这些企业的商标也归开林厂所有，可见该厂在业界的地位。
1918年，日本华侨容子光偕兄容祝三来上海，与广东同乡潘声甫，潘惠明兄弟合伙在虹口开设中华制造橡皮有限公司，为上海第一家私人创办的橡胶厂。当时议定资本2万元，由潘声甫出任经理，容子光担任总工程师。到 1932年时，仅上海一地就发展到48家橡胶工厂，资本总额达400万元左右，其中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有11家，其中最大的为大中华橡胶厂，资本110万元；其次为劳敬修1931年创立的大用橡皮厂，资本50万元，职工850人，生产“八角”牌胶鞋、热水袋、日产胶鞋8000双。在八一三事变后响应号召迁往重庆，但在内迁途中机器设备损失殆尽，部分职工被重庆中南橡胶厂吸收，传授生产经验。1929年邓风墀创立广东兄弟树胶公司上海分公司，资本金为20万炼胶机18台，职工1000余人，日产万双“飞马”、“双飞剑”运动鞋。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前上海第二第三大的橡胶厂都是广东人创立的。
劳敬修，广州广府人。广东高等高业学校毕业。1905年任泰和洋行买办。1906年在南京创办金陵自平水厂。1911年后任上海总商会议董，北京政府农商顾问、交通部谘议，参与创办广东银行，任总经理。1920年出席万国红十字会，任中国委员。后与人合办上海保险公司、中华国民制粮公司、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及大用橡皮公司。1928年后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常务董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建国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19年，广东商人黄景康创办中原油墨公司于上海，备有轧墨机八台，日产油墨2400磅至2800磅。该厂油墨制墨原料松香、油脂等均为国产，故 售价低廉。1920年，广东商人陈醒吾在上海创办灵生油墨公司，备有磁质三辊轧墨机一台、钢质三辊轧墨机12台、钢质盘旋调墨机两台，日出油墨达千磅。销 售品种以印书籍和报纸的黑色油墨为主。用骆驼牌商标。产品畅销于上海、广州、山东等地，且有出口国外者。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人自办的油墨制造厂，还有好 几家。但是以陈醒吾创办的灵生油墨公司生产的油墨数量最多。
郑藻森、刘电生 广东中山广府人，1919年,将在美国的香亚化妆品厂迁入上海,最开始资本为50万元法币,工人45人,生产金钟牌化妆品,其中“芝兰霜”最负盛誉,年产 值50万元法币。到了1928年，上海的化妆品厂已发展到130家，但大都是小型厂，最负盛名的有香亚公司的芝兰霜，时称泸上化妆品之王。也很著名的有永 和实业公司嫦娥霜及另一粤企先施公司的白兰霜、千里香等。以先施来说，当时推销网络，分布天津、北京、南京、长沙、营口、奉天和哈尔滨各地。到了1936 年，先施网络已遍及东南沿海、大江南北和西北内地。其后一路战乱，直至大陆易手，先施化妆品制造与销售业务遂全部结束。
旅社(现在说的大酒店)
郭标 广东香山广府人，是著名的澳大利亚侨领和实业家。1900年在澳洲新南威尔士任保皇会值理，为争取华侨的权益，主张反对“白澳政策”，并联络澳洲六省之华商会为侨胞之权益“合群策力，据理抗争”，受到华侨的尊敬。在实业方面与堂兄弟郭乐郭泉等创办永生果行，任经理；1917年与刘光福、余荣等人集资创办中澳船行。同年受孙中山先生邀请， 从澳大利亚回国与郭乐等人在上海创办“上海永安公司，并任总监理；1920年受孙中山之托创办国民印务局，并任筹备处主任；1921年与马应彪、蔡兴等人，“倡办和投资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也投资先施公司等。
上海1946年时在旅业同业公会注册的会员大约有425家，其中规模宏大的甲级旅馆有35家，当中包括了长期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直到1968年中国第一楼的地位才被广州专建来招待广交会外宾的广州宾馆取代)，
另外较著名的就是上海早期最好的四间新式大旅馆“三东一品”（即大东、东亚、远东、一品香四家），当中的大东旅舍，因为就在永安百货公司大楼里，所 以与永安公司同日开业。该旅社装饰考究，设备齐全，并设有大东酒楼、舞厅、酒吧和弹子房。设有中菜、西菜，每天有菜单送至旅客房间，顾客可以随意点菜，服 务员把酒菜送至房间。酒楼内还开设大东茶室，每天午后，茶客如云，有穿白衣黑裙的小姐将茶点水果送到茶客桌上。茶室内宁静、舒适，可以在此看书、写稿，也 可以约友聚首，清茶一杯，小坐半日，其乐无穷。大东旅社有一百四十多个房间，节假日几乎天天客满，海外华侨或上海富豪都提前来订下套房，全家老少都来这里 洗个热水澡，享受一下豪华设施和热情的款待，有的还把亲友邀来同乐。当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个个都住平民家，只有有点儿家产的陈公博和新婚妻了住进了 大东旅舍。
徐渭泉，徐渭卿， 广东人，开创了著名的一品香旅舍，同时也是很有名气的改良番菜馆，把西菜以中式改良，以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结果反而很受上海人的欢迎，久而久之，连老外名人，最著名的科学家爱恩斯坦在二十年代访问中国时，听了后也专程来吃这种本地西餐。以晚餐套餐为例，就有所谓的“七道头大餐”：有熟芦笋、鲍脯、金华火腿、莴苣的冷菜拼盘；副菜有白汁鲑鱼（或蛋煎鲑鱼）；主菜为腓利牛排（或纸包鸡）；甜品有香草布丁（或苹果派）、冰淇淋圣代（巧克力或水果，任选），加上 咖啡或红茶。“
