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6)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6)
关于志愿军第四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开始反击,开启了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是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至四月二十一日结束。联合国军利用海陆空立体战的优势,将志愿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北。尤其砥平里一战,志愿军以八个团约二万五千人的兵力,攻击美军一个团以及一个法国营、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共约四千五百人,结果却大败亏输。志愿军伤亡达五千余人,而美军伤亡仅三百零一人和四十二人失踪。
当联合国军发起反攻时,作为志愿军司令的彭德怀就心知肚明,打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已经
使尽了力气,“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了;再战,必然自取其辱。因此在志愿军被迫应战的第三天,即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就致电毛泽东,建议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彭德怀此举的实质,是推翻十天前周恩来代表中国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战建议的声明,要求毛泽东同意立即停战谈判。彭德怀敢冒如此大之不违,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若不是当时的志愿军已经很难再战,恐怕也不致如此。徐焰说:“当时志愿军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老部队极其疲劳且缺乏粮弹,新的部队尚无法赶到。前线部队装备没有更换补充,只靠原有的损耗严重的武器继续作战,在寒冬天气里指战员们衣露鞋破已成普遍现象,有的人只好打草鞋穿。彭德怀了解部队情况,希望能乘汉城、仁川还在我军手中时争取停战谈判。”(徐焰: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徐焰的这番话可说道尽了当时志愿军的困难和实况。
然而毛泽东根本不考虑彭德怀的意见。第二天他复电彭德怀,说:“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到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有限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川,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高干会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第四次战役的结果表明,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设想的,完全是无视战场实况、耽于幻想的一厢情愿。至于其所言现时进行“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也不知所据为何?毛泽东和彭德怀对战争态度的不同,反映了一个政治野心家和务实的军事家之间的差别。所幸联合国军反攻到三八线附近也停止了追击。这反映了美军在此时仍然有以三八线为界停战的意思。
关于这次战役,沈志华在《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直言:“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 “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换句话说:志愿军从第二次战役以后,所有的仗其实都是白打的,所有的牺牲都是白白无谓的牺牲,志愿军再也没有取得比第二次战役结束时更大的战果。
在第四次战役中,彭德怀看到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得不到补充,很多战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竟然只能赤脚作战,对于军队处在这样悲惨的状况却仍然要去战斗,彭德怀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下达命令,决定从二月十五日起停止志愿军主动出击。十六日他致电北京,要求回京当面向中央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毛泽东同意了。二十一日,彭回到北京立即赶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却被警卫拦住,说主席正在休息,要彭等待。彭大怒闯入,把毛叫起身。据说,毛此时正在与一年轻女子睡觉。毛见彭硬闯入房,却也无奈其如何,只得示意女子离开,然后听彭的汇报。
据古越《红长城——新中国重大军事决策实录》一书的记载,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军
现在是出国作战,与在国内作战突出的不同之处:一是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大批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现在志愿军伤亡很大,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削弱。二是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三是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志愿军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现象经常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共损失汽车七百八十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方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听后沉默片刻,只得耐心地对彭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彭德怀要求回国当面向中央汇报,原意是想让中央明白前线的实际情况,同意停战谈判。但是毛泽东说不能速胜可以“缓胜”,则其真正的意思是还要打,不同意停战谈判。
当时志愿军在联合国军反击下节节败退,请求毛泽东同意停战又遭拒绝,彭德怀无计可施,二月二十四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起向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提出请求,要求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进驻北朝鲜,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让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一些保障,但遭拒绝。显然,扎哈罗夫在执行斯大林的旨意。刚巧,第二天毛泽东要彭德怀和周恩来一起召开军委和各兵种负责人会议,讨论各大军区轮番入朝作战和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等问题,彭德怀就忍不住将入朝以来积压的怒气爆发出来。彭在会上怒吼道:“前方部队衣服破了没得换,负了伤没医药,要给养给养没有,冲锋陷阵总要有弹药吧?连弹药也供应不上去。前方那么大的困难,你们干什么吃的?好像前方的人都是猪!”有与会者辩解国内机构刚建立,许多问题一下子也难解决。彭德怀闻言更加怒不可遏,呼地站起身来,猛拍桌子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有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结果会议不欢而散。(见古越《红长城——新中国重大军事决策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
彭德怀虽然是个粗旷的汉子,但也不是一个无缘无故、无的放矢滥发脾气的人。知道一点内情的人都明白,他的怒火表面上是冲着军委的人发的,实际上是在发毛泽东的火。说到底,决定志愿军出兵,造成志愿军今天这种处境的人,主要就是毛泽东。我不知此时的彭德怀是否在后悔,当初真不该热血冲动去答应毛泽东带兵出征,而是应该像政治局大多数人一样,即使不公开反对出兵,也不应去当志愿军的司令。至于他在前线目睹将士卧冰啮雪,流血牺牲,回到后方却见统帅在玩女人,心中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噁心愤怒,则就不好说了。
遗憾的是第四次战役开始以来一连串的失败,不仅不能使毛泽东认识到应尽快结束战争,反而让毛还要扩充军队,还要准备大打几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做了这样的表示:“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要“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这样打下来还要死伤多少人?花多少钱?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他对邻居遭难不难过?为了换取在中国全部边境线中只占一小部分边境线的所谓“安全”和能“安心”生产?难道中国周边十多个国家个个都要让毛泽东觉得是友好的,他才能“安心”;不然就要打,打到让他觉得不友好的政权下台,扶植起一个让他放心的政权才摆手?他将战场上近百万志愿军的生命置于何地?将牵涉到这些志愿军的近百万个家庭的悲欢置于何地?将影响到全中国数亿人民经济生活、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件大事置于何地?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描写战争的不人道:“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至今读来令人心酸悲怆。而毛泽东视人命如芥土。从他投身所谓的“革命”起,到他死,这数十年间直接间接被他杀死、整死、饿死的中国人不下八千万,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战争死亡的计算在内。联系到毛泽东曾数次扬言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怕打核子战争,准备让中国人死去一半去换取帝国主义垮台的言论,可以说毛泽东的冷酷残忍,古今中外他不算第一,恐怕无人敢认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