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3）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3）

毛泽东积极参战，目的何在？

毛泽东在国家经历多年战乱，经济凋敝，生民亟待休养生息，且全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又在政治局内大多数成员反对的情况下，坚持要出兵抗美援朝，究竟为了什么？我想这是所有对抗美援朝战争感兴趣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明确答案的问题。在战争初期，中共曾抬出两个理由来强调抗美援朝的必要性：一个理由是说美帝国主义要藉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了保家卫国，我们不能不主动出击，与朝鲜人民一起粉碎侵略者的野心；因此“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个理由已被事实证明了是弥天大谎，美国并没有侵华的意图。另一个理由打的是“国际主义”的旗号，说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饮一江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我们不能眼看着兄弟邻邦被敌人侵略沦亡而袖手旁观。这个理由虽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一向少人去分析驳斥，因此流毒犹在，至今还在骗人。此外，近年来由于朝鲜战争的真相渐渐被人所知，“抗美援朝”失去了道德支撑点，于是又有一种奇谈怪论出现扰乱人们视听，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是受斯大林逼迫所致。说是因为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仅是个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怀疑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毛泽东为了要向斯大林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不得不以抗美援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该说法还言之凿凿地说斯大林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到朝鲜参战了才解除了这种怀疑，然后才开始了对中国的各种援助。总之，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维持毛的“光辉形象”，千方百计要为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的错误找一点理由辩护。这让我觉得，在切入本章主题之前仍有必要费些精神先去扫清这些障碍，才能痛痛快快直捣黄龙，揭开毛泽东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 。

一，毛泽东出兵朝鲜是被斯大林逼迫的吗？

关于出兵朝鲜是出于毛泽东的主动，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列举好多事实予以证明了。但前几年又冒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毛泽东出兵朝鲜是受了斯大林的逼迫。如一个叫王学亮的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缘何四批铁托》的文章中这么说：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 解放战争时期, 先是不准革命, 说是如果打内战, 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后）, 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 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那么，毛泽东何时才摘下了‘半个铁托的帽子’呢？毛泽东说, 那是在抗美援朝开始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击美帝国主义, 斯大林开始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 是国际主义者, 是真正的共产党。”此外，我在徐焰的文章中也看到有同样的说法。如此说来，这个说法乃是出自毛泽东本人，时间是在一九五六年。那么，是不是因为这话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其真实性就无可怀疑了？我以为不然。因为毛泽东常说假话，我以为这个说法也是假的。理由有二：

第一，分析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要注意说此话的时代背景。毛泽东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有两个背景我们不能不注意：一是中朝关系的背景；二是苏共“二十大”的背景。

朝鲜战争开始前，金日成很希望得到中共帮助，而毛泽东也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同时金日成对中共并不信任。战争爆发时，金日成竟然没有预先知会中共就是一个证据。志愿军入朝后，中朝为战场指挥权、后勤交通管理权、以及后来为停战问题等等，在很多问题上都曾发生过激烈争吵。传说有一次彭德怀与金日成争吵时还打了金日成耳光，可见争吵激烈的程度。所以整个战争期间，双方只是维持表面的团结而已。金日成对中共的猜忌，尤其体现在对党内、军内亲华派势力含不留情的清洗上。金日成接收了中共支援朝鲜的三个朝鲜族师，利用这些部队为他打天下，同时却千方百计地打击带兵的将领。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金日成以平壤失守的罪名撤销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早期归国的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的一切职务，到一九五五年大批清洗“延安派”干部，甚至派人追杀到北京，中共“支援”或安插到朝鲜的干部几乎全军覆没。因此，在那些知道内情的中共干部看来，金日成是一个不折不扣忘恩负义、喂不熟的白眼狼。也因为这样，这些人难免会对毛泽东当初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怀疑。毛泽东面对党内的责疑，自然也要寻找适当理由做解释，对他们有所交代。

而就在毛泽东做这个辩解的前二个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一个揭露斯大林时代严重违反民主法制罪行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做这个报告时，外国代表团都没有邀请参加。但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就将报告副本派人送给中共代表团，由副团长邓小平带回北京。因此毛泽东是会后不久就知道报告内容的。斯大林罪行的被揭露，掀开了苏共长期被掩盖的独裁黑幕一角，不仅在各国共产党内引起震动，也引发了各国共产党对自己党内生活是否正常进行检讨的浪潮。一时间反“个人崇拜”成风。该年九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其实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处境很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一方面跟风批判斯大林，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也出过一些坏主意，又说中共对个人崇拜一直很警惕，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时又为斯大林辩护，说他只“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在出兵朝鲜问题上，他就故意夸大了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把决策出兵朝鲜的原因说成是为了解除斯大林对他非共产党人的怀疑，从而将部分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以改轻他在“抗美援朝”问题受到的压力。

关于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的过程，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尤其在斯大林决定放弃北朝鲜，通知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后，毛泽东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下仍坚持要出兵，说出兵对我们有利，现在却又说是受了斯大林逼迫，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谎言！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没有受到揭发批判，毛泽东是否还会说这番话，我是十分怀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以为像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是不会说谎的，那你就太天真了。其实毛泽东一生不知说过多少谎。前面说的，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说民族资产阶级三年来一直在向中共发动猖狂进攻，就是一个大谎言。此后在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哪一次不说谎？只是这些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罢了。

第二，相信毛泽东这种说法的人，我以为他们除了太过迷信毛泽东的为人，其实也是低估了毛泽东的心气。这些人或许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伟、光、正”形象，但客观上起了贬低毛泽东“人格”的作用。

