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猫眼观史
1948年11月13日，临近正午时分，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一路飙车疾驰至南京丁家桥16号，有十万火急的事向蒋介石汇报。
由于他一路火急火燎，不由分说，弄得卫士如临大敌，差点拔枪相向。
关键时刻，蒋介石的卫士长俞济时走了出来，一看是陶永标，又是那样的神态，当即就断定是陈布雷那里有大事，赶紧向前问话。
陶永标急促地道：“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总裁！”
事关布雷先生，绝不是什么小事，俞济时不敢托大，当即安排陶永标在休息室等候，自己火速去禀报蒋介石。
俞济时
片刻之后，蒋介石与俞济时共同来到休息室，没想到陶永标竟带来一个惊天噩耗：布雷先生死了！
陈布雷，彼时蒋介石身边最当红得令之人，号称“总裁文胆”与国民党的“笔杆子”，文官中最受蒋介石器重的，杨永泰之后，也就是他了。
这样的国民党高级文官为何突然暴毙？难道是他杀？
想要弄清这一切，事情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11月11日，陈布雷满怀思绪地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其实，自1948年以来，因为长期以来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加上心理与工作上的压力，陈布雷一直处于极端焦虑、神经质的状态，经常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震惊旁人的话，总之就是心智似乎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同样的，这次会议也不例外。
当会上，蒋介石与一众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在总结辽沈战役的失利时，一向老成持重的陈布雷突然来了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无形中给蒋介石的独裁军事以沉重一击。
果然，此举很快就遭到了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的当庭训斥，言辞之狠辣为两人共事21年来之仅见，痛斥陈布雷“脑力衰弱”、“书生误事”。
就这样，陈布雷颓丧至极地被蒋介石请出了会议场，回到了陈公馆。
回到陈公馆后，陈布雷竟一改此前三缄其口的习惯，开始与秘书蒋君章大谈特谈当今形势，言语之间都是对未来国民党的不乐观。
最后他疲惫地对蒋君章说：“我要休息两天！”
11月12日，陈布雷在理过发之后就对副官陶永标说：“我要休息了，不再接电话，也不见宾客。”
晚饭的时候，陈布雷显得急匆匆，像是在赶时间，只用很少时间就吃完上楼去了。
副官陶永标与秘书蒋君章也看出了端倪，但二人认为这也仅仅只是先生陷入焦虑状态以来，又一个小小的反常举动而已，因此并未引起重视。
历经一夜，陈布雷到底在楼上干什么，始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上去打扰他。
11月13日上午9时许，国民党中央党部有电话挂来，催促陈布雷去开会，然而陈布雷还没醒，秘书只能帮他告假。
一直到了陈布雷一定会起的10点，楼上丝毫还是不见动静，这时候蒋君章与陶永标这才开始疑心起来。
剧照
蒋君章先上去敲门，然而屋内却是死一样的寂静。
陶永标赶紧从气窗往里看，却恰恰被帐子挡住，看不真切。
事态紧急，两人也顾不得其他，陶永标赶紧探身进去打开反锁，然后两人夺门而去。
然而屋内的景像却把两人吓得目瞪口呆，只见满地书信无处下脚，掀开帐子一看，陈布雷张着嘴，脸色惨白，身体僵直，早已断了气。
他的枕边还有一封书信，一支钢笔和两个“巴比妥”安眠药瓶子，其中仅剩床上散落几粒，瓶内几粒。
两人对望，惊慌得目眦欲裂——布雷先生完了！
花一段时间平复心绪后，两人赶紧将陈布雷的死讯通报国民党各高层要员，同时由陶永标出发，亲自向蒋介石作十万火急的汇报。
没多久功夫，蒋介石就来了，只见屋内国民党内的一众要员无不怆然泪下，屋内一片哀然。
蒋介石的脸色亦是十分颓丧萎靡，一话不说，默默地看着躺在床上的陈布雷良久，在交代完后事后神情落寞地离去。
显然，从陈布雷的死状我们不难推测，他是以吃安眠药自戕的方式弃世而去的。
在他留给秘书蒋君章的信中，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
由此可见，陈布雷当是自戕无疑。
那么陈布雷到底为何如此想不开呢？
他是“天子勋贵”，又满腹经纶，即使以后不再任事，可此后想要做个富家翁，保一生平安顺遂，还是不难的。
显然，回顾陈布雷的死，整个发展过程远比结果富有戏剧性与故事性。
以下，笔者将带领大家探秘陈布雷的21年的政治生涯与其自戕的关系。
在上个世纪民国之初，浙江慈溪人陈布雷便已在国内政报界名声大噪，用一手如椽之笔，写了不少抨击时政的大义文章，颇受文政界要人推崇。
陈布雷
陈布雷的老家是宁波慈溪，沿着慈溪，有一条溪流蜿蜒而下50公里左右，有个叉口，此处便是溪口，恰是蒋介石老家。
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陈布雷与蒋介石是同乡，这对素来看重派系门第的蒋介石来说，十分重要。
1911年，陈布雷来到上海，并被《天铎报》聘为撰述，从此开始用笔名“布雷”作纸上文章。
他才华横溢，又对时政的腐弊有一针见血的见解，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天铎报》的当家“喉舌”。
当时的国内正在掀起着反帝反封建的狂潮，有识之士，无不宣扬共和以为民族谋出路。
这段时间，陈布雷就在《天铎报》发表了大量反对帝制与北洋政府的文章，时人读之无不传檄相看，拍案叫绝。
