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9）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9）

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纠缠

军事分界线的争执告一段落以后，中方在遣俘问题上又与联合国军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和无止境的纠缠，使谈判又拖延了一年多才最终签下停战协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交战双方交换了战俘资料。中朝方面称他们现拘留的战俘共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其中美军三千一百九十二人，英国等盟国战俘一千二百十六人，韩国战俘七千一百四十二人。联合国军方则交出了十三万二千四百七十一名战俘的名单，其中中国人二万零七百二十人，其余是朝鲜人。联合国军方同时还宣布：联合国军方（不包括南韩军）有一点二万人失踪（其中美军一万零八百人），南韩军方有八点八万人失踪。上述数字与中朝方交出的名单数字有很大差距。一九五一年六月，朝鲜广播电台曾公布过一个俘敌数字，说有六点五万人。因此联合国军方要求中朝方面解释其他五万多战俘的下落。对此，中朝方推说有大批战俘早在谈判前就已经释放。（见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后来查明，有相当数量的美、英等国战俘被中朝秘密关押，没有将名单通报联合国军方面；而南韩战俘除了部分已被虐杀，大部分被补充到北朝鲜人民军中去了。所以，中朝方的这个解释是非常不诚实的。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方一开始就要求“全部遣返”。这是毛泽东定的原则。但是，联合国军方面基于天赋人权的原则，同时又鉴于中朝方恶劣的人权纪录，以及苏联在二战后报复、清算苏联战俘“叛国罪行”的前车之鉴，担心战俘回国会受到迫害，提出应以“自愿遣返”为原则。“全部遣返”和“自愿遣返”是两个针锋相对的原则，矛盾的焦点就在战俘有没有人权，遣返应不应该遵从战俘本人意愿这一点上。也许有人认为：志愿军是中国人，即使当了俘虏，美国人也应将他们全部遣返回中国。确实，美国人无权扣留一个战俘不让他们回国。但是，若战俘自己不愿回国怎么办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白：美国有义务遣返所有战俘，但并无义务一定要配合中共强迫那些不愿回国者回中国大陆。战俘离开战俘营以后去哪里要尊重战俘本人的意愿。第二要明白：强迫遣返战俘违背美国人普遍的道德观和人权观。因为战俘也是人，他们也应享受天赋人权。所谓“全部遣返”的实质，是将被俘人员当成了枪、炮一样没有灵魂的战争工具，可以任由主人摆布。毛泽东将他们送出国去打仗可以不问他们的意愿，当了俘虏遣返同样不用问他们的个人意愿愿不愿回来，他们生是中国的人，死了也是中国的鬼，凡不愿回国的就是叛国。也许在毛泽东看来，留下一个战俘在外就是他“天朝大国”的奇耻大辱，所以必须全部遣返。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情形，在封建极权统治的国家或许会被认为是正常的，但与西方社会尊重人权的观念格格不入，所以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

为了达到“全部遣返”的目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了一个死缠烂打的指示，说：“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沈志华：《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可是，联合国军方面代表丝毫不让步。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题为《美国政府关于自愿遣返朝鲜境内战俘的最后立场》的致总统备忘录。备忘录说：“经过各方面考虑和权衡所有风险后，我们的结论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极权世界，美国在道义和心理战上的立场要求我们不接受任何需要美国强制向共产党人遣返战俘的行动。这些战俘强烈反对这种形式的遣返，而且他们一旦返回，很可能会遭到报复。不过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应尽力减少共产党拘留下的战俘的危险，争取达成停战协定，以及最大限度地获得国内、国际舆论的支持。”（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个立场最后得到总统杜鲁门的支持。杜鲁门宣布：“强制遣返和我们这场战争的基本道义与人道原则相违背，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停战协定，将人类置于被屠宰和奴役的境地。”（见金钟：《韩战与中国反战文学的突破》，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香港“开放网”。）从此“自愿遣返”成了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不可动摇的原则。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联合国军方不理中共的无理取闹，在巨济岛战俘营开始遣返的甄别工作。四月十九日，联合国军宣布初步甄别结果，在二万多志愿军战俘中只有五千一百人愿意遣返中国。

