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之后，“一号号令”被定为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藉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受到广泛关注。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沉淀，人们对“一号号令”的看法认识，如今已发生很大变化，从批判性的政治宣传，回归到求真求实的历史追寻。通过对“一号号令”的再探析，可以看到在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敏感期间，军队最高作战指挥部可能存在的漏洞与疏忽，不可避免地造致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政治失误。
“一号号令”的形成过程
1969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经过3月的珍宝岛事件和8月的铁列克提事件，两国之间似乎呈现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10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有关战备的指示精神，决定疏散在京的老干部。10中旬毛泽东和林彪先后离开北京，分别驻住武汉和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0月18日，在苏联谈判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北京前夕，林彪依据各种判断，发出紧急战备指示。林彪秘书张云生，是林彪口述战备指示的记录人，他对当时情况经过，作了如下详细回忆：
10月18日下午5时许，林彪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苏联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接着口述了有关战备的六条紧急指示，要张马上电话传告黄永胜。张按照以往外传林彪指示都要压半天的规定，问林这个电话是否也要压一压？林恍然想起“宁慢勿错”的经验，同意压几小时。同时要张将六条送给叶群看看。在叶群面前，张提示叶群这个六条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叶群表示赞同，随后将这一意见告诉林彪，林也表示同意。于是，叶群向张布置，把电话稿抄一份给她，由她向主席报告，传给黄永胜的由张负责，并说压两小时后再发出。
两小时过后，张云生见林、叶处均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于是将六条指示电话北京黄永胜。这个电话稿，以“首长给黄永胜去电话”为标题，存于档案柜。张云生认为，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电话给主席的时间不会比他晚。（张云生“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问题”，载《重审林彪罪案》，丁凯文主编，明镜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81-83页）
当晚8点左右，在北京西山军委前指黄永胜处，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聚在一起，黄手持一张记录纸，对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下，给部队传达一下。”阎马上打开保密本，记下黄口述的林彪指示。根据记录，阎向一名值班参谋口授了一份电话传达稿，然后说：“加个编号吧！这是我们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第一个号令’吧！”随后，阎仲川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黄永胜签发。值班参谋回告，黄总长这几天很辛苦，累了，今天提前吃了安眠药已睡着。鉴于离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剩下十几个小时，如苏联发动袭击，最大可能就在这一时段，事不宜迟，阎仲川当即决定，立即发出林彪指示。
于是，这个标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号令，通过保密电话迅即传达到各有关单位。在传达过程中，多数单位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林副主席一号令”或“一号号令”。（迟泽厚“一号号令发出前后”，载《重审林彪罪案》，丁凯文主编，明镜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91-107页）
林彪战备六条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按照张云生前述，叶群同在18号晚上将林彪战备六条电话报告了毛泽东处。如是，毛泽东应在当晚看到了这一报告。不过，跟随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对此有另一种说法，在《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没有提到18号晚上的报告。他说“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汪东兴在此有些含糊并混淆。“他们”指的是林彪与叶群还是军委前指，没有说明白，而显然，周恩来呈毛泽东阅的这个急件并不是直接来自林彪的电话记录，应是军委前指发出的标为“林副主席指示”的“第一个号令”。正是它引发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悦（见下），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九一三事件后，成为林彪“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布”命令的一条罪状。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也认为，林彪口述的紧急指示，“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林彪战备六条是否18号晚上报告了毛泽东？这也是“一号号令”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关乎到程序问题。如此重大决策，没有报告毛泽东，直接下达军委前指，那林彪显然是晕坏了头，违反程序，迫不及待，指控其“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布”并不为过。