其时西餐厅吃西菜讲“一客”，吃一客就要开销一块大洋；而上海番菜，则主随客便，可以吃套餐，也可以单点，吃客可以随心所欲地点想吃的番菜，花销又不大，这就更符合上海人“不肯多出一分不该出的铜钿”的精明。一品香旅馆本身以建筑而言，只是二层楼中式楼房，开设之后为吸引顾客，另辟房屋， “仿外洋弹子房之式，以备贵客茶余饭后之消遣”“洋琴等诸玩器俱备。”(弹子即今天的台球——注)。它还在餐馆中展出老虎，收费参观。除了西方的娱乐，西方发明的电扇、电话也在一品香中最先装设，并以此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
东亚饭店，跟上面说到的大东旅舍是对手。因为所属的本来就是对立的百货公司。大东属于永安百货集团，东亚属于对面的先施马应彪家族。马应彪也是广东香山广府人，虽然是生意场上的对手，跟郭家属老乡，曾经的生意伙伴，还是亲家，这关系比较微妙啊，呵呵。先施在百货大楼内设东亚酒家，为的是让顾客逛商场饿了的时候，可食用一流厨师烹饪的美味佳肴。如果顾客逛一天不能尽兴，还可到东亚旅馆借宿，其设备条件可与当时第一流的远东饭店、一品香饭店争高下，如此设想周到，吸引了众多的顾客。
高塘、高堪等十二人，香 港澳门旅馆业者，开创金门大饭店。三十年代末到上海发展旅馆，遇上著名上海保险商吕岳泉的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因战乱而经济困难，于是把总部办公大楼华安大厦第三层以上楼层都以十五年期租约租给这批港澳老板，重新装修加建后于1940年正式启用，由于位置优越，再加上华安大厦曾是二十年代上海外滩第一高 楼，而且装修设备和服务都很不错，于是成为华资最著名的旅馆之一，与国际饭店齐名。
张翰材 广东人，上海扬子饭店的创业董事兼第一任总经理。扬子饭店建立于1934年11月，有人说老板是三个广东人，何、关、张，可惜我找不到何关到底是谁。也有人说是宋子文曾经的亲信广东香山人唐海安提议创立的。该酒店从一开始就决心挑战当时占大多数的外资高档酒店，所以请回了留法的华人建筑学者加以设计，是八层的建筑，曾经和洋资的礼查饭店、汇中饭店共同叱咤上海滩，当年曾是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演艺界名流的派对专属地，曾被外国媒体评为“远东第三大饭店”。
其特色是有一个装有弹簧地板的大舞池，还请来了外国乐队驻场伴奏，因为阮玲玉的情人唐季珊也是该酒店的股东之一，所以阮去世前还曾到这里跳舞。酒店 的西餐厅在中国率先使用了冷藏技术，做出的西点不比外资高档酒店差。据说也是首先在房间安装冷气的酒店。四十年代后期因战局不稳很多政商界名人离沪远走前 还专门到该酒店吃饭，感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里的西点。著名的女歌手姚莉，与周璇、李香兰等齐名，并称为四十年代上海七大歌星，就曾长期在此驻唱，后 来还嫁给了酒店副总经理的儿子，一起去了香港。姚最好听的一首歌，就是港产片中经常出现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大家一定有印象吧，呵呵。以至于在香港她的知名度还比周璇高。
冯达纯 广东人，与广东江门鹤山广府人冼锡鸿为首的美澳华侨在1933年创办上海新亚大酒店，其实此前已在广州和香港创立同名的大酒店，所以属于连锁大酒店。粤港沪三处新亚酒店的负责人均固定以冯达纯为总监督，广东云浮广府人钟标为总经理。该连锁大酒店装修精美，而且对于服务生要求严厉，加上钟标在管理上很有经验，所以声誉不断上升。广州店共八层，是二十年代广州最高档的大酒店。每天派大客车到港澳外轮码头接客，随车派出的服务员穿统一的制服。旅客入宿“新亚”，可以在船上把行李交给服务员，为避免差错，服务员在行李上贴上专用标签并发给收据。客人进店，服务员先带客人看房，满意后代办登记并斟茶奉客。住客外出，即整理房间，使客人归来时有整 洁之感。客人有亲友来访，也妥为招待，有留言的，为之代传。住客要买车船票甚至买香烟水果之类的琐事，服务员也一一代办，服务十分过细周到。
上海的新亚大酒店分主楼和副楼，高八层。最初时，酒店顶层还有屋顶花园，饲养一些小型动物。面积比广州新亚大一倍以上，有大小客房三百余间，全部房 间，包括浴室均装暖气。由于设备先进，房租比广州新亚贵。比如有一组合套间，设有两房、两浴室、两卫生间、一会客室，还有空调设备，为旅业行中之始创冷气 空调客房，比广州新亚最高级的房间贵一倍。酒店内的服务也很能体现岭南的风俗，例如地板清洁一直由广东妇女用抹布清洗。同时，每天早晨，新亚大酒店都会根据广东习俗开辟早茶市面。1930年代，新亚的早茶成为沪上一大摩登休闲方式。此外，在经营之初，基督徒居多的创办人便提倡入住客人不赌、不嫖、不抽鸦片 的三不主义，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赞赏。新中国成立后钟标带款跑到了香港。
钟标，广东云浮广府人，上面说的新亚大酒店经理，抗战时新亚被日军强行占领，于是他带领新亚的员工，看准时机到当时没受战火影响的租界中心开粤菜馆，他开的菜馆都有个华字，连续开了京华荣华新华美华等。当时在上海，带华字的菜馆都是很够气派的。
李金海 广东广州番禺广府人，自1888年开始，便在广东人徐阿润开创的杏华楼厨房担任学徒，后成为该店名厨，1927年经过店员一致推荐，开始执掌杏华楼。 1927年，杏华楼再度翻修，建成一座七开间、四层高的酒楼，全店可同时开宴席将近百桌，成为当时沪上最大粤菜馆，经人建议，改名为杏花楼。申城工商界、 军政各界名人都曾前往就餐，李宗仁、孙科、杜月笙等常至杏花楼就餐。此外一些官方大型宴会也放在杏花楼举行。抗战以后，杏花楼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 为上海杏花楼升记股份有限公司，李金海担任公司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杏花楼随同历史潮流，于1956年进行了公私合营。