志愿军战俘中愿意遣返中国大陆的人这么少，是不是如中共宣传所说的是美国人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搞鬼”的结果呢？如果一定要说有人“搞鬼”，则这“鬼”就是不同的人权观。美国人坚持的是“自愿遣返”，是让战俘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去向，而不是由某个人以“祖国”的名义强迫他们回国。假如志愿军战俘都自愿要求回国，则美国人想“搞鬼”也是搞不成的。所以，这么多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决不是美国人搞鬼的结果，也不是台湾“特务”搞鬼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这原因中既有历史的政治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原因。历史原因是当年前期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中有不少是林彪四野部队。而四野部队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原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和原满洲国的官兵。林彪部队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入关的十万人，到一九四八年短短二三年内就发展到一百多万，除了在当地农村招收了部分兵员，还吸收了大批伪满洲国军队官兵和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美国不久，一次为办什么证件在一处政府机构排队，遇到一个不相识的老人排在我前面，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交谈几句后不知怎的他开始大骂国民党陈诚，说是陈诚丢了中国大陆。原因是日本投降后东北有四十万原满洲国的军队等待国民政府收编，这些军队素质十分高，入伍士兵一般都要求有高中文化水平，武器是日本最新式的，战斗力丝毫也不比日本关东军差。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陈诚不要，说他们是汉奸部队，下令就地解散。这些人没有出路，正好林彪大量招收，结果大多投了林彪部队，从而大大提高了林彪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林彪部队中有大批伪满军队。此后林彪靠这支部队在东北战胜了国民党部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林彪又吸收了大量国民党的俘虏和投诚、起义的部队。这支部队从关外打到关内，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俗话说“一子错，满盘输”，所以听这个老人这样说，这四十万伪满洲国军队的出路与国民党丢失大陆确实有些因果关联。也因此之故，这些由解放军变身志愿军的部队中，天生就有相当数量的原国民党甚至伪满的军队成员，乃至志愿军的俘虏中也就有不少这样的成员。如果说这些国民党、伪满洲国军人投身解放军以后中共能对他们一视同仁，则不愿回国的可能会少一些；问题是这些人在解放军中普遍受到歧视，与当初吸收他们进解放军队伍时的宣传根本是两回事。到了朝鲜战场后他们又亲身体会到中共只是将他们当作炮灰的做法，因此有不少人心中积有怨恨。现在有机会脱离中共，他们当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徐焰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指出在全部志愿军二万多战俘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战俘，其中三千多人曾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而要求回国的有六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这样的志愿军成分，难怪有人说，毛泽东将这些原国民党的官兵送去朝鲜战场，是有意将他们当炮灰的。

我曾在好几份有关资料中见到，说志愿军部队中的这些原国民党战俘、投诚的“解放兵”，在解放军中普遍受到歧视。联想到志愿军被匆匆送了朝鲜战场，好多官兵连冬衣都没有就被上级驱赶在零下三四十度严寒下作战，战情紧急或许是原因之一，但这种不把士兵当人的做法，毕竟有违人道，也难免会引起人们猜想，从而引起广大官兵的怨恨。据一份出自志愿军内部的《一九五二年志愿军后勤工作简结》，说在十一万人的志愿军后勤部队中，从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十一月的十一个月中，发生自杀的有一百零九人，自伤的三十九人，逃亡的六百八十七人。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自杀、自伤、逃亡，《简结》没有说。但想必与他们在部队中生存条件恶劣、待遇不公、前途无望有关。这是后勤部队的情形。至于前线部队，条件更恶劣，情况也恐怕更严重。我曾看到过一个志愿军的回忆文章，说当年所有志愿军的衣领上都有记号，战斗受了伤，战场救护人员第一动作是翻看这记号，凡军官和中共党员、团员可以获得优先救护，一般战士则要等有人手时才来救你。关于这一个情况的真伪，志愿军回国战俘、原志愿军第180师文艺兵林模丛在接受“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节目记者采访时也有所提及。唯林模丛说这个记号写在志愿军上衣的胸牌背面，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我查有关资料，当年志愿军出国作战都是不带胸章领章的。志愿军带胸章标记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以后才有的。所以那个说衣领上有记号的志愿军说的比较可信。当然，这些老兵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记忆有误也是不足为奇的，但若说他们无中生有编造一套则恐怕还不至于。林模丛还说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他所在的第180师被敌人包围后，很多团、营级部队的建制还是完整的，只要师领导指挥得当，还是有可能带领部队冲出包围圈的。可是师部下令以小组为单位分散突围。师长、师政委带了几个身手敏捷的警卫和侦察兵以及朝鲜向导，丢下部队自己开溜。有些士兵看到后要随他们走，他们竟拔枪威胁不准，怕人多暴露目标。师长、政委这样做，团、营干部也学样照做。以致有的士兵气愤不过，干脆主动向美军投降，并向美军举报这些当官的行踪和部队隐藏的武器库。

