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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劲桦:玛丽与我(上篇)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2021-07-21 06:52:49 ( reads)
 杨劲桦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2013年翻译出版老师理查德·沃尔特的专著《剧本: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中文版,在亚马逊同类作品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本文作者摄于2000年前后。

 

        (一)

 

        我是在1983年出国热潮前出的国,不似尔后蜂拥而至的留美学生们那样目标坚定明确,准备充足,心血澎湃。诚实地说,那时我对美国茫然无知,尚处于幼稚的幻想状态,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议,问自己出国干嘛?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好莱坞。

 

        人就是活个年轻,虽然一无所有,却不乏勇气,年轻时的我,“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为了个单纯的梦,就会舍弃一切,还舍得那么彻底。然而,现实是残酷且无同情心的,不成熟则受惩罚,当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这朦胧的憧憬突然对我变得具体,心里顿时产生了空空的恐惧。数数机上的乘客总共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比空中小姐还少,于是想哭,眼泪接着无声地淌了下来。

 

        飞机降落在美国陌生的土地上,蓝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静温和还有干净,但是,我孑然一身提着箱子站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迈不出一小步。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口袋里还没有银子,感觉茫然。终于等来了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陌生女人,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一路无话。

 

        女人把我送到UCLA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像件行李一样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开学两个星期后,系主任弗兰克打电话来,他说终于在研究生宿舍为我找到了一个床位,但是……后面的话没说完,就挂断了。

 

        那几天我正寄居在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家中。他们家很小,一房一厅的结婚学生公寓,为我在靠近厨房的走道里搭了一张小床,用书架隔开。女主人姓杨,是UCLA东方语言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先生姓许,电机博士,已经在公司上班。夫妻俩与我素昧平生,却待我这个大陆来的学生极好,这恩情此生难忘。

 

        那天晚上,许先生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帮我搬家。来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见是一座不大的三层小楼,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此楼去年已被拆掉。许先生帮我提着箱子,上到二层,发现正对楼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间:206室。        

 

        房间大门是敞开的,远远看见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别致的灯,灯的正下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栗色卷发软软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门口时,许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突然止了脚步,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里有两张床,两个书桌,两个书架,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像个大垃圾箱,各式各样奇怪的书,纸片,脏衣服,鞋子袜子满地都是,简直走不进去,没有下脚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着脸独自微笑,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颜色大书,上面却没有字。她的双手在书上摸来摸去,时而停下来沉思,时而皱眉,我马上意识到,她是一个瞎子。

 

        突然我无故紧张起来,气也不敢大喘,我还从未跟盲人近距离接触过,仔细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闭着的,略显空瘪,似乎没有眼球,却有长长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许先生转过脸,看着有点可怜兮兮的我,温和地用中文说:“还是回我们家住吧。”我微微地摇了摇头。

 

        女孩听见我们说话,双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样凝住神,微侧着脸,显出美丽的轮廓。

 

        “嗨,我叫玛丽,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嗨,”我迟疑地,“我叫劲桦,很高兴认识你。”

 

        她接着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我什么也没听懂。许先生在一旁翻译,说她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室友会搬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在哪个系,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说:“我的英文不好,只会说一点点,听不懂你的话。”

 

        玛丽马上又说了一大堆,笑得眉飞色舞。我只是盯着她的表情看,听不懂也答不了。许先生连忙帮我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箱子拖进来,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问我:“你确定住这里吗?”

 

        我轻轻地点了下儿头。

 

        “你们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聋子和哑巴,怎么办啊?”他略显无奈地呵呵笑了,然后说:“那我先走了。”

 

        屋里剩下玛丽和我,空气变得尴尬,她说一大串话,我只能重复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终于放弃了,眉头皱得很紧,接下来是彼此间的沉默,清晰地听见闹钟在一跳一跳地走。

 

        我坐在床边,心里虚弱无助,眼睛时不时盯着她看。只见她站起来,张开双臂,抬到胸口那么高,空然摸索,随后移动脚步。她朝我挪过来了,越走越近,双手摸来摸去,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脸,我躲闪着,吓得闭上眼睛,小声呼叫“玛丽!”