舞厅
老上海流行跳舞，并成为一种新时尚，都是从上面提到的“一品香”大旅社在1920年起步的。位置好、牌子老、口碑好、附设有西餐社的“一品香大旅 社”，看到大众需求开设了效仿原先只能在外国人圈子里开展的“交际茶舞”。那时，这种茶舞依旧按洋人的做法，不收费。因为更多的客流，刺激了饭店的餐饮住 宿等多项消费，增加了收入。接下来不少舞厅也先后开张营业，此时最著名的是广东人陈亚泰开设的巴黎饭店舞厅，因以“黑猫”为标志，上海人便称其为“黑猫舞 厅”，这时候已经有厅里请的收费舞女。后来，“黑猫”舞厅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开设了花园舞场，开创了露天跳舞的先河。由于去露天舞厅“蓬嚓 嚓”，是上海人在夏季里的一大时尚，生意遂大好。另外，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也是当中较大规模的舞厅。
江耀章，广东人，1934年在戈登路（今江宁路近南京西路）建成了大都会舞厅，和百乐门、仙乐斯、新仙林合称上海最豪华的四大舞厅。这当中，百乐门是浙江商人顾联承建的，仙乐斯是英国犹太人沙逊建的，新仙林的始建人不详，也就是说假设新仙林老板也是中国人，则三大华资舞厅中就有一间是广东商人 创办。另外上面说过的扬子饭店内的扬子舞厅因为装有弹簧地板的舞池，再加上来访及驻唱的影星歌星多，在创立后名声也迅速逼近了这四大舞厅。
食品业
冼冠生 广东佛山南海广府人，白手兴家，在上海建立了旧中国最大的食品业王国冠生园，上海人最喜欢的大白兔奶糖就是冠生园生产的。在抗战结束时，冠生园除在上海有 37家工厂、销售商店、农场外，在南京、杭州、庐山、天津、北京，重庆等数十个城市设立分店或代销店，并开辟农场作为生产基地，兼具休闲功能，实为现代观 光农场的先祖。生产特色产品陈皮梅、饼干(包括夹心饼干)、月饼、糖果、罐头、糕点、果汁牛肉、桔味牛肉等食品，当时的鱼皮花生软糖果酱夹心糖等还是国内 业界首创。除此外，上海公共租界的每个销售商店还设有粤菜馆，粤点心，广式烧腊等。在杭州还种了一大片的梅林。
马玉山，马宝山兄弟，广东香山广府人，他们跟孙中山是真正的同乡，据说家就在老孙家边上。又一位“糖果饼干大王”。马玉山经过多年努力成为南洋的著名甘蔗园主，并在南洋创办制糖厂、糖果饼干厂几家，也是孙中山的积极支持者。民国成立后，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他将部分资金创办香港的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又将大部分资金转移上海，1916年创办“马玉山糖果饼干有限公司”，成为华商糖果饼干企业的奠基人之一。上海分公司刚开始收入不错，激起马的雄心，购进地块兴建马玉山公司大楼，并筹资购进吴淞地百余亩兴建中华制糖厂，这是上海创办的第一家机器制糖工厂。马玉山又计划建造制糖厂的职工宿舍，上下班用专车接送，又拨款在工人住宅区修建了一条可以通车的马路，于是这条路就被叫做“马玉山路”。
当时因为事业规划很大，就向上海的商界名人集资，原本筹资总目标是一千万，第一期二百五十万很快筹到。但是因为股东纷争，再加上摊子铺得太大，陷入财务紧张，第二期筹款又少人，最后奔走广府商业重地广西梧州筹款，竟在急困中病死，年仅51岁。工厂经营权也落在江浙财阀手中。
好在负责香港公司的弟弟马宝山很争气，哥哥去世后，即从香港来上海，发誓重振声威，1933年在虹口创办“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并在市区设立分店多处，“马头脾”饼干成为上海市场最受欢迎的产品，尤其是该厂生产的梳打饼干一改传统和外国饼干的口味，而在上海饼干中独占鳌头。“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是当时我国最大的糖果饼干制造企业。马宝山公司此后一直在上海发展，直至解放，在这段期间跟冠生园等一起是上海食品业四大公司。
郭唯一 广东潮汕潮阳人 1919年接盘英商屈臣氏下属的汽水厂，为上海第一个经营汽水生产的华商，业务日上，发展为股份有限公司。工人近百人，主要生产汽水，附带制冰，冰产量18吨/日。主要设备仅有9英寸压缩机1台。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日企产业。
茶叶
唐季珊，广东香山广府人，阮玲玉的情人，生性风流，三十年代的华资茶叶大王，并且是联合影业扬子饭店等大企业的股东。解放前纺织品茶叶陶瓷一直是中 国出口的三项最大宗商品。1916年，由华商经营的中国第一家茶叶出口公司华茶公司在上海成立。创始人唐翘卿是广东香山人，曾先后在福州等地开设茶栈，以 后又任元芳洋行买办，是上海开设茶栈最早和最有实力的茶商之一。后召集茶栈实力派人物共同成立华茶公司，集资以唐氏家族为主，儿子唐季珊早年在英国留学， 考察了中国茶叶在英美的销售情况；回国后从事茶叶出口经营，以冲破洋行的垄断。实际主事华茶公司。经过设立生记机器制茶厂等连串努力，1932至1937 年期间，华茶公司每年的出口保持在6万箱上下（约合1900 吨），占上海茶叶出口总量的10～18%，成为仅次于怡和、协和、锦隆三洋行之后的第四茶叶大出口商，也是第一大的华资出口商。但因受抗战中该公司厂房仓 库机器两次被日本炮火摧毁导致的资金、设备等条件所困，加上同行业竞争的影响，出口数量大减，由战前曾执华商茶叶出口牛耳的第一位降至抗战后的第六位。新 中国前唐去了香港后转去台湾，据说事业破落，穷困死于街头。
地产