几年之后，陈布雷决心为民族觉醒再添一把火，加入《商报》任编辑主任，并开始大力揭露抨击北洋军阀的血腥与腐败统治。
显然，陈布雷的政治观念与彼时南方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声音不谋而合，这也为他后来走入蒋介石的“幕僚院”创造了绝佳的背景与履历。
陈布雷在《商报》任职期间，他的成绩与贡献是有目共睹，可圈可点的，接连有不少政坛与文坛大亨公开奉上褒美之词，如孙中山先生说：
《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
连同行邹韬奋也写文为他打捧说：
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由此可见，陈布雷确有真才实学。
1926年冬，蒋介石开始意识到了舆论导向对其政治生命的重要性，同时他又对自己的几个“笔杆子”不甚满意，遂花大精力在国内物色自己媒体上的喉舌与政治上的“大学士”。
最终在陈友仁与张静江的推荐下，陈布雷得以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蒋介石
因为家教的缘故，陈布雷生性温和，颇受封建忠君思想的熏陶，且其为人洁身自好，平时又以“金口难开”示人，这些恰恰是蒋介石所看重的。
陈布雷行文大气斐然，文风犀利狠辣，常有真知灼见与区别于常人的独特看法，这些也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1927年，在蒋介石挥师北伐抵达南昌行营时，张静江便大力引荐陈布雷为蒋介石幕僚喉舌，蒋介石以为陈布雷大才可用，遂请邵力子亲往请陈布雷至南昌与其会晤。
陈布雷应邀而至，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蒋介石当下就引陈布雷为股肱，留在身边任事。
后来，陈布雷以一篇《告黄埔同学书》通过了蒋介石的考验。
从此陈布雷步入“蒋门殿堂”，任事达21年之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抗日。
事变之后，老蒋反手就给陈布雷抛出一个大难题，那就是让他写“臭屁文”，挽回他不容挑衅的总裁形象。
此时的陈布雷相当痛苦，一面他心中有自己的正义与行文的原则，那就是“为文务实”，而非扭曲事实，曲意逢迎地写“拍马”文章。
一面他的内心又被“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思想牢牢套住。
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不得不从，也不能不写啊！
他深知张、杨二人，是为了民族大义而“兵谏”，绝非蒋介石所言“犯上作乱”。
而关于“兵谏”细节，他也深知蒋介石一度被吓得跳窗而逃，斯文与威严尽皆丧辱，而蒋介石却让他行文歌颂总裁如何镇定自若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化解危机，最后又为民族大义如何下定全民抗战之大决心。
太假了，每写一个字，陈布雷都感觉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文人的尊严受到极大侮辱。
他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即使这样，陈布雷还是在蒋介石意志的驱使下，写出了轰动全国的《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
当然，从后来来看，陈布雷在抗战期间，所遇也不尽是挫折，作为“总裁喉舌”，在抗战的八年里，总得来说他内心的世界，光芒还是远远盖过了阴霾的。
比如在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抗战时曾做过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其中一句尤令国人振奋：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句话，一度成为当时国共两党抗战时期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激励着全国数万万同胞为了国家与民族，全民抗战，前赴后继。
蒋介石
1944年，他又为蒋介石写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这样响亮的政治口号。
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几乎所有出于蒋的演讲、书信、命令与文稿等皆系于陈布雷一人之手。
在蒋介石诸多幕僚中，能够得其“先生”一称的，唯有陈布雷一人而已。
由此可见，老蒋可谓是对陈布雷亲重之至，信任至极。
与此同时，陈布雷也渐渐培养出了一颗对蒋不可动摇的“忠君之心”，这恰恰是他后来的取死之道。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挑起了国共第二次内战。
刚开始，蒋介石还大言不惭地叫嚣“要在5个月内消灭共军！”
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国民党军队几乎以一边倒之势被解放军瓦解。
到1948年，此时陈布雷已为蒋效命21年，深处权利中枢的陈布雷十分清楚国民党覆败的症结，那就是腐败与独裁。
然而他很清楚，自己是“文胆”，而非陈诚那样可以话事的武将，因此他不敢也不能“越俎代庖”。
在21年时间里，陈布雷见证了共产党的崛起，也亲历了国民党的覆败，国共两党的鲜明差别让他深刻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前途不远，渐渐生出了堕怠退却之心。