而当时对这批志愿军俘虏在决定去向时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在他们出国前看到的、听到的、甚至亲身经历的中共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虽然现在是解放军、志愿军了，但他们以前伪满洲国军、国民党军的历史，都经历过好几次政治审查，自己交代、相互揭发，严酷的处罚，恐怖的杀戮，都使他们思之胆寒。好多官兵来自中共的老解放区，那里的土改进行的早，那种斗争清算地主阶级的暴行，也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现在自己身为败军，做了美国人的俘虏，以当时中共一再宣传的军队纪律和是非标准，战败不死而做了俘虏，就是做了叛徒，一旦回国共产党将怎样对待自己，心中总有一种不祥的恐惧感。而不回大陆去台湾，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至少可以活命。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好或哪个更不好，他们都是过来人，心中自有比较。所有这些，最后促使他们艰难地做出了攸关自己生命、前途的决定。

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朝鲜人民军战俘被遣返的约为全部战俘的百分之八十；中国志愿军战俘被遣返的占全部战俘的百分之三十二。负责板门店谈判的李克农向毛泽东报告说：“这个总数比我们估计高，离我们九万上下的底盘不远。”并说：“对方答应遣返人民军六万七千，大体上人民军好的分子皆已回来，不回来的可能大部分是那些敌人在仁川登陆后新参军的人。至于志愿军方面国民党特务是作了长期的工作的，这是对方扣留的重点。”言下之意是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可以了。不愿遣返的都是些反共的，很难将他们弄回来。

这是中方谈判代表团的态度。至于朝鲜方面的态度，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在向莫斯科作的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中就这样说：“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 （见沈志华：《中苏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争治考虑》）此时，金日成获知联合国这个新的遣俘提案以后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条件实现停战。徐焰在《毛泽东和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中这样说：“朝鲜领导人因对战争灾难的感受最强烈，希望停战的要求最为迫切，因此赞成朝中谈判代表接受敌方提案的意见。”

可是，毛泽东断然否决了谈判代表团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这个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对我不利。”七月十五，毛泽东给金日成和李克农发了一份由周恩来起草，由他本人审定的电报，重复了上述观点，并亮出了他的打算：“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续拖延，我坚决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同日，毛泽东给斯大林也发了个电报，除了重复给金日成、李克农电报的理由，还敲打了一下斯大林，说“ 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言下之意：若你不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是对敌软弱，而这将会影响整个共产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当然也会影响你斯大林的声誉。斯大林从反对金日成发动“统一”南韩的战争到后来同意，相当大程度是在金日成和毛泽东联合逼迫下，出于维护自己声誉的考虑。现在毛泽东故技重施，再次捅了斯大林的这根软肋；再说朝鲜战场是毛泽东掌握主动权，他要打，苏联反对也起不了大作用，于是斯大林不得不让步。第二天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传》）金日成立即结束战争的要求就这样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