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竺可桢
2014-10-13 信息来源：浙江档案局
有一个人，舍弃了自己最爱的科研领域和最可能出成果的时间，把人生最饱满的十三年奉献给了大学行政事业；有一个人，带领一所大学西迁2500多公里，历经9年，却在这个过程中把这所大学办成了令国内外都刮目相看的“东方剑桥”；有一个人，为了保护故乡的珍贵文物图书，几经周折，数封书信，义正辞严与政府官员据理力争……
这个人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如今，他的铜像屹立在浙江大学图书馆门口，继续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钟爱的莘莘学子。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表明，他的大半生和浙大、和故乡紧密相连，他的爱一点一滴渗透在里面。
记者黄莺
档案索引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于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1928年4月改称浙江大学，7月冠以“国立”两字。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任校长期间，该校取得最突出的发展，奠定其成为名校的基础。竺可桢到处招贤纳才，因抗日战争爆发带领全校师生西迁到贵州、重庆等地，在西迁途中丝毫没有影响学生学业和教师科研水平，许多教授最辉煌的学术成就都在西迁途中取得，被来参观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共4394卷，起止时间为1922年至1953年。档案包括综合类的学校各类会议记录、规章、校刊等；人事类的学生名册、教职员工名录、学生调查表等；总务财会类的各种移交、接收清册；教务类的教员专题研究、学期课程总表、选送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其他类的包括蔡元培等亲笔信、学生运动材料，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材料，竺可桢校长办公室的公函来往以及亲笔信等，资料非常详实。
教育不受党政干涉
竺可桢(1890.3.7-1974.2.7)，又名绍荣，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6年初，经陈布雷力荐，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与蔡元培商讨过之后，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里，竺可桢的学生陈训慈记载说，竺接到邀请后，也曾犹豫过。他在1936年2月21日与蒋介石见面后，曾有半个月的犹豫踌躇时间。主要原因是他当时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对气象领域的研究一片钟爱。如果去当校长，势必减少科研时间。另外，他对当时的高校教育不太看好。
妻子张侠魂曾对陈训慈等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竺可桢在日记里也提到因为有“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的考虑，决定出任校长，并在就任后，一再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延长自己的任期，最后竟在浙大工作了13年。
打破成见寻觅名师
竺可桢
竺可桢出任校长后，深知好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于是他四处寻觅名师，且任人唯贤，不带成见。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文史资料里，曾任浙大生物系教授的谈家桢回忆说，教会学校出身的他，1936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想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奋斗，希望能到一所国立大学去，扎扎实实搞一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但当时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竺可桢校长就因为胡刚复先生的推荐，给他寄来了聘书，聘他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这样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实难得。
后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被竺可桢聘来浙大，并给以重用。可见，他在聘任教授方面，特别敢冲破壁垒，任人唯贤。在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存有多份竺可桢当年聘任教授聘书，可见当初他对人才的渴求。
正因为他这份重用和厚待，许多浙大教授都特别尊重竺可桢，他交待的事，大家都一定办到。曾任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教授回忆说，当年竺可桢让他当很难干的训导长，他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至于补课代课，更是不在话下了。
苏步青的日本妻子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还有竺可桢如何真诚相待聘来的名教授、让他们安心教学和科研的记录。
苏步青回忆说：“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为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
抗战开始，浙大开始西迁，竺校长自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要经费。
“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苏步青说。
后来，学校迁到了遵义，竺可桢又劝苏步青抓紧把家眷接出来。可当时苏步青没有钱，竺可桢一下子就批给他900块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资。他把家眷迁来后，竺可桢方才放心。
梅光迪的抚恤金
1945年，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因心脏病去世。浙大校长办公室数次打报告给相关部门，竺可桢也多方奔走，帮其调查并写证明来争取这笔对其子女来说很重要的抚恤金。