然而另一面，“忠君”思想又牢牢地套死了他，为蒋介石不停地发出一些对自己来说言不由衷的声音，比如他曾在日记中说“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加上蒋介石事事咨之以备，长期以来大量的工作与巨大的压力，又使得他身心皆疲，久病难愈。
繁重的工作，巨大的压力，病痛的折磨，现实的打击与内心的愤懑，最终终于压垮了他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得他只能选择自戕以解脱。
陈布雷自戕之后，一共给上司、同事与家人等留下10封信。
每一封信的内容都让人读了怆然泪下。
在他留给蒋介石的信中，其中一段纵使铁石心肠如蒋介石读了也不禁连连叹息：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不仅仅是蒋介石的反应沮丧，就连其夫人宋美龄也同样如此。
宋美龄与陈布雷平时感情颇好，她把陈布雷当家人一样看待，在陈布雷患病时期，不仅每天让人给他送牛奶关怀备至，每逢节假日还特意让厨子专门给他做喜欢吃的菜送过去。
在蒋介石离开陈公馆之后不久，宋美龄也在陶希圣的陪同下来到了陈布雷床前，她整个人显得分外颓丧，十分落寞，紧紧地将双手按着自己的胸膛，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悲伤，显然陈布雷的死对她打击很大。
回去之后，宋美龄向蒋介石转达了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关于对陈布雷的安葬意愿，蒋介石心不在焉地听着，内心却五味杂陈，自戴笠死后，这还是第二次有人死去让他内心感觉怅然若失，后来他为陈布雷题匾“当今完人”四个大字。
这也是蒋介石一生中对别人的最高评价。
而陈布雷死后，国民党方面总算按照其意愿办了一次事。
陈布雷死前，曾特意在信中交代了如何对外公布自己的死因，他幽默地道：
如何发表消息，我意不如直说‘XX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然而在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却这样对外公布：
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最终，18日，国民党这才充分尊重陈布雷之意愿，对外公布陈布雷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
1948年11月15日，恰逢陈布雷58岁生日，国民党在今天为陈布雷举行大殓仪式。
仪式上，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表情哀伤肃穆，默哀一分钟后，转身离去。
陈布雷的死，令蒋介石久久不能释怀，后来他曾与人谈到陈布雷时伤感地说：“失去布雷先生，使我如断一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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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我们从陈布雷生命中最后几年留下的照片就会发现，他总是眉眼耸拉，嘴角下翘，眼神里尽是落寞与忧郁，很明显他过得并不开心。
连周恩来都曾评价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很钦佩。
这样一位大才子，最终却为蒋介石独裁政府所累并为之殉道，着实可惜。
同时，从陈布雷的悲惨结局我们也不禁反思两个问题：
一、当在职场遭遇矛盾时，我们应当如何在领导与自己之间，作出正确抉择？
人们总说“性格决定命运”，陈布雷之死，恰恰死于自己太过温顺忠君的性格。
然而历史证明，盲目地“忠君”，往往会助纣为虐，万劫不复。
过去共产党人用新篇章告诉世人，一个政治家的使命，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忠于人民”，其次是“忠于国家”，最后才是“忠于自己”。
同样，普通人在职场中面临同样的矛盾时，自己对上司的忠心，也应该要建立在他忠于国家与人民的基础之上。
否则，我们就应该彻底摈弃“忠君思想”，站起来打倒它，推翻它。
二、在职场中如何跟对人呢？
以前我们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我们又说“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
显然，这些都强调了选择的重要性。
选对了路，跟对了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那么我们该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跟对人呢？
笔者认为，从跟对人上来说我们大致要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他是否于人民与社会有益？是否于自我发展与生活改善有益？
陈布雷的悲惨遭遇，恰恰是因为其选择与此背道而驰，追随了背离人民意志的蒋介石政府，这才引来悲怆自戕的下场。
一个领导人，只有以“为人民与社会创造价值”为己任，才能跳出私欲的狭隘束缚，拥有伟大前程，跟着这样的人走准没错。
同时，他的野心，除了要有足够的才华支撑外，也要有足够的实力提供牛奶与面包。
毕竟在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之下，一切脱离温饱的设想，都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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