毛泽东是一个心气或志向十分高远的人。过去，毛泽东在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党内地位也并不稳固的情况下，他就敢斗争整垮亲苏的王明派——这实际上是打了斯大林的脸——那么在他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在党内夺得至高无上地位，还夺得了全国政权以后，他还有什么必要为斯大林怀疑他是不是共产主义者而诚惶诚恐，要以打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来向斯大林表忠心？这与毛泽东的心性不合。此外，出兵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不是儿戏，中国要做出巨大牺牲。毛泽东心中也清楚，美军参与朝鲜战争不是冲着中共来的。中共不干涉，美国无理由攻击中国；中共若干涉，反倒有引火烧身的危险，这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若仅仅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他是否是共产主义者的怀疑，而让国家去冒战争甚至会颠覆政权的危险，两者孰轻孰重，凡思维正常者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何况聪明如毛泽东！

再说，毛泽东真的就那么怕斯大林，在乎斯大林对他的看法吗？确实，当时斯大林声望如日中天，毛泽东对他有几分敬畏是可能的；但请大家不要忘了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不要忘了他那首《沁园春·雪》词。这首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公开发表时可是轰动一时的。中国历史上几个最有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他眼里，夸言“看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见他志向之高。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中国通司徒雷登就曾这样评论毛泽东，说毛的“天性和欲望更适合成为铁托式的叛逆人物……毛真正期望的是：他自己成为亚洲的列宁。”因此司徒雷登又判断：“即使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也不可能在亚洲形成俄共与中共的强大联合，相反，很有可能毛泽东与斯大林分道扬镳”。（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P5）后来的事实不仅证明了司徒雷登观察力的锐利，更重要的是他正确地说出了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想成为列宁的人，一个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导师”的人，怎会仅仅因为斯大林怀疑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个民族主义者，就吓得不知所措，甘愿冒着丢失政权的危险——而丢失政权也就意味着丢失一切——去朝鲜打仗向斯大林表忠心？虽然，司徒雷登预言毛泽东与斯大林会分道扬镳没有成为事实，但这是因为斯大林不几年就死了。后来赫鲁晓夫接了班，中苏分道扬镳终于成为事实。毛泽东发动中苏论战，猛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吹嘘捍卫马列主义正统大旗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共身上，接着他又发动文化大革命，自吹为“防修反修”发展出一套理论和实践方法，就是想让自己成为第二个列宁。所以，司徒雷登的观察确实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相比之下，不能不说那些说毛泽东出兵朝鲜是为了向斯大林证明自己什么的所谓学者、专家，除了证明他们只会拍马屁，在政治上、学术上其实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对毛泽东还帮了“倒忙”还不自知。他们不明白这种说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在“贬低”毛泽东的“人格”。用现在的流行说法是“高级黑”。

斯大林在世时，苏共在各国共产党中是地位独尊的“老大”。但是，中共的地位也不低，是当之无愧国际共产阵营中的“老二”。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共是一个大党，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基本上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天下。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在地球的东方崛起，为共产国际阵营增添了一位大股东，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既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挑战和威胁。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毛泽东的地位，是仅仅拥有二十六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铁托无法比拟的。所以，斯大林不可能以对待铁托的方式对待毛泽东，而毛泽东也不会处处看斯大林脸色行事。这些都是彼此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的。记得曾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对中苏关系也有类似的判断。虽然，当时的中共筚路蓝缕正在草创时期，有求于苏联的地方很多，但也不是非得低声下气乞求苏联不可，只要毛泽东愿意，他在西方国家也有大把机会。美国政府就曾想拉拢他。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政府因淮海战役失败南京已不安全，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迁往广州。苏联驻华大使馆迁去了，美国大使馆却留在南京不肯走。其目的就是想与中共接触。毛泽东选择向苏联“一边倒”，除了出于对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的怨恨，更是基于他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共产社会的独裁制度，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这一点，毛泽东清楚，斯大林也清楚。一九四九年刘少奇秘密访苏为毛泽东访苏做准备，斯大林就主动向刘少奇检讨自己过去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尤其对要求毛泽东冒风险去重庆参加谈判一事致歉。这就很清楚地表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确实是高看一眼、与众不同的。相比铁托，因为二战胜利后铁托不甘处处受苏联控制，被斯大林视为对苏不忠，毫不客气地在一九四八年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所以很难相信斯大林会用迫使中共参战这样的手段来考验毛泽东的忠诚。

在金日成发动侵韩战争问题上，事实恰恰相反，受到胁迫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文章以列举了好多事实予以证明了。这里再举一例：如果毛泽东真是尊重斯大林的话，那么一九四九年五月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来华，要求将林彪四野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划归朝鲜人民军，为“统一朝鲜”战争做准备时，毛泽东无论如何应先征求一下斯大林的意见，看看斯大林的态度再做决定吧？毕竟，当时斯大林几次拒绝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毛泽东是知道的。然而毛泽东问也不问斯大林，就将三个全副武装的师、四万多能征惯战的虎狼战士交给金日成，这对战争的发动会起到怎样巨大催化作用，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史料，说毛泽东在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前曾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相反毛泽东十分爽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要求，并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你们并肩作战”。（李铁飞：《毛泽东与金日成在朝鲜战争前后》）完全是一副无视斯大林存在的姿态。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实际是毛泽东在挑战斯大林的权威；中苏之间在志愿军出兵问题上反反复复的交涉，其实是毛泽东在与斯大林斗法。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还会有说明。所以，所谓毛泽东决定志愿军去朝鲜打仗是“被斯大林逼迫”的说法，完全是杜撰出来、子虚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