 

        “啊,”她像小猫一样嗖地缩回了手,“I’m sorry”,声音细细的。

 

        关灯睡觉了,我没敢开箱换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对我来讲真是难熬,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对面床上酣睡的玛丽,我心里有点儿怕,怕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凌晨,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聋的摇滚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缩到角落,只见玛丽身穿睡衣,蓬头乱发,在屋子中间像块大木头似地双脚一起随节奏上下蹦落。我惊恐地睁大双眼,茫然无措。好一会儿,我鼓足了勇气问:“玛丽,你在干嘛?”

 

        “锻炼”,她气喘吁吁,“跳舞,我妈妈说每天早上7点都要像炒鸡蛋一样地跳。”她认真地说。

 

本文作者刚到美国时留影。

 

        (二)

 

        我们文革中长大出生的人,虽然受的教育远不如日后众多的天才少年们多,常常被讥笑为孤陋寡闻的弱智老帮菜,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深刻地懂得地球不围绕着自己转,懂得在艰难面前自杀的是懦夫,懂得改变命运要靠自身而非怨天尤人,尖酸仇恨。

 

        我缩在小床的角落里,看着像神经病一样乱蹦的玛丽,即刻意识到我和她之间不仅仅是瞎子和聋子哑巴的关系,更严肃的还有文化震惊的隔阂,而需要被打碎重捏的泥人,不是她却是我自己,别无选择。

 

        开始的几天,她和我都体会了巨大的挫折感,彼此忍耐着,深深浅浅地相互试探着:我每天怯生生地向她问好,一旦看见她扬颚凝神的姿势,呼吸就不由自主地凭住,本能地想逃跑;而她总是两只脚交替地把身体的重心换来换去,像个不倒翁似地左右摇晃,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东西,一边若有所思。

 

        出国时我带了两本字典,一本是硬板黑皮的英汉词典,一本是棕皮的汉英词典,都像砖头一样厚,从那时起,这两本字典几乎就没离开过我的手。

 

        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因为她是盲人,所以打手势没用,我一边请求她说得慢点儿,一边飞快地翻着词典,迅速将重要词汇写在小纸片上,手上,桌上,床单上或任何可写的的地方……直到把我的字典翻烂,内页一片片地掉下来,又用透明胶条粘回去。

 

        再后来,双方的心有了灵犀,只说一个单词,彼此就懂得意思。

 

        我最先熟悉的词汇是关于所有的美国食物,因为牵着玛丽到餐厅,她告诉我吃什么,我就给她盛到盘子里。当时玛丽周围有一批经常帮助她的朋友,大家都同在一张长条桌子上吃饭,自然而然,我也成为他们的好友。

 

        我记忆最深的是澳洲来的男学生山姆,6尺3寸,又高又胖,长着一对儿像妈妈似的温和大眼睛,说英语有极浓重的澳洲口音,玛丽说她有时都听不懂。

 

        另外还有个残疾人布莱恩,他除了有一个大脑袋以外,身体基本没有发育完全,双腿像两岁的幼儿一样细小,不能站立,左手是个拳头,右手只有大拇指和食指,照顾他的学生叫瑞克,学希伯莱语的,每天把他像小孩子一样地抱来抱去。

 

        布莱恩懂9门语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流利到令人乍舌,是比较文学的博士候选人,我每次和他交谈,看着他眼睛里忽闪忽闪冒出的奇异光彩,就觉得好像懂得了睿智这个词的定义,也想起英国著名的科学家霍金。

 

        布莱恩每次见到我,就期待地要求拥抱,我这人不喜欢抱来抱去,后来理解了残疾人非常需要被抱,需要身体的接触,从而感到慰籍和安全感,玛丽也有同样的毛病。布莱恩拿到博士学位后在蓝登工作,他是我眼中的天才。

 

        那时在UCLA研究生宿舍住的国内留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两人,一个叫王诗宬,北大来的,数学系博士生,和我坐同班飞机到美国;另一位是上海人,电机系的唐昌年,相貌堂堂,气质极为出众,一看就是上海的世家子弟。

 