在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还存有竺可桢批复的公函，除了证明梅光迪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都在浙江大学任职外，还特地帮他调查了在南京的任教经历，也做了证明。大意说，梅光迪曾于民国九年至十三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任西译文学系主任，十三年起又曾代理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出国至民国二十一年……
为了一位老师的抚恤金，来来回回打报告到抚恤金寄给家属，折腾了几个月，身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可谓尽心尽力，对名教授的爱护可见一斑。
不仅对名教授如此，竺可桢对浙大所有员工都一样关心。对有病无法工作者，爱护备至，病员工资仍如数照给。如数学系王福春教授、园艺系赵荣琛教师都患严重肺病，因当时无劳保制度，且在抗战时期生活维艰，亲友也无法长期帮助，竺可桢均准许他们照支原薪，安心静养。
而为了浙大一名退休职员沈念慈的养老金问题，竺可桢也会专门向教育部呈文，为其争取（这份呈文在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可查到）。
当时浙大的许多著名教授都是被竺可桢这样请来并留住的，比如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营救被捕学生
竺可桢除关心学生学业外，因其时政治斗争激烈，遇到学生要吃亏时，他竭力保护，使学生避免牺牲。在学校里，不因学生派别不同就区别看待，特别保护学生的独立思想。他请费巩任训导长，也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当时规定训导长须国民党员才有资格，费巩非国民党员而是进步人士，竺可桢冒大不韪，坚决请他担任。
1947年10月，于子三同学被捕后，竺可桢竭力营救，不幸未成。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竺可桢当场昏晕过去。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过来。
为了救护学生，他多次劝说学生不去游行。实在劝服不了，学生出事后他又想方设法利用各方关系保释。在省档案馆所藏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有一份竺可桢为争取学生利益而发的公函，是写给地方法院检察处：“本日本校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商讨于子三出殡事宜是否延期举行时，突有游民六七十人，手持纸旗棍棒冲入校内，猛殴学生，多人受伤。学生奋起抗拒。学生当场扭住游民十人，相应送请贵处侦讯提起公诉……”
而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还有一位浙大的学生邵全声的回忆令人感动。他曾在浙大就读，跟竺可桢很少往来，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毕业后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后来为营救费巩教授，不幸被捕，关在很隐秘的地方。
竺可桢到处活动加以营救。1945年深秋，他还通过与有关当局洽商，拄着手杖赶到邵全声被关押的地方探望。邵全声回忆说：“竺校长来看望我，真是如见亲人，心中十分激动。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竺校长只得离去。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不仅探望学生，竺可桢还屡次把营救邵全声的经过情形写信告诉其父亲，让其安心，前后竟然去了十几封信。
想方设法保护四库全书
老浙大的校舍条件比较差，因为竺可桢总想多节约点钱下来，多采购图书设备，多想办法买点好书。
1945年浙大教授李春芬未回国时，听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批复本书要赠送外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我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已有人去征集。那时他还不算浙大的正式教师，因1944年竺可桢曾电约过他去浙大执教，于是他便以浙大教授的名义，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接洽。经同意后，代浙大收集了约1000多册图书，后来免费运到浙大。对此，竺可桢特别高兴，特意为此写信给他的晓峰老师，表达他的欣悦之意。
他对故乡的文物图书也特别重视保护。1938年底，因抗战打响，浙图已将图书与其他善本运抵龙泉秘藏。竺可桢认为留浙欠妥，应西运贵阳保存。教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浙大派员会同浙图人员运黔。
在贵阳市区还不放心，改运至山乡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可胜任，竺可桢主动每年夏季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协助晒书整理。
独山战起，浙大本身处危不动，竺可桢又赞同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运到重庆，并任阁书保管委员会委员。
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须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没有自己的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可桢对浙图的同情，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
文澜阁存书寄藏在贵阳时，贵州大学想借其中滇黔人之著作，一度想抽借至该校。战后，四川公私方面亦张言，东北收复，北有文渊，西南似应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私访浙中父老，企图打通政府，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归之于南京（详见浙江档案馆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张宗祥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纪实》一文）。浙江省参议会代表民意，力主留在浙江省。竺可桢与弟子陈训慈一直代浙图与各方联系。论及此事时，竺可桢在信中义正辞严，充分显示其对文物图书的重视与爱护，以及对故乡的那份深爱。
家乡是个好地方
他常对外甥杨其泳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清水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
