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一共打了三年。
三年中双方都有不少军人被俘，那些被俘的“联合国军”，都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志愿军为此修建了六座战俘营，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处设在中朝边境朝鲜一侧的碧潼，这里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所在地。
碧潼战俘营一共收容了约3900余名（一说5000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美国兵占了大多数。除了美军，这里还收容着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墨西哥、波多黎等国的俘虏。
那么，这些“联合国军”战俘，在战俘营里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吃
碧潼战俘营成立于1951年2月， 正是美军实行“空中绞杀战”最疯狂的时候。志愿军后勤供应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战俘营里的食品供应也非常困难。
这段时期，志愿军战士只能“一把炒面一口雪”，连彭德怀将军吃的也不过是烤土豆。但即使条件这么差，战俘营里的“联合国军”战俘，还是被我军尽可能地优待了。
当时，战俘们能吃到玉米面、高粱面，有时还能吃到白面和肉，已经比我们自己的战士伙食要好。但还是有战俘嫌吃得太差而说怪话：“你们志愿军养不活我们，就别抓我们”。
虽然战俘们自从放下武器后，就没有任何反抗行为，但此时他们最关心的是生活待遇，吃不好就会不停发牢骚。
当时美国飞机不断轰炸，什么东西都无法从国内及时送到。这些从小吃牛奶、面包长大的战俘，只吃了几天粗粮就开始抱怨。
后来随着后勤逐渐改善，战俘们的食品供应也慢慢好转。管理部门还给战俘们成立了一个生活委员会，交给他们自己选举、自己管理。
当时，志愿军管理部门从人道主义出发，为战俘提供的食品不仅有大米、白面、白糖、牛羊肉，偶尔还会有啤酒，管理部门已经非常尽力了。
为了能吃得好一点，战俘们会自己动手制作一些面包烘箱，用烤面包代替馒头，这样更适合他们的饮食习惯，有时他们还会烤一点面包圈和小点心改善一下。可以肯定地说，战俘们吃得比志愿军战士要好。
在碧潼，战俘们自己管理伙食，菜谱由选举出来的伙食委员会制定。食品供应除了由志愿军供给一部分之外，战俘自己也养猪、种菜。他们在农产品生产中还搞评比，生产积极性挺高。
管理部门也尽量保障他们的食物供应，渐渐地战俘们能吃上猪排、牛排、烤鸡、烤鸭、甚至还有罗宋汤。
生活待遇上去了，战俘们也都对志愿军心存感激，再也没人说怪话，有时看到美国飞机飞过，他们还会对着天空咒骂。他们也知道飞机轰炸会让供给变得更困难。
在管理中，干部们发现：同样是西方人，战俘彼此之间的行为方式差异也很大。
比如，管理处会定期给战俘们发白糖，每人一斤。美国战俘领到白糖后，一天不到就能都给吃光了。而英国战俘却细心地用纸包把白糖分成小包，一份一份整理好，留着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享用。
管理处对战俘的生活优待，渐渐引起了我军部分基层官兵和朝鲜群众们的议论。
他们觉得，这些犯下战争罪行的侵略军，我们不虐待还给饭吃，就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吃大米白面，猪羊牛肉？这些都应该给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们吃。
面对这些议论，战俘管理处的干部反复向大家解释，说明宽待战俘的政治意义。
改善战俘的生活、增加营养，是为了照顾到他们的生活习惯，防止他们在战俘营里因为缺乏营养而死亡；更重要的是，善待战俘可以让世界人民了解到，志愿军是认真执行日内瓦关于战俘待遇公约的。这对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和瓦解敌军，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穿
在碧潼战俘营里，每个联合国军战俘都能领到制服、衬衣、帽子、袜子和解放鞋。此外毛巾、牙膏、牙刷、肥皂这些日用品也是一人一份。到了冬天，每个人还可以领到棉衣、棉帽、棉大衣和一条毛毯。
但为了给战俘提供合身的衣物，管理处却碰到了一些问题。
战俘里的一些人，身高在两米以上。这些大块头的衣服尺码在志愿军后勤体系中是没有的，只能给他们量身定制。衣服还还说，更让人头疼的是鞋子。我们的战士穿鞋最大号只有43码，这个号码大个子战俘根本穿不进去，他们只能把鞋前边儿剪开再穿。
后来管理处建议后勤工厂，专门赶制了一批45码和46码的大号鞋，发给脚大的战俘。
