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纠左为何收效甚微，甚至趋于失败?
至此，毛泽东的繁复浩大的纠左工作基本结束。从1958年11月一直到1959年6月，连续召开6次中央会议(也可说是4次)，连续写了5封《党内通讯》，连续制定下发了十几次中央文件，毛泽东另外又发出了多次讲话和指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作了多少次检讨!”因而他自信满满地认为，大跃进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8个月的纠左已经取得了成功。然后到庐山开个“神仙会”，就可以在全国发动更大的“大跃进”了。
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与毛泽东的认识大相径庭。毛泽东虽然经过反复不断的纠左，在纠左的过程中确实下足了功夫，费尽了心力，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很多讲话可谓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即使战争年代的日理万机也不过如此。但是一番辛苦却收效甚微，万般心血却难以成功。
毛泽东这儿纠左，那儿却冒出了极左;这儿刚按下共产风，那儿却冒出了浮夸风;这儿刚制止了浮夸风，那儿又跑出了共产风……。据史料记载，伴随着毛泽东的纠左，大跃进的问题依然堆积如山，国民经济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持续下滑;生产力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持续遭到严重破坏;大锅饭越喝越稀，稀到没有，六亿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连续在陕西、湖南、安徽做调查，所到之处，满眼是一片萧条破败、十室九空的景象，看不见小孩蹦跳，听不见鸡鸣狗叫，报纸上的轰轰烈烈和现实中的冷冷清清形成强烈反差;老百姓提起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无不唉声叹气，咬牙切齿。平江一位老红军给他递了张条子，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写照：“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百姓鼓咙呼!”
其实这才是灾难刚刚露头。1959年7月初，也就是庐山会议刚刚召开的时候，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凯帆到家乡无为县做调查，只见路上的行人一个个面带菜色，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随意闯进一个公共食堂掀开锅盖一看，大锅里尽是野菜树叶。他难过得含泪叹道：“建国已十年，黎民尚菜糠……”一群饥民围住他，跪倒在地，哭着哀告：“救救我们吧……”据县委书记汇报，全县70万人，已有20万人得了浮肿病;现在每人连2两粮食也发不下去了……。在痛苦悲愤中，他抱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毅然下令实行“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黎民欢呼雀跃，庆贺新生。张凯帆却被毛泽东在庐山将彭德怀绑在一起，打成右倾反革命，锒铛入狱，受尽磨难……
毛泽东一边辛辛苦苦纠左，一边却是左倾祸害继续蔓延，祸国殃民!为什么他的纠左收效甚微，甚至趋于失败?
不少专家认为，毛泽东是在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纠左的，所以无论如何纠左，都不会彻底。他们对毛泽东纠左行为和成果予以高度赞扬，对大跃进的继续祸害只能表示遗憾。毛泽东的纠左确实尽心了，尽力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这种说法含糊其辞，不得要领，没有分清是非，没有划清责任。不能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和教育。笔者经过多日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发现毛泽东这一段纠左，之所以收效甚微甚至失败，其原因如下——
1、毛泽东的“独角戏”听着很美，却让人疑惑。8个月纠左，至始至终，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在忙碌。而比较讲求务实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没有做过一次纠左的讲话，没有发过一次纠左的指示。大跃进刚刚兴起之时，刘邓步毛泽东后尘，到处视察讲话，对共产风予以鼓励，对浮夸风予以赞扬;现在毛泽东大力纠左，刘邓却一言不发。以致几十年后，有人认为刘邓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一贯反左纠左的。
也许是刘邓等人看透了玄机，知道毛泽东鼓动起来的左倾，只有毛泽东敢于纠正，其他人的纠左，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言不发的周恩来果然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总理在56年反冒进，这一次站稳了脚跟)。不管怎样，所有会议上只有毛泽东一人在反复纠左，其他一批中央大员却装聋作哑;那些地方大员，或噤若寒蝉，或在心里打小算盘，一团团疑云在心头盘绕。这样的“纠左”怎么能取得成功呢?