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有机会南归，但也有两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
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间，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时，顺便到老家一转。他那一次说：“中国科学已经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经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
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
过了一年多，东关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确立“求是”校训
因为爱浙江，竺可桢也特别崇拜浙江的名人王阳明。
1938年11月，竺可桢发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认为今日颠沛流离中，欲自觉觉人，应以先贤的嘉言懿行和丰功伟绩，作为吾辈的矜式。因地思人，王阳明先生的行谊，最可作今日大学生的典范。他自浙江至贵州谪居两年，所走路线与
浙大西迁路线相合。他治学躬行，坚贞负责和忠心报国的精神，尤其值得浙大学生来学习。他的“致良知”学说，也就是“求是”精神的注释。
竺可桢引用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一语，认为“无心同异，惟求其是”。这种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推至浙大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是求是校训的最好注释，已融入了求真的精神。
在这位前辈的指引下，他提出了求是校训。
具体时间是在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上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校长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1989年1月，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确定为国家教委综合改革试点院校后，学校提出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口号，并将其概括为“求是创新”。
1997年学校百年校庆时，新建校大门的横梁上端阳刻着“浙江大学”四个大字，而在横梁的两侧下方，由十六块大理石浮雕用变体文字书写“求是创新”四字，用阴法雕刻分列两边。既体现出浙江大学的百年辉煌，又昭示浙江大学更加灿烂的未来，“求是创新”已成为新世纪浙江大学师生的行动指南。
一个人在地球上也和细菌差不多
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人，个人生活也很让人敬佩。
浙江省档案馆内藏有他1946年6月19日的一封信，这样写道：“中国纺织公司杭州办事处执事先生台鉴：敝人自重庆来杭，因乘飞机不便多带行李，故拟制棉被数条，特望准购洋白细布一匹，照公教人员特价让购为荷。”
堂堂大学校长为制棉被还得专门打报告，这在今天绝对无法想象。可这就是竺可桢的为人处世态度。
任浙大校长后，浙大农学院有大量的农产品，如牛奶、牛油、鸡鸭、蛋、西瓜、番茄、花木等，他从未揩油白拿，和一般顾客一样付款购买。
在学校办公费用开支上，他也很节约。他的一支自来水笔，用了三十几年。开校务会议由学校备便饭，他不准供应老酒。陈建功先生有酒瘾，每餐非喝酒不可。他也不批。陈先生只好自己暗地里叫工友去买一瓶，由他自己付钱。
浙大录取新生，竺可桢女儿竺梅分数不理想，他没有通融。省内当局曾托人为其亲属求情，他也回一句：“叫他来考好了。”
学校分给他好的洋房，他连连回绝，说就在办公室楼上安排两个房间就够了。寒冬腊月，他的办公室也从来不生火。因楼板单薄，楼上有人走动时，楼下也会摇曳。
他上下班从来都是步行，只有到远处公干时才乘专用汽车。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记载，浙江大学戏剧和德语教师张君川回忆说，竺校长有一次在艺专和潘天寿校长吃饭，因司机有事早回，潘校长问竺可桢能否坐他的三轮车回家，会不会太委屈了。
竺可桢说了一个比喻：天上的织女星座一颗星也比太阳大得多，太阳又比地球大得多，一个人在地球上也和细菌差不多。如果自以为不得了，那不太可笑了吗？
一生积蓄只能买几担米而已
浙大西迁中，他更是跟学生一起同甘苦。
中国金属材料专家王启东教授（当时浙大学生）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教师在食堂里，一块木板打几个桩，钉在地上就是凳子。吃饭是“蜻蜓点水”（蘸着盐汤下饭），“逢六进一”（吃六口饭蘸一点霉豆腐）。灯是桐油灯，三根灯芯，一般只点一根，看书点三根，教授和学生的鼻子都被熏得黑黑的。
西迁途中，竺可桢还承受了众多不幸和悲痛。在江西泰和，夫人张侠魂、次子竺衡相继病故。他匆匆料理好丧事，第三天又马上回校工作了。
他本来有汽车，但每次防空警报拉响，他都没有躲进汽车，而是跟师生一起躲防空洞，不让自己有任何特殊。
1941年，浙大在遵义时，物价飞涨，几乎一天三变，生活大受影响。竺可桢偶然在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单据，已经满期，取回两千元，此时只能买几担米而已。他说：“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
这样一个爱老师和学生如己、爱学校如家、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苛至极的校长，至今为浙大人铭记。
如今，浙大学生走进校园第一件事就是要回答竺校长提出的两个问题：“你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每年浙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学校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
看似简单的两个问题，把纷繁复杂的人生抉择梳理得清清楚楚。这两个问题相信将永远提醒着浙大学生，影响着一代代浙大人，也提醒着大家记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校长。
竺可桢手迹
11月11日-1937年秋，竺可桢（中）在天目山禅源寺调查浙大搬迁校舍事宜
1937年12月 浙大师生从建德乘民船再次西迁
呈请本校退职员沈念慈爱养老金事之一
呈请本校退职员沈念慈爱养老金事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