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听到我声音的亲人和朋友，你这个星期心情还好吗？我是三小姐晓鹂。
我这几天心情都不太好，因为我的博士导师刚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两三天了。我导师算是高寿，今年虚岁97了。按民间的说法算是喜丧，但我还是难以置信。刚一听到消息就赶快紧家里打电话，但她电话那边就只有一句女声的电子音：“谢谢你的使用。”我也搞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又去楼上楼下地去翻以前手写的那种电话号码本。然后，终于找到了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的两个师兄的电话，可是打了好几遍都没人接。我猜他们是不是换了电话号码，就又去我导师的单位的网站上翻，倒是找到了两个师兄们的介绍，但没有联系方式。没办法，就上网试着查导师的名字，终于找到了她的讣文，里面有治丧委员会的联系方式和电话。那时候都已经快夜里十二点了，国内就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间了，我打电话过去，幸好值班的小姑娘还在。就拜托她打听一下师兄们的微信号什么的。一直折腾到第二天，终于联系到了师兄和师姐，也才了解到了我导师最后的情况。我是回不去的，就只能拜托她们替我代为祭奠。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想起第一次见到我导师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研究生快毕业了。那时候我想考博士，因为我想去北京。所以，认识的一个师兄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的博士生导师。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了邓先生。对了，“先生”在这儿不是指那种带着性别的称呼张先生李先生的“先生”，而是指知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学者，它是无所谓男女的，都叫“先生”。我的导师就是女老师，姓邓，我们大家都叫她邓先生。那时候邓先生已经快七十岁了，刚动了肺癌手术。可是，她一口京腔在电话里传出来的时候，我立马就被惊艳了。她的声音特别美！充满磁性，又华丽又动听！而且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年轻，充满活力，一点都没有刻板印象里那种老人的迟暮的感觉。真的，我导师的声音是我听过的声音里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直到疫情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时候她已经八十八九了，但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清晰，声音也还是那么清亮，一点都不黏黏糊糊。特别好。
我记得第一次去见邓先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雨天。她住在小红楼，小红楼是北师大著名的教授住宅区，里面住的都是在学术界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声名远扬的老教授。小红楼真的很小，都是两层的红砖小楼，前面带个小小的园子。通往小红楼的路边长着高大的核桃树。我到现在记得，在雨中核桃树的叶子绿油油的。那带着水珠的叶子，在雨中晃来晃去，就像我当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样。因为，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但我导师和同样在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当教授的爱人聂先生，她们早就都是学术界成名成家的人了。所以，我怎么可能不紧张。但是，在看到邓先生温和的笑容的第一眼，我的心就慢慢放松下来了。
我和导师的初见，是在她家那小小的充满书香的客厅。那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的客厅，简单但是底蕴深厚。靠窗是一张堆满了书的大书桌，周边墙上都是满书架的书，很多都是线装的古书。沙发对面是一张带两把椅子的方桌，铺着桌布。邓先生当时就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和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我说话。我不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说了些什么了，大概是了解了一下我读过的书，和为什么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等等。
后来的三年，我师从邓先生进一步研习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小红楼当然也就是去过很多次。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去那儿的情景。我是邓先生的最后一个学生。按说，作为关门弟子应该发扬她的学术理念，好好做学问，走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可是，我博士刚毕业就出国了。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除了最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工作还算是跟学术沾点儿边，也和同事一起写过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但是再后来，就完全脱离了学术圈。所以，每次想起来我都觉得特别惭愧，也不好意思在人前提起邓先生的名字，怕给她丢脸。这些年，除了回国的时候路过北京去看看她，平常也只就过年的时候、教师节的时候给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其实，除了那几年在学术上邓先生对我的面对面的指导，在生活上邓先生给我的影响是更大的。因为都是女人，就很容易有共鸣。所以我有很多心情都愿意去跟她讲。我刚读博士就结婚了，那年寒假就很怕回家过年去婆婆家。怕自己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反正就是新媳妇的各种焦虑。邓先生听了就安慰我说：“别怕，只要学会藏拙就没事。”我听了她的话，就试着去藏拙，不会做的事不抢着出头。果然也就没什么事。从那以后，“藏拙”这个词也就成了我的一个人生信条，一直到现在。我读博的后期，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一开始计划得特别好，大纲列了好几页，从序言到各章各节，面面俱到。可是，真的等真正下笔的时候才发现，想要完成大纲里的内容，光是查资料一年的时间都不够，更不要说写！你知道，二十多年前互联网才刚开始，所有的资料都还是得通过泡图书馆，去查纸本的东西，效率是非常低的。那时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就只恨自己眼高手低。邓先生听了就安慰我，说：“眼高手低没什么，总比眼低手也低要强。你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先捡自己考虑成熟了的内容来写。”就那样，在她的精心指导下，我终于顺利完地成了论文，通过了博士答辩。再后来，在出国前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很急切地想和老公团聚，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英文不好，而且还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就看不到自己在美国的出路，心里就特别迷茫。邓先生就又安慰我，说：“不用担心，你可以的。出去先学英文，再读个书，就算不搞学问也会过得很好的。”我就真的按她说的做了。到了美国又读了书，也找到了工作，虽然不搞学问，但日子也还算过得去。现在邓先生走了，但她对我说过的这些话，却一直藏在我心里，支持着我一路往下走。
说到这儿，我又想哭。唉，人到中年，不得不面对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的永别。每次回国见到的人，有的下一次回去就再也见不到了。我最后一次见邓先生还是在2017年。那年夏天回国是在北京出入境的。所以，我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看她。她笑着招呼我们，纠正我说：孩子们应该叫她姥姥而不是奶奶，因为她是我的娘家人啊！她第一次见到我孩子们的时候送给她们的小玩具，用小珠子编的龙和小狗，到现在都还摆在我家里的钢琴上。那一年，我们见到她的时候，聂先生的身体已经衰弱了，卧病在床。那一次我给她们带了从我们老家买的当地的土特产，是出发当天早上才摘的无花果，放在一个泡沫的小箱子里，拿新鲜的无花果叶子盖着，小心地带上飞机。我们当地的无花果很好，又软又甜又新鲜，后来不知道当时体弱的聂先生有没有尝一个。那次，就因为聂先生身体不好，我们没敢多打扰，说下一次回国再去看她们，就匆匆的离开了。谁知道，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她们了。聂先生不但学问渊博，而且气质特别儒雅，人又清瘦帅气，性格也特别好，老是笑眯眯的，是那种典型的老一辈文人。我老觉得他要是穿长衫肯定特别帅，就像民国年间的文人，鲁迅、胡适那样的。邓先生性格特别开朗，又豁达，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从来不给我们学术发脾气。两位老先生都是做学问的人，不求名利，一心钻研学术。真正做到了北师大校训所说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真的是我们做学生的人一辈子的楷模。
那次之后，因为种种变故，又加上疫情，直到两位先生离世，我都只打过电话，但是没有再也没有见到她们。原本想着今年夏天回国，就可以再见。谁知竟天人永隔。还记得最后一次打电话的时候，邓先生仔细叮嘱我，说：“我挺好的，不要惦记我。你在外面自己要多保重，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就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了。
邓先生，我会听话好好生活。您一路走好。如果有来生，还做我的导师吧，下一次我一定好好做学问......
嗯，心里有点乱，就不多说了。今儿就先这样吧。希望此时此刻听到我声音的你，不要像我一样，不要面对生离死别的无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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