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在上海赋闲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消息传来，国民党高层一片哗然，面对众人的不解。参谋总长顾祝同无奈地解释说：“考虑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刘经扶（刘峙字经扶），一个是蒋铭三（蒋鼎文字刘峙），铭三昼赌夜嫖，比较下来，刘经扶还算好一些。”
顾祝同的这个解释不仅无法服众，反而激起了国军高级将领更大的不满。其实顾祝同说得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徐州“剿总”总司令这个位置，在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军中，至少得一个陆军二级上将才镇得住场子，可是当时能被蒋介石所信任的二级上将真没有几个，何应钦（时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等人算来算去，能被蒋介石所信任的，也就刘峙、蒋鼎文等几人选而已。
刘峙自抗战爆发后在平汉线一溃千里，被耻笑为“长腿将军”后，指挥能力一直为人诟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顾祝同的眼中，居然比蒋鼎文还要强不少。顾祝同为人圆滑，作风颇似何应钦，轻易在公开场合不惹同僚，但是却给蒋鼎文一个“昼赌夜嫖”的评价，可见当时蒋鼎文在国军内部的风评已经多臭了。
那么，如此不堪的蒋鼎文，翻看他的履历，却发现极为亮眼，很受蒋介石的宠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既是五虎将，又是八大金刚的蒋鼎文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有“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之说，五虎将指的是：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卫立煌。这五人都当过战区司令长官，而在解放战争时期，除了不堪大用被蒋介石放弃的蒋鼎文之外，其余四人都担任过重要职务，陈诚、顾祝同那是蒋介石的股肱心腹，卫立煌即便备受猜忌，也曾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这一要职，刘峙也一度名义上指挥徐州八十万国军。
“八大金刚”指的是：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陈继承。这八人从黄埔军校开始，就追随蒋介石，资历深、地位高。其中即使是知名度最低的陈继承，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曾担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的这个副总司令可和其他“剿总”的副总司令不同，他实际上全权指挥华北的中央军，当时没有他的命令。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连中央军一个团都调不动，直到陈继承调走后，傅作义这个"剿总”总司令才算像个样子。
蒋鼎文、陈诚、顾祝同、刘峙四人既是“五虎将”，也是“八大金刚”，可见，在蒋介石对蒋鼎文彻底失去期望之前，他是和陈诚、顾祝同等人一个重量级的。
蒋鼎文能够被蒋介石信任，出身很重要。蒋介石用人，最看重的是三点，一是是否江浙人，二是是否黄埔系，三是是否忠诚。
这三点，蒋鼎文全占了，首先，他出生于浙江诸暨人，和蒋介石的老乡关系拉上了。
1912年，17岁的蒋鼎文考入浙江陆军讲武堂，当时科班出身的军官是很抢手的，因此蒋鼎文毕业后很快就在浙江督署守备队当了连长。那时的蒋鼎文还算得上是个热血青年，他不满足于在军阀部队任职，离开浙江前往广州。1921年，蒋鼎文成为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参谋部的中校副官，第二年升任上校参谋。1924年5月，黄埔军校组建时，蒋鼎文出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学生队区队长（中尉），不久后任上尉军事教官。这个时候的蒋鼎文和任校长的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成为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当时在黄埔的蒋鼎文尚未腐化堕落，每日为了给学生做表率，起得很早，于是在操场经常遇见同样早起的蒋介石，一来二去蒋介石自然对这个同乡产生好感，接触多次后作为心腹培养。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蒋鼎文亲自去奉化服侍
在1927年8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突然发难，白崇禧很干脆地对蒋介石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该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白崇禧说完后，李宗仁自然是随声附和。
猝不及防的蒋介石，尴尬地看着何应钦，关于何应钦的表现，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沉默不语，一个是同意蒋介石“休息”一下，无论哪个说法，都足以证明何应钦当时已经站到了白崇禧、李宗仁这一边。
此前，蒋介石在徐州指挥作战，被卷土重来的孙传芳打得大败，名声大减，因此李、白、何才趁机联合“倒蒋”。
势单力孤的蒋介石，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只得宣布“下野”。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不少见风使舵的人纷纷转向。时任浙江省主席兼二十六军军长的周凤岐，本是孙传芳的部下，他在蒋介石下野后落井下石，在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后，没有政治头脑的周凤岐甚至派人去暗示蒋介石，让其离开浙江。
蒋介石到奉化溪口后，蒋鼎文带着几个亲随也赶来了。这时的蒋鼎文，刚刚升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局长。
蒋鼎文是主动来溪口的，原来就在周凤岐派人去威胁蒋介石后，蒋介石勃然大怒，分别让人给白崇禧、何应钦打电话。白崇禧、何应钦也觉得周凤岐做得太过分，加之周凤岐也不是白、何的亲信，因此周凤岐当即被撤职，由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诚兼代浙江省主席。
蒋伯诚上任后，在宁波召集一干大员开会，会议提出由浙江省防军派一个营的部队去奉化保护蒋介石，在会上，蒋鼎文主动提出，他要去溪口服侍蒋介石。
据蒋伯诚回忆，蒋鼎文言辞非常恳切，说：“局里的事情交给张吾剑督察长兼代，我专心去溪口伺候总司令（蒋介石）。”