        我和王诗宬关系很好,每次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默默地吃饭,我就会把玛丽先安顿好,然后端着盘子坐在他的对面,用中文闲聊,觉得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现实中我较少言,一般是他说我听,王诗宬是个极有意思的人,最喜谈深奥的哲学问题,神态专注执着,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后来他回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吃饭时我是专注不了的,手里虽然用叉子卷着意大利面条,抬起头来看着他微笑,但心里却满是焦虑,不知如何应付种种棘手的难题。

 

        玛丽是法学院的研究生,异常聪慧,但相当的单纯,想必因为失明,看不见人世间的险恶。渐渐我们熟了,她特别好奇我家的事情,一遍遍地让我讲,问极细致的问题,津津有味地听,一点不烦我蹩脚的英文。

 

        有一天,我也小心翼翼地问她为何会天生失明?父母是近亲吗?她咯咯地笑,说父母相识前在同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分别住在美国的东西部,有一次都去德州达拉斯开会,双方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闪电结婚并生下了她,哪知她是个看不见的婴孩。

 

        父母的伤痛无与伦比,决定再生一个看得见的,于是又生下弟弟,居然是个哑巴。父亲做工程师养活不了两个残疾儿,决定辞掉工作,开了一家烈酒店。玛丽轻描淡写地说,我却听得张开了嘴,心惊肉跳。

 

        很快我就见到了玛丽的父母,看起来都是精明干练的美国白人,他们从不一起来。玛丽的爸爸高大随和,有个大啤酒肚子;她妈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相当礼貌,问东问西,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她内心有点儿冷漠。

 

        一个周末的早晨,玛丽妈妈来接她,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粉色沙的半旧长裙让玛丽穿上。裙子穿在玛丽身上显得瘦小寒碜,紧绷着胸部,泡泡短袖口掐在丰硕的胳膊上鼓起了肥肉,看着可笑。我问为什么要穿?玛丽说她今天要在教堂独唱。

 

        玛丽妈妈似乎无意识衣不合体,只是不耐烦地催促,我突然心里有点悲凉,幸亏玛丽看不见自己。

 

        总体来讲玛丽是个快乐的女孩,常常开怀大笑,我每次都特别羡慕,从我幼年起,就不曾记得自己这样快乐地大笑过,一次都没有。我的心底深处永远压着一块悲伤的石头,掀也掀不起,可能是我没有信仰,时时觉得自己像一片无着无落飘零的树叶,随风飘到天尽头,却不知身栖何处。

 

        而玛丽不同,她笃信上帝,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要有了麻烦事儿,她就马上丢给神父,就像小女孩把脏衣服随便一丢,让妈妈去洗,然后自己又高高兴兴地玩去了。

 

UCLA电影系海报墙,挂的都是毕业学生的电影作品。

 

        (三)

 

        我们宿舍楼斜穿过Hilgard大街,有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每天傍晚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就让我回想起幼时读翻译小说常看到的描写,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在秋天里。

 

        玛丽每周都要去这个教堂做礼拜,如果没有别的教友陪伴,她就会请我拉着她去。我好奇心强,喜欢看不同的事物,神父嘟嘟囔囔说什么没听懂,就一张张教徒的脸望过去,如果见到长相特殊或生动的面孔,我的目光就多停留一秒。

 

        有个修女专门在精神上照顾玛丽,每隔两天玛丽都要给这个Sister打电话,比打给她妈妈的电话多多了,什么大事小事都诉说,非常不可思议。

 

        玛丽虽单纯,但依旧充满着神秘感,似乎永远不能触摸到她的内心。我总在想为什么,结论还是由于她无眼睛之故。我们生活里新结识人,你瞟一下他的眼睛,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出判断,皆因眼神直通心底。人常说的眸子不能言其正,意思就是歹人眼里出不了正气,而温和的眼神,较容易使他人放松心智。

 

        我看不见玛丽的眼睛,就找不到感觉;玛丽看不见别人的眼睛,就不必为他人的目光而活,这点上她远比我幸运,她拥有更多精神上的自由。我常常看见玛丽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出声地微笑,沉浸在思想中,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不动窝,如果换成是我坐着,大家肯定会觉得有毛病。

 