谭干臣，广东香山广府人，谭同兴营造厂厂主致富后成为有名的大房地产业主。如坐落陕西北路175弄的华业公寓大楼(40多米高)及相邻的新式里弄三层楼房40余幢，人民路永安路的新永安里、普安里、同安里市、住房数十幢均曾为他家所有。谭干臣生有四个儿子，一、二、三子早亡，所有遗产均归其第四子的独生儿谭敬(上海著名小开，杜月笙的亲家，后面会提到)继承。
陈炳谦，广东香山广府人，英商祥茂洋行大买办，是解放前上海买办中投资房地产最多、置产最广的房地产大业生，他成立申达经租处经租的包括大楼、公寓、仓库、里弄等房屋845幢，几乎全部是他所遗下的产业。
郑伯昭，广东香山广府人，英美烟草公司的大买办，也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劲敌之一，生性吝啬，抗战前其光在上海的地产竟达3000万元，要知道被称为上海民族工商业界五大家族之一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鼎盛时期也只有二千万元，时有号称上海华资地产大王的宁波商人周湘云，他家族拥有上海“一号”汽车牌照达40年之久，1943年去世时，全部家产达8000万，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的名册上排名第五，而排在他前面的就有郑伯昭。
永 安公司的创始人广东香山广府人郭乐、郭顺除在南京西路有两所对称的独立式花园大住宅(现在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 对外友协)外，四川北路的大型里弄永安里便是他家用以出租的产业，另外六层的永安大厦和仅次于国际饭店，在南京东路上属于第二高楼的永安新厦（19层，连 地下室共22层，72米高)地皮也是属于郭家的，还有，郭家二代中领军人物之一的郭棣活，在华山路893号有一栋被称为玻璃洋房的花园住宅。楼高2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光地毯就用了二百根金条。永安郭家是当时上海民族工商业界在房地产方面投资最多的三大家族之一。
买办(大洋行经理和经销商)
这里我就不提为清廷创办招商局，开平煤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现在的唐山市)，第一条中国人兴建使用的 唐胥铁路的著名买办唐廷枢，与唐一起创办茶叶公所，并创办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自创同文书局的徐润，创立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郑观应，创办 上海电光公司(发电厂)、上海玻璃公司的唐廷植，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容闳，任任上海自来水公司总董的唐杰臣等广东香山广府人著名买办。免得被人轻描淡写说 成广东商人只是为早期上海作出了一点儿贡献。
就是现在一些研究人员说是江浙买办数超过广东买办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解放前，广东人仍是买办群体中最有钱的一群。仅说郑伯昭，光在上海的房地 产就达三千万元，连上海最著名华资地产大王周湘云在公共租界工务局纳税人榜上都排在他之后。还有陈炳谦，被称为解放前买办群体当中投资房地产最多的人。有 哪个地方的买办个人财产能比得上他们？
另外还有以下著名广东籍大买办(部分名单)
陈雪佳 广东香山人广府人，与父亲陈可良两代都曾是太古洋行买办，二十年代初买入了李鸿章旧宅，上海最著名保存最完好建筑之一的丁香花园，该处被称为是上海十大花园洋房中之极品。
潘志铨 广东江门新会广府人，毕业于港大，和父亲潘澄波一样是英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潘氏作为沪上富商，饶有资财，广为置业，上海、莫干山、杭州、天目山都有他的 洋房别墅，也是浙江一带有名的老房子。他的西湖别业怡庐至今仍可找见"怡庐"和"潘界"石碑。解放后，怡庐收归国有，一度作为省委统战部的办公场所，后又成为省级机关干部宿舍。房子后来的一位主人是浙江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在天目山的别墅，名叫留椿屋。1936年，潘志铨向禅源寺租地营建，为其父潘澄波颐养天年，故名“留椿”，抗战时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时曾住过这里，电影皇后胡蝶拍电影时也住过这里。
莫干生 广东香山广府人，莫家多人曾在英资太古洋行任要职，以至于太古洋行中有知莫不知英(国人)的说法。莫也是太古的最后一位买办，后来的都变成叫做华人经理。他在三十年代初曾从陈雪佳手上接手丁香花园。
钟可成，广东潮汕潮州人，自小家贫，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稍后留美名校，回国后得到中国银行当时的总经理赏识，稍后成为上海最大外资房地产商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的副买办(买办是著名宁波商人方液汕)，被称为地产炒卖大王，杜月笙的好朋友，是杜的赌场里输钱最多的人之一，据说平时也是挥金如土。
杨梅南 广东香山广府人，三十年代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他孙子杨铁梁后任香港的首位华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第一次特首选举时曾与董建华竞争。
体育