会后，蒋鼎文带着几个亲信来到溪口，直到蒋介石离开溪口东渡日本，这才回宁波公干。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心情极度灰败，而且当时的他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把握，在这个关键时刻，蒋鼎文的表现自然让他非常的感动。
1928年1月，蒋介石重任总司令后，当即擢升蒋鼎文为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重用之心可见一斑。当然，蒋介石对那些在自己下野时落井下石的人，则是毫不手段的打击，比如周凤岐，在蒋介石复职后，被迫辞去本兼各职，前往上海闲居。1938年3月7日，和日本人勾结，准备担任伪职的周凤岐，被军统特工刺杀。
1935年4月，蒋鼎文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将领。
“西安事变”博取蒋氏夫妇的好感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发来电报，让蒋鼎文赶赴西安。到西安后，蒋鼎文即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此时的蒋介石已对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极为不满，因此大举调动中央军向陕西开进，并让骨干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人云集西安。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蒋介石在临潼被活捉，西安城内的蒋鼎文随着其他大员也一同被抓。
“西安事变”发生后，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战，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一开始，被关押的蒋介石听到中央军进攻潼关后，大为高兴，但是当国民党空军不顾他的生死，轰炸西安时，他感到情况不妙，在张学良的请求下，写了一个条子，让何应钦下令中央军暂缓进攻。
那么，谁去给何应钦送条子呢？蒋介石选择了蒋鼎文。蒋鼎文完成送信的任务后，当得知宋美龄、宋子文兄妹要去西安见张学良时，便主动去找宋美龄，表示愿意再去西安，这让宋美龄十分感动。
在一行人乘飞机要前往西安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鼎文的妻子蔡文媛（第三任）在机场送行时，哭哭啼啼，宋美龄见状后，对蔡文媛说：“你是大员的夫人，怎么能凭借夫妻的感情，来阻止丈夫的行动呢！”
12月22日，当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乘飞机来到西安后，张学良在和大家寒暄后，却吃惊地发现了去而复返的蒋鼎文，一向讲义气的张学良不由得佩服起来，说：“铭三，你是好汉，不怕死又回来了。”
蒋鼎文回复张学良说：“副司令是大好汉，我是小好汉。”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当晚在洛阳停留，蒋介石不放心被扣在西安的亲信，让张学良给西安发去电报，点名释放蒋鼎文及陈诚、陈调元、卫立煌这四个骨干将领。
蒋鼎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博得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极大信任和好感，抗战爆发后，蒋鼎文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1月任西安行营主任，二年后又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
昔日飞将军，缘何堕落至斯？
蒋鼎文在国军高级将领中是出了名的狂赌烂嫖，早在1927年他就任浙东警备司令时，他就开始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在宁波期间，他将兼任的公安局长交由亲信张剑吾实际管理，自己则与宁波的富商地主们过从甚密，整日沉迷于酒色。
在宁波期间，蒋鼎文感染了花柳病，痛苦不堪，当地的一个叫杨槐堂的花柳病专家，被蒋鼎文重金雇来治病，病情缓解后，蒋鼎文干脆将杨槐堂带在身边，这个杨槐堂就靠着给蒋鼎文治病，居然后来还混了一个少将军医处长的职务。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时任第二军军长的蒋鼎文，率部在陇海、津浦两线及中间地带，与西北军激战，立了不少战功，由于蒋鼎文部以机动作战为主，因此被称为“飞将军”。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蒋鼎文尚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在他就任西安行营主任，主政西北后，则就完全丧失了斗志，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只知贪腐的国民党大员。
蒋鼎文在西北期间，利用职权大肆敛财，蒋鼎文的私人账房陆怡霖直言说：“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古凤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
由于腐化的名声实在太臭，蒋鼎文被调往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期间他和副司令汤恩伯争权夺利，大闹不和，导致第一战区的杂牌军大都听命于蒋鼎文，中央军唯汤恩伯马首是瞻，部队不团结，大大削弱了对日作战的力量。
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中，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蒋鼎文、汤恩伯部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日军攻陷，损失部队20多万，舆论哗然，7月初，蒋鼎文引咎辞职，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此后一蹶不振，再没有被蒋介石所重用，或者说蒋介石不敢再用。
有人说蒋鼎文的腐化堕落是本性使然，可是不要忘了，在1924年5月，黄埔军校组建时，时任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上校参谋的蒋鼎文，甘愿自降四级，去当中尉区队长，兵站站长可是肥缺岗位，但却被蒋鼎文毫不犹豫地放弃。
蒋鼎文的堕落和国民党的堕落是相呼应的，从他的堕落史可以找出不少国民党失败的原因。1974年1月2日，蒋鼎文病逝于台北，年79岁，临终前他叮嘱，自己的墓地须朝向西北，以面对大陆，魂归故里。我相信，这时的蒋鼎文，和当年那个甘愿自降四级的黄埔教官，更相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