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两报一刊”上，每天都能见到署名“关锋”撰写的文章，而这个“秀才”，也凭借着一篇篇文章，声名鹊起，成为一时风云人物。
关锋和王力、戚本禹三个人，被时人统称之为“三秀才”，也被合称为“王关戚”。
本文，我就以一篇文章作为关锋的人生缩影，聊聊这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
早年经历
“关锋”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的笔名，1939年，20岁的他在山东乐陵县工作的时候，取了个笔名“关锋”。
或许，他也想不到，这个笔名会成为他的人生符号。
他的本名是叫“周玉峰”，还曾用过“周秀山”这个名字，这个出生于山东庆云县的汉子，打小就对舞文弄笔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早期的工作履历，都是在山东工作。在地方工作期间，也算是闯出了一点小名声，这点小名气也为后来被调进北京工作，积攒了一些基础。
1956年，这一年，对于37岁的关锋而言，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
这一年，他被调到了北京，在政研室工作。
能进政研室内的人都不简单，这是中央的一个秀才智囊班子，这个政研室的功能，是一个高级研究、咨询以及参谋的机构。
所以，能进政研室的笔杆子，要么在理论方面有着独到、深厚的研究，要么在资历和文笔上受人瞩目。
这政研室里面的笔杆子们，随便一个站出来，在文章方面都可以是独当一面的人物，譬如：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等。
所以，37岁的关锋，从地方上被调进北京的政研室，那真真是鱼跃龙门。
人生巅峰
陈伯达，这个被同僚称之为“陈老夫子”的人物，比关锋年长了15岁。
当37岁的关锋进入政研室的时候，52岁的陈老夫子，初始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没啥大的印象。
但是，关锋在哲学领域颇有研究，功底也很深厚，恰巧陈老夫子对于哲学这方面也有着研究，兴趣也颇深。
两人时常讨论中国古典哲学，这一来二去，老夫子对关锋这个后生也是越发的欣赏。
1958年6月1号，《红旗》杂志正式创刊，陈伯达被任命为该杂志的总编辑。
同年，关锋也被陈伯达调进了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工作，借助于这个平台，即将步入四十不惑的关锋，逐渐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起飞。
关锋初进杂志社的时候，还是个无名小卒，但是陈伯达很看好这个后生，有意重点提拔栽培他。
在关锋进入杂志社，仅仅过去了半年，他就被陈伯达提拔为“编委”。
当时能在《红旗》杂志社内担任编委，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要么是有着相当深厚的理论水平，要么就是级别高才行。
客观的说，关锋的文笔实力也是不错的，他写的文章，分析高深的哲学问题，大多是深入浅出、文风活泼，有着属于自己的文风特色。
不得不说，1958年这一年，对于关锋而言真真就是一个“幸运年”。
这一年，他不仅进入《红旗》杂志社，仅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编委；也是在同一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
伟人看到了他撰写的这篇文章，对其中的观点颇为赞许，还特意在文章下面写了一段批示。
由此，关锋不仅进入了伟人的眼里，而且还由此声名鹊起。
不久之后，他被提拔成为杂志社里哲学组的组长。
要知道，伟人对于历史和哲学都颇有兴趣，能在《红旗》这么重要的刊物里，担任哲学组的组长，这地位自然也就举足轻重。
此时的关锋，已经是一个首长级别的人物了。
在1966年后，关锋同王力、戚本禹一起，相继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
当时，担任总编辑的陈老夫子，由于身兼数职，工作繁忙；因此，负责杂志社实际领导工作的，是“王关戚”这三个副总编辑。
然而，人生就是这么一句话的轮回：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在你红极一时的时候，人生的厄运也会在转角处和你不期而遇。
如果从1958年，关锋进入红旗杂志社算起，到1966年步入职场巅峰，这八年的时间，他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然而，到了1967年，人生的厄运就在转角处不期而遇了。
厄运已至，浑然不知