谭敬，广东江门开平人。谭敬是上海滩名气很大的小开，富家子弟，也是老上海最著名的东华足球队的第二任领导者。球队前任老板是著名红顶商人盛宣怀的 第七子，后来败尽了家产，只好出让。谭祖上据说是广州十三行商人之一，祖父谭同兴早年到上海做生意，做得很大，全盛时代曾拥资1000余万元，是著名的地 产商，现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平安电影院后面的华业大楼(高40多米)，及其周边的一些据说用红瓦的楼房，及另外一些地方的几十幢楼，过去都是谭家的产业。 舅舅唐季珊是上海茶叶大王。当年轮船招商局和开滦煤矿的创办人唐廷枢，是他母亲的娘家人。他父亲去世以后，家中的房地产生意由他母亲唐佩书掌管。谭敬本人 虽有华业地产公司和华业信托公司经理的名义，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足球爱好上，还在1934年建立了中国网球会，又喜欢古代书画和古代瓷器，为 此跟张葱玉（名珩，字葱玉）是好朋友。张葱玉祖父张颂贤在晚清苏南湖州最著名商人南浔四象中排第二，张葱玉另一个亲戚就是著名商人张静江。 谭敬1943年成为东华足球会的董事，当时丁雪农为董事长，董事除了谭敬外还有多人。实际上谭敬出力最多，他还担任了甲队的领队。在后来的两年里，上海足 联会举办过两届足球比赛。东华足球队荣获了甲组联赛和市长杯双料冠军。在以东华足球队为主体的中华队出征时，又重新夺取了上海国际杯冠军。在某一年度所有 比赛中，共计48场球，“东华”竞创下了不败的纪录，被誉为沪上常胜军。又曾与老外队比试，七战七胜。从1946年至1949年，上海共举办了四届足球联 赛和足球杯赛，“东华”参与了前三届，最终形成了“东华”和“青白”足球两队称雄争标的局面。建国后被从香港劝回来，不久就坐牢，改革开放平反后，在八十 年代又重新组织东华足球队复出，呵呵，不愧是大玩家。
照相馆 广东老板占了名店的多数。
欧阳石芝 广东江门新会广府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创建了清末民初上海存在时间最长的宝记照相馆，后传于三子欧阳慧锵，一共经营了半个世纪，1921年，上海时报馆与宝记照相馆就拍摄时事新闻图片签约。此举使该报新闻图片报导质量列全国报纸之前。。 除宝记、耀华外，英昌、同生也很出名，这些照相馆合起来人称清末上海照相业的“四大天王”。同生开设在四马路上，老板叫谭京堂(唐)，也是广东人。其手腕 灵活，交游广阔。宣统初年，“同生”被聘进京拍摄光绪帝和西太后的葬礼照片，因干得漂亮，从此在北京扎下了根，并得到很大发展。另外，上海最早的华资苏三 兴照相馆老板苏三兴也是广东人，早期较有名的宜昌照相馆创建人也是广东人。
王炽开，又名王秩忠、王开，广东佛山南海广府人。15岁进跃华照相馆(上面提到的耀华店)当学徒。后入同生、美利丰任摄影。1923年在最繁华的南 京路独资开设王开照相馆。他在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广立路牌广告，在电影院放映幻灯广告，以提高企业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又讲求质量，选用的底片、相纸、 洗印药水等照相原材料，都是上乘品牌，决不以次充好。在抗战期间，他不用日货，但为了保证质量，不惜出高价从美国、德国买来高档原材料使用。1946年他 自备发电机，首家安装冷气，以舒适的环境吸引顾客；1948年又率先开拍天然五彩照相，以优质的产品取悦顾客。发展成为上海最有名气最好的照相馆，一直保 持到了新中国建立，王又任公私合营照相馆的经理。该馆至今仍在营业，在上海人当中有很高的地位。如果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上海最有名的老照相馆是哪一家？那 么，民国时期的十有八九会答是王开。
媒体类
伍联德 广东江门台山广府人，1926年在上海创办《良友》画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生活类大型画报，这本杂志(俗称画报)以精湛的摄影技术、先锋的时尚概念、丰 富而及时的国内外社会文化信息，迅速在全国取得极高的地位。在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上，《良友》引领了现代最进步前卫的思潮。名重一时的文坛硕彦如老舍、郁 达夫、冰心、林语堂等等，都曾亲自为《良友》执笔。大概相当于现在都市白领闲时都喜欢阅读的《FHM》? 在一系列有效营销手段推动下，《良友》迅速成为风靡全球华人世界的杂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高峰时发行4万余份， 全国销量排名仅次于《生活》周刊，位列第二，人称“良友遍天下”。但与二十年代创刊六七年就不复存在的生活杂志不同，良友杂志长期出版，时停时复，在动荡 时期迁到香港复刊。所以称得上是中国几十年历史变迁的见证者，直到几年前又再复刊。
王云五，广东香山广府人，现代出版家。1921年，经胡适推荐，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并于1930年担任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商务现代史上 的辉煌时期。王云五主理商务期间，出版多种词典、百科全书及丛书，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方针，对中国的知识传播有举足作用。王亦热心研究中文字 检索方法及图书馆检书办法，四角号码检字法即王云五的发明，并以此法编印《王云五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亦以科学管理方法改革商务，大量增加 出版量。1924年，商务印书馆创建了东方图书馆。