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5）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5）

第二次停战机会

因为毛泽东根本不想在志愿军打到三八线时就收手，所以第二次战役刚结束，毛泽东就在筹划打第三次战役了。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说：“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在这里批判“速胜”观点，批判谁？我以为是在批判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志愿军打到三八线时就下令停战了。但彭是在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可毛泽东现在要改变这个决定，又不好明说，于是就把打到三八线就是完成了援朝任务的观点说成是“速胜”观点，予以批判。

      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强调要再打一仗，打过三八线去。毛说：打了这一仗，“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这真是莫名其妙！资本主义各国的“揣测”、民主阵线各国的“议论”，关志愿军什么事？难道志愿军离乡别井来到外国，在冰天雪地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打仗，是为了不让这些人议论？那志愿军的生命岂不也太不值钱了吗！所以，这是毛泽东没有理由强找的理由。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战争来否定三八线的存在和影响，从而可进一步否定朝鲜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事实。他要用改变现实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毛在电报中还告诉彭德怀，斯大林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军委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及西藏外），每连抽二十个老兵，到明年四月可集中四万余人补充志愿军，给彭德怀打气。徐焰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中指出：“从当时毛泽东这一系列电令可看出，当时虽强调了反对‘速胜’，战略部署的基点却是要打破三八线的‘旧印象’，即不再将朝鲜划分为两部分，并提出了‘不消灭朝鲜境内敌人不回国’的要求。”这“不再将朝鲜划分为两部分”，确实是说中了毛泽东一定要彭德怀打过三八线的真实意图。

当时由于两次战役获胜，斯大林和金日成也都兴奋莫名，跃跃欲试，想乘胜一举“统一”全朝鲜。而在此之前，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十二月四日已实行了统一指挥，人民军经过整顿又已有三个军团可以用于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集中了九个军（志愿军第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66军和人民军第1、2、5三个军团）共三十多万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战役。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西线志愿军率先发起了进攻，集中了一百余门火炮轰击敌人。当时守卫在三八线南方一侧的联合国军第一线部队都是南韩军队。联合国军将南韩军队安排在三八线第一线，也是为了营造停战谈判的有利气氛。但南韩军队战斗力较弱，因此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第一线的南韩军就全线崩溃。汉城以东的南韩军溃逃，使汉城地区的十多万联合国军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中。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不得不下令部队撤退。一月四日，志愿军占领汉城，八日攻占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十七度线。

志愿军将前线推进到三十七度线，南韩首都汉城再次陷落，引起了国际震动。但实际上志愿军的斩获并不大。由于联合国军以摩托化行军后撤，所以并不疲劳；相反志愿军徒步在雪地追击四百公里，却疲惫不堪。还有，部队过了三八线后，南韩居民埋藏了粮食后纷纷逃避，志愿军只好靠挖窖藏和随身带的炒面度日，终日难得一饱。军中流行一句顺口溜：“打过三八线，凉水拌炒面”，就是当时的写照。鉴于战线拉长了，志愿军的供应更加困难，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结束了这次战役。据中朝方统计，是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一点九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南韩军。中朝方军队伤亡八千五百人，其中志愿军伤亡五千八百人。（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第三次战役胜利后，中共又获得了第二次停战谈判的机会。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之要点：1，建议立即实行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4，为统一管理朝鲜作出安排；5，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按照这个建议，毛泽东在去年十二月初拟定的五项停战谈判条件，几乎都已得到满足。中苏问题专家沈志华在《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一文中评说：联合国的这个建议“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毛泽东仍不肯停战。一月十七日，周恩来秉承毛泽东旨意、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周在声明中老调重弹，说“‘先停火后谈判’是美国寻求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周还重申：必须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为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以及美军撤出台湾和中共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要求。（见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对此，沈志华不无讥讽地说：“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 沈志华：《论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沈志华对于中共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感到尤其痛惜。他曾将志愿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伤亡人数之前后变化做了一个比较。据他统计：志愿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十一点四万人，负伤二十五点二万人，失踪二点五六万人（其中被俘二点一万人），因伤病致死的三点四六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四十二点六二万人。其中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二百多人。比较起来，即使以这个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美国，其比例为：阵亡三点三九比一；负伤二点四七比一；失踪或被俘五点零二比一；伤病致死一点六八比一；兵员总损失二点六二比一。而在前三次战役中，中朝军队与美韩军队的损失为零点七比一。中国军队的伤亡约五点六五万人，加上冻伤五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四分之一。然而，由于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决议，战争延长，使中国多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伤亡代价。换言之，在前三次战役获胜、联合国军基本退到三八线以南以后，由于毛泽东仍不肯接受停战建议，结果使志愿军在第四次战役以后的战争中遭到巨大伤亡，其数字是前三次战役伤亡总数的三倍，达三十一万人。