关锋所在的圈子是“江、陈”二人的小集团，在这个小集团里，他所充当的角色，往往都是“急先锋”、“先遣队”的角色。
“江、陈”不愿出面的事，“王关戚”三秀才来做，以手中笔作为杀人不见血的刀，每一个字犹如利刃一般，划碎了不知多少身躯。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王关戚”三人得势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其实都不怎么买陈老夫子的帐。
这也难怪，一来那个老夫子不太愿意培养自己的势力，因为他担心自己所提拔起来的人，出事之后会牵累他；二来，他擅长文章，不擅长权术。
而且，相比于江而言，谁的大腿更粗，这三人心中自然明了。
我们重点来说说本文当中的关锋，在1967年1月10号这一天，关锋在《解放军报》发表一篇社论。
其论调就是要在军队里搞事，说白了，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把军队的指挥权给弄过来。
好嘛，你这还得了。
军队被称之为最后的万里长城，在伟人眼里，这军队，是不可动摇的国本。
一句话，谁碰谁死。
关锋这个马前卒，第一次染指国本，这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
而他，却对此还不自知，仍旧在深渊的边缘策马奔腾。
同年的七月底，关锋执笔，在《红旗》杂志上又再次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
好嘛，这一次惹出了更大的祸端，也直接让他成了阶下囚。
这篇社论一经刊发，各地不少的军事机关都受到了冲击，甚至还演变成公开的抢夺武器。
这篇社论所带来的影响，让林帅十分的不满，伟人也直接表示了自己的震怒。
八月上旬，在上海的为人看到了这篇社论，直接作了如下批示：
“大毒草”、“还我长城”
很显然，这动摇国本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得知伟人的这一批示后，“江康陈”纷纷把责任往下推，而关锋作为直接的执笔者，自然难逃其责。
1967年的8月26日，关锋被要求“请假写检讨”，其实也就是被隔离审查，与之一起的，还有王力。
起初，他被关押在钓鱼台的2号楼，后来，在同年的10月，他被转到了北京西山的一栋别墅里。
1968年1月，关锋被转进了监狱，由此，开启了他14年的牢狱生涯。
不过，他被免于刑事起诉，也就没有被审判，没有被判刑。
晚年生活
1982年的年初，62岁的关锋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他被安排住在北京的沙滩北街2号院，这个大院是《红旗》杂志社的宿舍大院，和他一起居住的，还有其妻子和儿子。
关锋刚出狱的时候，还没有其他的安排，为了保障他的晚年生活，起初每个月给他发放一笔15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涨到了500。
本来呢，当时他是想离开北京，回到山东老家安享晚年。
山东德州那边得知他打算回乡，还特意给他新盖了一栋二层的小楼房。
不过，他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不能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这才打消了回乡养老的念头。
从1982年出狱，到1988年的年底，这段时间，关锋每个月都领生活费，但是其他的待遇安排都还没落实。
一直到了1988年的年底，他的待遇才落实了下来，其住房、工资和医疗等等，由《求是》杂志社负责，按照局级待遇管理。
这里说明一下，创刊于1958年6月1号的《红旗》杂志，于1988年7月1日正式停刊，取而代之是《求是》杂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关锋的收入，包括其稿酬等收入，每个月接近四千元。
他晚年的生活很单纯，就是一个普通文人笔杆子的纯粹生活，每天就是看书、写作，闲暇时分，就去附近的公园练练气功。
他所看的书目，大多都是哲学类的书籍，毕竟他这一生都在和哲学打交道。
而关于往事，他一直遵循四不原则：不看、不想、不写、不谈。
也是因为这“四不原则”，所以他才没留下一本回忆录，和有关回忆的文章。所以，对其相关的研究和了解，也就只能从旁人的文章，已经相关的资料当中，得知一二了。
晚年的关锋，可以用这么三个字来评价：蛀书虫；而他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这么一句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出狱后，过了23年平静的晚年生活，86岁的关锋于2005年去世，走完了他这，或好，或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