1920年代至194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大辞典》，影印《四部丛 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推出了《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以及《丛书集成》，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展史上的最高峰。1932年1月29日，一二八事 变爆发的第二天，日军空袭使整个闸北陷入一片火海，宝山路的大火吞没了整座商务印书馆大楼。这座当时远东最大的出版社，连同五楼的东方图书馆中几十万册孤 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商务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能够继续坚持出版，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在商务工作 达40年之久。王其后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上海商报》，中国现代商业报纸。1921年元旦创刊于上海。广东商人汤节之（经营证券交易）发起创办，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人士资助。后来著名的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任编辑主任（实为主笔）该报面向商界推销，辟有《商业金融》栏，除刊登行情价目表外，每天发表商业金融的评论和介绍经济思想的文 字。潘公展的新闻分类编辑法，经济醒目，为同业仿效。1923年，汤节之生意失败将该报转让。1926年，该报售予方椒伯，其后时停时复，1929年停办。
银行
在老上海的银行界里浙江人是最重要力量，所谓的南三行大都是浙江人办的。广东在上海创办的银行力量要相对逊色。其实这有三个原因，一，在当时兵荒马乱变幻大王旗的情况下，银行背后往往有军阀政客的资金才可能保持稳定。比如上海著名的北四行大多背后有北洋军阀的势力。盐业银行的创办人就是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金城银行的创办人是安福系军阀王郅隆、交通系政客周作民。组织兴建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的谈荔孙，他那间大陆银行，也是在冯国璋支持下创立的。南三行当中两个起初也是浙江官商合办，后来才分开。而广东商人的特点一向是民资为主，为了保护自已，跟军阀政客拉开距离。因为有公共租界，上海当时是全国走私军火毒品的安全港，也是各派军阀资金转移获利的场所。广东的银行既是民资，又是外来者，对本地商人情况不熟，自然不可能象地头蛇一样无所顾忌，同样，本地人也不了解广东银行的背景，因为语言因素更易产生不信任，所以就少做了很多生意。其实当时广东银行主要是做在沪广东商人的生意。二，广东的银行一般是以香港或者是广州为总部，主要是香港。因为广东企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海外如欧美和南洋的华侨企业，另一部分是在广东省的企业，都在南边。从地理位置来说当然是香港比起上海具合理性。而且作为殖民地的香港跟上海一样不受中国局势的影响，是资金的避难港。三，旧中国是很穷的一个国家，外汇收入很大部分来自于华侨汇款和华侨存款，而中 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华侨是广东人，所以广东的银行比起其他地方的银行来说更注重于在海外设分行，从这一点来看总部设香港是自然的事，因为对于华侨们来说是在 家乡时就知道的地方，也是以广东话为主，容易沟通，不象上海那边陌生。4，浙江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了上海，而广东的银行既有设在香港的，也有设在广州的，亦有设在上海的。不能单以上海的情况来判定浙江银行界和广东银行界的实力对比。
国华银行为邹敏初、邓瑞人、唐寿民、邹醒初等人发起创办，当 中邓瑞人是广东广州番禺广府人，邹敏初邹醒初是广东梅州大埔客家人，国华银行于1928年开业，总行设在上海，是当时的主要商业银行之一。股本银元200 万元，经营商业银行一切业务，并办理储蓄信托堆栈等业务。其后在不少城市设立分行，一直营业到解放。国华银行也是广东银行当中少有的与军阀密切的银行。比 如说邹敏初与南天王陈济棠关系密切，而邓瑞人一直偷偷与另一支粤系部队蔡廷锴十九路军有不少来往。
除此外，当时，广东银行和现在香港比较著名的东亚银行都有在上海设立分行。事实上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的创立和发展都和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国华银行有很大关系，公司的创立人不少也是这几间银行的董事。
在比银行稍低一档的钱庄银号方面，钱庄是中国本土传统的金融机构,数量多,在机构林立的上海,有相当影响.浙江人在上海钱庄业一家独大,约有50余家.粤商 开设的钱庄数量位居次席,至少35家,仅潮州土商以经营鸦片所得设立的钱庄就有33家,资本总额206万元.潮商所设钱庄数量虽多,但往来客户中同乡商人 不多,其原因是,潮州土栈钱庄的经理无一例外均由绍兴人担任,营业素取稳健主义,故不甚愿与以烟土贩售为主业的潮商发生关系. 广东广府人银号当中规模较大的应算广东中山广府人董仲伟创办的道亨银号,也就是后来的道亨银行。当时与东亚银行和广东银行的竞争很厉害。