对于沈志华教授的评论，我以为基本上是非常中肯的。唯沈教授考虑问题的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而没有考虑到美国人的立场。我在前面说过，在第二次战役尾声，麦克阿瑟下令将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以南不全是因为战场失利，很大原因恐怕是为了执行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八十一号文件精神，即在中共介入战争已成为事实的形势下，美国因不想扩大战争而顺势后撤到三八线以南。但是，当第三次战役以后，在三八线被打破，南韩有部分国土被敌军占领的情况下，即使联合国仍然提议停战谈判，美国是否能接受联合国建议那是要大大地加一个问号的。如果这样的建议也能接受，那么当初美国出兵援助南韩所为何来？二战以后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如果在朝鲜战场被中共打败，颜面何存？所以，在美国失利的情况下，要美国接受这个几乎完全站在中共立场的提议，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将联合国的立场看作就是美国的立场。当时很多人认为联合国是完全被美国操纵的，这是中共片面宣传的结果。然而，中共连这个对中共绝对有利的第二次停火建议都要拒绝，显示中共已经利令智昏，完全错估了美国的决心和战场的形势了。

果然，美国对这次联合国建议没有做出回应，而是在一月二十五日发起了反击，开始了志愿军的所谓第四次战役。

中国拒绝联合国第二次停火谈判建议使中共在外交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其直接后果是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在一月三十日以四十四票对七票的结果，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相比去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只有七票赞成，明显地反映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好战十分不满。从此，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被长期搁置，直到二十年后才得解决。接着在五月十八日，联合国又通过决议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决议通过后半年，全世界就有四十三个国家实施了对华禁运，而这些国家以前大多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国家。经济封锁的结果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额，一九五〇年时占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五二年急升至百分之五十二点九，五三年再升至百分之七十二。此后到五十年代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但对台湾政府仍保持距离。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意见，也仍有利于中共。可是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决议后，美国迅速改变了对台湾的态度。杜鲁门专门拨出五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美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五百二十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一千六百万美元的空军装备。一九五二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三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强调台湾对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具有“极端重要性”。文件并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军事潜力。美国对台政策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随着朝鲜战争的拖延而更加深化，直至台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使两岸统一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以上见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朝鲜战争、因为毛泽东的好斗和野心，令美国逐渐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从中国是“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美国第五十一任国务卿艾奇逊语。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P61，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变为中共是“过去和未来潜在的侵略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根源，是比苏联更具冒险性的敌人”（美国第五十二任国务卿杜勒斯语。见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P299，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因为这个改变，即使朝鲜停战以后，中共仍遭到美国政治、经济最严密的封锁。在美国对中国禁运物资名单上开列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还多五百多种。这种敌视，到上世界六十年代因为苏联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以及中共和苏共翻脸才稍有缓和。

以上这些后果都是因毛泽东拒绝联合国停火谈判建议，发动第三次战役所引起。所以，以我的看法，停战谈判的最佳时机是在第二次战役结束时，而不是在第三次战役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