2、对北戴河会议精神和“反反冒进”的错误没有予以纠正。
大跃进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是由几个月前的北戴河会议吹起来的，要想纠正大跃进的错误，首先要清理北戴河会议的错误。
北戴河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党中央头脑高度发热膨胀的产物。会议制定出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发动了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同时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给群众生活带来严重困难。那会议文件上明明写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我国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一些地方三年、五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说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在郑州会议上，那些地方大员心里都在打鼓：这些穷过渡、共产风、浮夸风，都是你们中央文件和领袖鼓动起来的，我们都是遵照中央精神和领袖指示办事的。当时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会被打成右倾反革命，现在你老人家却说那些东西错了，谁知道是真是假?这种突然“变脸”出尔反尔的说法，谁敢相信，谁敢去纠左?
况且，1956年刘周陈等人主张“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一下被你老人家抓住，视为右倾批判了好几年，到了1958年依然大批特批，周恩来因此差点儿丢了总理的位子。你由此得出结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人们都在“冒进”的时候，你又来批判“冒进”，谁知道是真是假?谁敢去纠正?
北戴河会议的极左理论没有认真清理，“反反冒进”的左倾错误没有认真检讨，要想取得纠左的成功，纯粹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3、最大的“极左”却只字未提，反而极力维护。
大跃进中最大的左倾灾祸，莫过于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大炼钢铁运动，逼迫9000万人齐上阵，把全国的林木资源几乎烧光，对全国矿山资源竭力糟蹋，国家补贴了50个亿，炼出了无数的废渣;同时把无数的粮食沤烂在地里，造成严重的饥荒。大炼钢铁不是“有得有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说“得不偿失”太轻飘飘，实际上是完全的“失”，完全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
虽然大炼钢铁运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但是造成的灾害仍然在蔓延。毛泽东号称“纠左”，却对大炼钢铁这个人人痛恨、个个耻笑的极左怪胎只字未提。
尤其是公共食堂，是极左谬论的集大成者。我们用行政权力和虚假宣传，逼迫全村全队几百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说是“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吃这样的大锅饭，就是“共产主义”;吃自家小锅饭，就是“资本主义”。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然而大锅饭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大锅饭越喝越稀，后来缺粮断顿，老百姓吃野菜、吃树叶、吃观音土、吃大雁屎……1958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发生大饥荒，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大跃进的各种极左祸害，都和食堂化密切相关。只要解散了公共食堂，纠左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面对这个最大的左倾恶魔，毛泽东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讲了那么多纠左的话，写了那么多纠左的信，却没有对公共食堂说半个不字，反而多次讲话，高调予以维护。这就预示着，他的所谓“纠左”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4、政治导向有偏差，自己心中有偏见。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对那些头脑发热、极力迎合、善于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极左大员们，一方面不断予以表扬鼓励，一方面不断予以提拔重用，使其一个个红得发紫，炙手可热。如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的省长吴芝圃被提拔为省委书记;曾希圣一人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书记。
于此相反，那些头脑冷静、为民务实、敢说真话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安徽的李世农、浙江的江一真由于敢说真话，在58年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且不说。单说河南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在58年初就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农村实际、大受农民欢迎的好政策，如允许农民种自留地、允许农民喂养家畜家禽，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农民开荒种地、植树，收入归己……。而制定这些好政策的潘复生，居然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芝圃在会议上声嘶力竭痛批潘复生时，毛泽东带头鼓掌叫好。潘复生迅疾倒台，吴芝圃取而代之，在极左道路上大出风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在这种背景下，谁还敢为民务实搞“右倾”?那只有一窝蜂迎合上面搞极左。多年的实践使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明白，毛泽东总是以“左派”领袖自居，毛泽东是倾向左的;在他的教导下，左派是革命的、进步的;右派是反革命的、倒退的。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左倾错误是工作方法问题，批评起来不痛不痒;而右倾错误是路线问题，批判起来要你的命!
所以，尽管毛泽东一再高调“纠左”，一些语言真是语重心长，推心置腹，但是响应者寥寥，执行起来更是阳奉阴违，不了了之。
如果毛泽东来真格的，将那些胡吹海吹、造成严重危害、民愤较大的极左大将统统拉下马来，像批判彭德怀一样予以坚决批判;再将那些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右倾分子”潘复生等人平反昭雪，委以重任，在全国像反右倾一样大规模反极左，那毛泽东即使在中南海里天天睡大觉，极左现象早就销声匿迹了，还用得着劳神费力殚精竭虑来“纠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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