战俘营里各国战俘领到衣服后，在个人卫生上彼此间区别也不小。
美军战俘穿衣比较随意，尤其不愿自己动手洗衣服。他们的衣服脏了经常懒得洗，于是就翻过来继续穿另一面。
英国俘虏则普遍比较讲究军容风纪，他们每天都会刮胡子，按时换洗内衣，发给的制服也总能保持干净整洁。
管理处的干部注意到，美军在被俘之后往往没有一点气节，只要能活下去就行。而等到一切渐渐平稳后，美军战俘就会想办法进一步享受。
因为战俘营里对战俘的个人财物“只登记，不没收”，所以几乎每个俘虏都有一点随身个人物品。于是美国战俘就开始在营地里互相“贸易”，有时一支香烟竟然被他们倒卖到了三美元。还有的美国兵甚至把倒腾物品的“生意”越做越大，几年下来有好几千美元的流水。
更多的美国兵则喜欢用美元、手表、钢笔、戒指这些小东西来赌博。但让志愿军干部最不能理解的是，美国战俘对自己的战友竟然没有任何同情心：在供给困难的那段时期，给病号做的大米稀饭竟被美国兵悄悄克扣，然后倒卖成美元。
相比之下，英军战俘则要规矩得多。在物资最匮乏的时候，哪怕是一小块肉、一小块豆腐或者丸子，英军战俘都会用小刀切成一样大小，一人一份，平均分配。
文娱
在战俘营里，还开展了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其中既有战俘管训处安排的文艺表演，也有战俘们自己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
战俘管训处有时会请志愿军文工团来给战俘们表演一些传统红绸舞、腰鼓、和一些苏联舞蹈，有时还给战俘们演话剧《白毛女》、《兄妹开荒》，此外每周还会放一次电影。
看电影时，只要苏联电影中一出现女演员或者有拥抱的镜头，战俘们就会吹口哨、起哄，大喊大叫，我们的战士刚开始还有点生气，呵斥他们是“流氓”。
而给他们安排的戏剧表演，战俘们有的能看懂，有的却压根儿没看懂。比如在看《白毛女》的时候，战俘们就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他们说，杨白劳欠了钱就应该还，如果他还了钱不就没事了吗？
至于黄世仁，战俘们说他要不回来钱就应该去法院起诉，不应该抢人家的女儿；还说黄世仁的妈用头簪扎喜儿，杨白劳也应该去法院告她。
在战俘中，有一些人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甚至能演奏乐器。因此战俘营专门派人去沈阳和北京的乐器商店购买了风琴、小提琴、大提琴、大贝斯、长短笛和大小号、圆号，然后又冒着美军的轰炸，运回朝鲜营地。
看到这些乐器，可把战俘们乐开了花。
一名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战俘主动牵头，组织起了一个管弦乐队。在志愿军文工团的指导下，这支乐队慢慢能演奏出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和约翰劳斯的世界名曲。战俘们最爱听的是《蓝色多瑙河》和《小夜曲》。
战俘营中最受欢迎的还要属体育活动。
美军俘虏们非常热衷体育活动，他们爱打篮球和橄榄球，棒球和拳击也很受他们欢迎；英国俘虏则最爱踢足球，土耳其战俘们没事就爱摔跤。
在这些项目中最普及的是篮球。战俘各个中队（每队200人）都有自己的篮球队，平时经常会组织比赛。战俘管理处的王央公主任也喜欢打篮球，偶尔还会上场和战俘们一起打比赛。
王主任虽然年近40，身材有些微胖，但他打起球来却动作敏捷，投篮、上篮都很准。每当王央公主任参加比赛，就会引起战俘们的欢呼。
战俘营里篮球打得最好的要数美国兵。
美军中的黑人俘虏不但身材高大，球技也好，他们有些人当兵前原本就是篮球运动员。志愿军管理处当时也组织了一支球队和战俘队打比赛，不过每次都要输给他们二、三十分。
大家心里很不服气，曾想邀请“八一”篮球队到战俘营和战俘队打一场比赛，说什么也要打赢他们。
不过，当同志们把这个想法向总政副主任杜平汇报时，杜平却笑了。他说，和战俘们一起打球，谁赢谁输不重要！
我们要表明的是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同时也要显示出我们改造美国战俘的信心和力量。
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碧潼战俘营举办了一场“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有来自11个国家的约500名俘虏参加了比赛。比赛设置了美式橄榄球、棒球、篮球、排球、田径、足球、体操和拳击等项目。
来自志愿军六个战俘营的俘虏兵们，不但积极参加比赛还担任起摄影师、播音员甚至记者的角色。每天比赛结束后，他们都会发布新闻通讯《奥林匹克综述》。
关于这场奥运会的报道，还出现在了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投撒的宣传单中，有力证明了志愿军文明、人道的战俘管理态度。