保险公司
广东商人的保险公司是上海保险界的重要力量
1930年代,上海的粤资保险公司达到8家,即仁济和,联保 水火,联泰水火,永安人寿,永安水火,先施保险置业,先施水火,先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除仁济和以外,其余几家公司的总部均设在香港.它们的特点是分公司遍及东南亚及华南各埠, 上海是其中的一个点.如联保水火险公司的分公司 12 家, 6家设在海外,这和上海其他华商保险公司有很大不同.先施和永安作为两家大百货公司,实行多元经营,都设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 在上海的金融市场十分活跃。
信托公司
业务包括证券买卖,房地产经营和银行业务,涉足范围广,经营灵活.信托公司 这一金融机构形式进入中国后, 渐为华商所仿效. 粤商在上海设立的信托公司, 有生大信托公司, 中国信托公司,上海信托公司,华侨信托公司,华丰信托公司,华业信托公司. 生大由后来著名恒生银行的创办人粤商林炳炎所创,经营银行和信托业务.银行部经营定期活期存款,往来存款,抵押 放款,国内外汇兑.信托部经营各种信托存款,代理证券物品买卖及经营,房地产买卖及管理经租等.华丰由韦伯祥,郭礼安等人创办,资本为国币 50 万元.华侨信托公司由陈紫培,梅其驹,郑颂尧等人创办,额定资本 100 万元,实收 50 万元 华业由谭敬等发起,资本为国币100万元 ⑦ .在上海的信托业中,粤资公司均以资本雄厚,经营稳健称.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这些仅是在上海的部分广东大商人。当时在粤港澳和南洋还有以下广东大商人(部分):
霍芝庭，广东佛山南海广府人，著名商人，陈济棠时期他包揽了广东全境的公赌生意，据说每年上缴给陈二千万元，是陈的幕后大金主。据说自已每年收入也是同样的数目。陈治粤七年，霍光这段期间赚的钱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他儿子后来曾兴建了澳门三座最大的酒店之一国际酒店。
陆佑，广东鹤山广府人，上世纪初至一十年代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首富，著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他当中一个儿子陆运涛在香港创立了电懋公司，著名影星林黛本来也是他旗下的演员，是邵逸夫的邵氏影业在六十年代最大的对手。后来陆到台湾考察电影业时因空难去世，当时一起去世的还有盟友邱德根的夫人。邱德根后来买下了香港的亚视跟同乡邵逸夫的无线斗过一会，呵呵。他领导时据说亚视经营相对较好。
余东璇，广东佛山广府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首富，与在南洋办影业的邵逸夫兄弟关系很好，余生性风流，据说邵逸夫的第一个太太黄美珍就是他的女朋友之一，后来让给了邵逸夫。1967年办香港无线电视(TVB)时，利考和家族的股份最多，占40%。余东璇的儿子余经纬占了20%，邵逸夫的股份最 少。后来余经纬暴死，传闻之一是在南洋中了降头。到了八十年代初利考和也心脏病发去世，留下了不懂生意的妻子，在电影方面被广东潮汕人邹文怀的嘉禾步步进逼的邵逸夫才得以及时结束邵氏影业，增股无线，把资金投入到电视发展中。
何贤 广东广州番禺广府人，何厚铧的父亲，在澳门有很大的势力，胞兄何添是恒生银行的开创者之一，
陈廉伯 广东佛山南海广府人，中国民族工业先驱陈启沅的孙子，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广州最有钱的商人，全省拥有五万人兵力的广东商团武装负责人，后因商团与孙中山政府对抗而逃到香港，也是粤港两地三四十年代的重要商人。
简东浦李冠春，广东广府人，创办了著名的东亚银行。
还有傅老榕卢九高可宁这些广东人，是粤澳两地的博彩业典当业著名商人。
广东商人除了造就了清朝的十三行富甲天下，民国的上海奇迹，五十年代至现在的香港奇迹外，还造就了越南西贡的堤岸城奇迹。历代的中国移民越南，经过无数代的努力奋斗，到了1975年越战终结前，整个越南最大的城市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大约有四百万人，实际上分成两个区，当中最繁荣的是有两百万人口的堤岸区，其中又以一百万的中国人为主体，堤岸整个经济是以华人资金为主，包括了六大钢厂几大医院为代表的经济都在华商手上。最强的是广东广府商人，次之的是广东潮汕商人，较低的 是广东客家人和福建人。整个堤岸区也是仅通行粤语。著名法国电影《情人》里梁家辉主演的广东商人子弟和法国女孩恋爱的故事，其实是有很真实的历史背景，而且也是同名小说作者年青时与一位越南广府商人相爱的真实经历。
最后，有一些网友会问如果广东商人如此厉害，为什么广州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却不如上海？原因就在于广东人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一方面广东是中国近代多次革命的策源地。另一方面广东也因为长期作为战争的基地或前沿阵地，自鸦片战争后一直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比如说两次鸦片战争就是从广东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烧毁了十三行商人区，据说当时整个天空奇光异彩，是珠宝被烧爆时发出的光芒。其后又有广东人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和洪兵起义，当中洪兵起义还包围了广州好几个月，两次起义直至1870年初才完全平定。