        当玛丽心情愉快的时候,她一定会坐在床边,双腿搭拉在床护栏上前后地晃,手里抱着袋巧克力,大包的,一块接着一块地吃,边吃边乐,直到全部吃完。情绪低落时,她也是拿着巧克力吃,不过双脚放在地上,神情颓唐。

 

        她读书很努力也十分不容易,比如说,她的每一本科教书,都要被送出去翻译制作成盲书,盲书很大很沉,四寸厚,不翻开的平面积就像一台十八九寸的手提电脑那么大,而且一本普通的书翻成盲书就变成了好几本。

 

        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推车送来一大摞盲书,堆在屋里小山一样的高。另外,每天有一位名叫茱莉的女学生会来宿舍给她念书,玛丽缩肩坐在椅子上,神情专注地听,手指像弹琴似地在腿上搭拉拉地敲,敲的样子又好像是不耐烦。

 

        经过了一段磨合,玛丽和我的相处逐渐融洽,我的英文口语也长进迅速。我十分忙碌,在宿舍的时间很少,晚上回来时已经累得半死,尽管我很不习惯屋子如此的脏乱,进屋后需要一跳一跳地找落脚的地方,但因实在没时间清理,也就视而不见了。不过我心里每天都在发誓,下个周末一定要做大扫除。

 

        在屋里,我最怕的事情和玛丽最怕的事情不同,我怕睡觉时开灯,但凡有一点光亮都无法入睡,我就如实告诉玛丽,她很痛快地说没问题,对盲人来讲,尽管也许他们有光感,但差别不大。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是植物系巨大的花园,很深也很漂亮,外面看不见楼上屋里的情况,所以天气不冷的时候,我们熄灭了灯,不拉窗帘并留着一扇打开的窗户。玛丽每天晚上洗完澡,都会很奇怪地站在屋子中间,光着身子,沉思默想一会儿,有时还幽幽地哼着歌。开始我很不习惯,就把脸转朝着墙,闭眼入梦。

 

        那一夜,是十五月圆之时,我闭灯躺在床上,看见高高的月亮柔和明亮,光从窗外流泻进屋里,干净的清明。窗外树木婆娑,我心静如水。扭过脸,又看见玛丽裸露地站在黑暗里,柔软的长发披落肩头。月光洒在她的脸上,苍白的轮廓,长长微颤的睫毛,十分美丽。

 

        她的皮肤雪白,乳房丰腴饱满,腰肢不似那种中国男人喜欢的小细柳腰,也不似当下流行的排骨瘦,而是均匀宽厚,大腿修长壮硕,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拉斐尔画中的那些圣经里的女人。

 

        我原本以为那画笔下的女人都是夸张,现时里不会有人长得那么完美,而此时此刻亲眼目视着凝神的玛丽,就好像佛罗伦萨街头一座伫立的汉白玉塑像。

 

        我惊在那里,大气不敢出,心跳急促,美得不忍再看,我轻轻地把毯子拉上额头,遮住了眼睛。

 

        突然,我脑海里浮现出美国超市里又大又漂亮的红苹果,来美国之前我见过的都是半青不红但有点儿酸甜好吃的小国光。于是,我偷偷在毯子下面乐了。

 

        玛丽不在乎灯光,但她很在乎声响,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那时没有电脑,我又没完没了地要写paper,需要打字,而且大多是在晚上。我用打字机不熟练,还经常打错,花去了很多的时间。有天深夜,我正在打一篇第二天要交的文章,可能是听着实在太烦了,玛丽从床上一跃而起,摸摸索索地走到我桌前,说:“劲桦,你念我来打怎么样?”

 

        只见她特别利落地摸到一张白纸,卷入打字机,然后开始打,手指速度之快,我念完一句,她就已经打完了一句,从头到尾,十几分钟的时间。

 

        最后,她对我说:“第一段第六行的第十三个词,convey我打错了一个字母,是e不是i,你帮我找到,改过来。”

 

        我赶紧找回去一看,真的是那样,我佩服死她了。

 

        然而,就在我们和睦相处的日子里,突然爆发了一件彼此谁也没想到的大冲突。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与UCLA编剧专业主席理查德·沃尔特。

 

跟帖(2)

葡萄树

2021-07-21 17:47:06

期待!

尖尖

2021-07-21 23:31:39

好难得的经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