当时，有一名法国《人道报》的资深记者，经常去志愿军战俘营采访。他在参观了战俘们丰富的文娱体育活动后，感慨道：“碧潼战俘营简直就是一座大学校，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文化差异
英美军队规定，军队在战败时允许士兵投降。因此英美士兵即使当了俘虏，也不会失去军人荣誉，更不会被歧视。相反，他们还会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艰险而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
战俘营里的美军战俘就经常能收到来自美国的问候信件。美国姑娘会在给战俘寄去的信封上印上唇印，有的还会在信中夹带一缕金发或自己的照片，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战俘的爱慕和尊敬。
在我们看来，当俘虏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有人宁死也不当俘虏，但美国人对当俘虏却没有任何羞耻感。
这些被俘的美军，虽然关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但每个月的薪金依旧会按时发到家人手中，甚至连他们的军衔晋升都不会受影响，所以英美军队根本不把被俘当回事。
据当时在碧潼战俘营担任宣传教育科科长的王奈庆回忆：有一名美军少尉被俘后，收到妻子来信。妻子在信中告诉他，国防部已经按期晋升他为中尉。
另一名英国皇家功勋团的上尉连长，在中国战俘营里度过了整整三年后，返回英国仍被重用，后来还晋升到了“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高级职位。
在所有美军战俘中，军衔最高的是美第24师少将师长。他所在的24师在二战中曾被称为“常胜师”，但在朝鲜作战仅仅18天，师长威廉·迪安做了俘虏。
被俘后，刚开始威廉·迪安也显得恐惧和不安，情绪非常沮丧。但后来他亲眼目睹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后，心情逐渐开朗，和刚被俘时判若两人。
在俘虏营中威廉·迪安的军衔最高，所以也最引人注目。
一些美国出版商了解到他是以师长身份被俘之后，千方百计通过一些在朝鲜的记者向威廉·迪安约稿，因为记者有机会能见到他。
出版商请威廉·迪安写一本关于自己被俘后所有经历的书，并愿支付5万美元的稿酬，这在五十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哪知道威廉·迪安在收到约稿信息后，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他马上坐地起价，对出版商说，“不给10万美元，绝对不写”。
这件事传到志愿军管理处之后，我军干部们都感到很诧异：一个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军，能有什么可神气的？几十年后此事还被王奈庆写进了《话说“联合国军”战俘营》这篇文章中，现在读起来，还能感受到两国军事文化互相碰撞带来的冲击。
这位被俘的美国将军在被遣返回国后，不但受到了各界军政要人的接见，连新闻媒体也像欢迎英雄一样前来表示祝贺。像其他战俘一样，威廉·迪安将军的晋升之路也丝毫不受影响，他后来被晋升为中将。
临回美国前，我方设宴给威廉·迪安送行。他握着志愿军代表的手不停地说：“愿美国和中国永远不再打仗。”
后记：
和本文介绍的“联合国军”战俘相比，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却在美国战俘营中，饱受饥饿和欺凌的折磨。
在一本记述美军战俘营的书籍中，作者这样写道：“联合国军给志愿军战俘供应的粮食，每天都是杂皮、带糠的小麦和大麦，或者是长了绿毛的大米和霉烂变质的白面，而且每人一天只有一磅。志愿军被俘人员吃的蔬菜，是叶子发黄的白菜和咬不烂的萝卜。很多人甚至在战俘营中因遭到折磨而致残、致死。”
对照双方被俘人员的不同待遇和命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战俘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和志愿军的态度真是天壤之别。可以这么说，志愿军战俘所遭遇的非人道待遇，是美国及西方人权记录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本文所描述的“联合国军”战俘们的生活，都来自在碧潼战俘营工作过的王奈庆口述回忆，所有细节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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