经过这么大规模的起义，清廷自然对广东有所防备，官办经济都放在了上海和武汉这些东部或中部地区。再下来就是孙文等人的自1890年代开始的反清斗争，多次起义，其后反袁及反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反陈炯明的东征，还有统一全国的北伐等都以广东为基地，象东征这样的甚至是以广东为战场，长期的内战和备战导致广东极多的苛捐杂税，商人苦不堪言。这也是后来广东商团暴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当时广东有几支外省军阀的部队强征赋税，连孙中山也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根本控制不了他们。再接下来又有企图南下汕头的南昌起义军队跟当地军队的恶战和广州起义导致的清洗，如此长年的动荡，直至陈济棠上台后的七年里才算有了较稳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也就在七年里，广东的公路里程数发展到了跟江苏一样，广东的空军购买和生产了一百多架飞机，在全国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不下于蒋中正的中央军，广东的海军也是全国三强之一，当时只有中央军东北海军和广东海军是成规模的军队。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稳定时期也是相对而言，因为陈一直跟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对抗，陈济棠在1936年下台，接下来不久就发生了抗战。看过一些关于江苏无锡的资料，里面说抗战前中国六大工业都市包括了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1928—1937年，无锡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百分之一，列全国第三。在当时六大工业城市中，无锡的工厂及资本数居第五位，工业产值居上海、广州之后，排第三位。
也就是说虽然有长期不稳的局势，广州的工业发展在三十年代也仅次于上海。这能算是所谓的荒蛮落后吗？
要说清楚老上海，有几个问题还是要澄清的：
1，虽然一百年来华资企业发展迅速，但是到解放前最有钱的群体始终还是欧美和日本人。把怡和洋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这些至今仍是世界级的财团不计，就是一些从伊拉克去到上海落地长年居住的犹太人，也是上海最富的群体，比如说后文中将会多次出现的两个地产大王沙逊和哈同，还有很早就转去香港发展掌握当地部分能源供应现在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中有股份的嘉道理家族。举个例子，哈同在三十年代初去世时，英国方面估计他的净资产总额就是一亿七千二百万银元。而华商中的荣家最强时总资产是过亿银元，二战后经历了长久的遗产官司，哈同的养子乔治哈同一人得到大约百分之五十七的遗产，所以似乎仅他已超过荣家。
2，除外资以外，满清的一些洋务重臣李鸿章盛宣怀，北洋军阀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大老将领们都在上海有很多资产，甚至是银行。这些只能算是官资半官资，不能算民资。比较时会注明。
3, 上海最繁荣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这跟国内外的经济有关，在一战时期因为战争重点在欧洲所以欧货对于上海和世界市场的控制放松，这段时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时候。二十年代象棉纺织业开始面临着日本厂商的巨大威胁，整个二十年代日本绵纺厂的生产占了上海的百分之六十。到了三十年代一二八淞泸抗战对于不少华商造成了打击，但还是局部性，抗战爆发后整个上海华界经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接下来的几年躲在公共租界的工商业出现异常繁荣，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占领，工商业肯定都不如以前。因为在抗战日欧美为争夺人心都宣布把公共租界还给汪或蒋政府。所以工商界长期以来赖以寄身的公共租界不复存在，上海在百年来能避开内战战火的唯一优势也失去，剩下来的抗战胜利，因为美货冲击，再加上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税捐公债等，整个工业其实已经不振和衰退。所以我重点是说太平时期的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也会提及。
3, 粤商一向强调财务稳健，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某企业总资产(总经营规模)在整个行业中领先，但是仔细比较后会发现广东商人的企业负债和盈利上明显地轻松很多。
4, 文中会用到不同的计价单位，比如说英镑美元银两银元，似乎跟现在一样，以英镑最贵，美元次之，哈同的一亿七千二百万银行遗产，约值四百多万英镑。
5，本来应该顺着历史从清末说到1949年，但是怕读者不耐烦，所以专说二十世纪的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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