一直以来“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布”是关于“一号号令”的主流叙事。当事人张云生回忆中的不同说法，无疑是一校正。但张说仅为一种推测，虽然合理，却需要证据支持。吴法宪回忆说：“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指示为准。’”并且提到“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吴法宪回忆录》，767页）吴法宪不是当事人，不在现场，他应是事后听叶群说的。吴说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但仍缺一有力的直接证据。而要获得直接证据，唯一途径是档案记录，如果此事的确如张云生所说报告了毛泽东，毛办一定会有记录保存。
据悉，上世纪80年代初两案审判的决策者最初拟将“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之一，写入起诉书。为搜集确凿证据，调集14名来自军队机要部门的骨干人员查阅了中央核心机密档案，最后因证据不足而放弃。而其中有人后来曾向阎仲川透露，“他们查到了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的记载。”（迟泽厚“一号号令发出前后”，载《重审林彪罪案》，2004年12月第二版，121页）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则林彪战备六条报告了毛泽东，应是获得了证实。那么，毛泽东先后应收到两份有关林彪战备六条的电话稿。一份是18号晚上叶群直接呈报给毛处的，一份是19号周恩来批转呈毛阅的，亦即军委前指电话发出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这样，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毛泽东何以18号晚对林彪战备六条没有作出任何批示反应？没有反应，意味着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当然，这一问题现已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正确答案。但作为读史者，我们不妨依据当时的历史情境对此作出两种可能推测：一、林彪曾获得毛泽东授权，可以下达此类命令，向毛报告，是为备案，所以毛泽东无需批示回复；二、林没有获得授权，临时擅作决定，作为请示，向毛报告，毛心有不悦，但内容符合毛意，故许以默认。两种可能，设若为最坏情况的第二种可能，似也难下判语“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布”，或“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两案审判放弃对此事的指控，说明了问题。
毛泽东为何烧掉“一号号令”
毛泽东对18号晚林彪战备六条没有作出反应，但在19号读到周恩来呈送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时却面容不豫，并出现令人惊愕的一幕。继续汪东兴的回忆：
“10月19日，……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二版，14页）
同样内容的电话稿，毛泽东对18号晚上的不见反应，为何偏偏对19号的一脸愠怒，给烧了，但烧了号令却并没有撤销号令（内容）？
请看周恩来收到号令时的反应态度：“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他对‘一号’这个字眼极为敏感。”（迟泽厚“一号号令发出前后”，载《重审林彪罪案》，113页）周恩来尚且如此，遑论毛泽东。显而易见，是这个让人产生联想的“一号”，刺激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
文革以来，毛、林关系已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林彪文革的某些言行让毛泽东一直持保留态度，加上传统政治文化心理影响，毛泽东对二把手林彪有种出乎本能的戒备和警觉，因而两人之间出现了外人难以知晓的间隙与矛盾。九大时，对九大政治报告主旨是继续革命还是发展生产的不同看法，使双方矛盾分歧无形中加大，而此时形成的军政府局面，更让毛泽东感到林彪势力的坐大，心中隐忧进一步增加。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因素背景，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前指，对办理林彪紧急指示，显得操切轻率，作为总参谋长，因连日疲惫而提前离去，没有亲自审核（也未交待由谁审核签发）林彪指示稿，属下又政治意识高度不够（多年后阎仲川说他根本没想到毛林会有矛盾），经验不足，措辞疏于严谨，从而铸下触犯天怒的大错。
其实，在毛泽东，未尝不知道这个“一号”非林彪自居，而是军委办事组（即军委前指）所为。但问题在于，在毛心中，军委办事组与林彪是一伙的，是林的人，听林的话，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如此作为，乃是目空无人，“凌驾于毛主席之上”而别有意图的明显表征。
结语
在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敏感期间，军队最高作战指挥部可能存在的漏洞与疏忽，无法挽回地造致一次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政治事故。而其背后真正的原理乃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闭社会，当一、二把手关系已有间隙，一把手对二把手多有戒备和猜疑的敏感时期，任何来自二把手与属下的动静尤其是不慎，都会引起一把手的（强烈）反应与（深度）怀疑。毫无疑问，林彪的“一号号令”进一步加深了毛对林的猜忌，也加大了毛林之间的裂痕。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势力尾大不掉，已是到了需要抑制与削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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