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在北京东直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一百多位名作家参加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郭沫若因病未能与会，写来了祝贺会议召开的亲笔信。与会的还有茅盾、周扬、夏衍、曹禺、周立波、刘白羽、林默涵、秦牧、峻青、周而复、叶君健、曹靖华、吴组缃、杜宣、曲波、韦君宜、唐弢、王愿坚、邹荻帆、雷加、逯斐、草明、蔡仪、阮章竞、金近等百多人（当时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等作家的“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仍在外地，尚未回京）。
会议期间，人们传说着诗人徐迟继《地质之光》后，又多次去中关村数学所深入采访，写了一篇高瞻远瞩、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发《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头条，不久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之后，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人，站起来绕过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讲台。他前额宽阔，头顶稍秃，一副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这就是我心仪已久、二十二岁就出了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的诗人徐迟。他兴奋地述说着数月来涉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切感受。他说，他先在地质、地质力学等学科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隐索微；还准备出门，到流体力学和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里去踏访。他说，科学界人物峥嵘，为国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愤怒的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受到魑魅魍魉们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落泪千滴万滴，不堪回首。但是，严冬过去，春天已来，气候转暖。危机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转折，我们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两周之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之作，诉说着徐迟用形象语言描绘陈景润在抽象数学高原上艰苦攀登的华彩篇章；背诵着文中描写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记着作者所说的高等数学演算篇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啊，这哪里是记者采访的新闻语言，绝对是诗人的妙笔生花。
其时，徐迟已接受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委托，和责编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密林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的重大贡献去了。除夕前后，他们钻进偏僻蛮荒的原始森林里埋头苦干。他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国性轰动，诗人点起的这支数学火把，已照得华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读《猜想》之文，家家议景润之事，盛况空前。
徐迟采访完毕，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慎重送给当地领导审阅，然后和周明一起，携稿回京。坐在飞机上，徐迟惜时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报告文学作修改、润饰，被眼尖的空姐瞥见。她用挺惊讶的语气问：“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徐迟笑笑，指指旁边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学》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抢着读。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诉美丽的空姐：“他就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深深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啦！我代表读者谢谢您。”
回到北京，听到一片赞扬之声，徐迟反而感到羞涩、不自在，连忙躲进北大燕南园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
过了两个月，当徐迟和周明再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时，发现他的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人典型陈景润，收到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来信堆放在办公室地上有几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徐迟问陈景润：“那麻袋信为什么另放？”陈景润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里边保存起来。”
徐迟对周明说：“数学家陈景润，有一颗保护女孩子的心。”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献礼，徐迟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后，又赶写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领跑者。在他带领下，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黄宗英在《十月》上发表了我编的、写农业科学家秦官属的《大雁情》，《人民日报》登出了陈祖芬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在《新体育》上刊登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一时云蒸霞蔚，风光无限，群雄并起，阵容齐整，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岁月。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晏明同赴武汉，先去武汉军区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恋》作者白桦，下午到武昌东湖之滨拜访徐迟。
晏明是老诗人，出过《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诗》《故乡的栀子花》等十多本诗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徐迟的评论集《诗与生活》，故他俩是亲密的文友。我们去拜访徐迟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还收到他写来的信，谈及爱妻陈松得了肠癌，动手术打开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扩散，心中大慰，说今后又可重操笔墨生涯矣……
我们到徐迟家时，他正在午睡。他见到我们，喜出望外，便把我们领到书房里坐下来交谈。我趁两位诗友叙旧之际，细看靠墙立着的三个书架：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旧的英文书；另一个书架上插着鲁迅作品集、散文集、诗集，还竖立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硬皮笔记本——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些可能是历年积累下来的采访本，会给徐迟创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个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有《音乐大辞典》《音乐家传记》，以及徐迟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问徐迟：“您为什么如此热爱音乐？”徐迟告诉我：“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吴兴县古镇南浔。我们那儿是鱼米之乡。南浔有小莲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我父母亲都是老师。我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但没有弦乐。我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这样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我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会后搭车赶回浙江南浔。可见我对音乐是十分迷恋的。我特别爱听古典音乐，家里有几张留声机唱片，我想买一架落地唱机，闲来听听。”
接着他谈起了音乐评论家李凌、小提琴家马思聪。他说，李凌任中央乐团团长期间写的音乐随笔很有水平。说马思聪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为了保命才潜居到美国。他是爱国爱乡的音乐家。他那支《思乡曲》何等邈远、幽美、曼妙，魅力无穷，堪称20世纪的经典乐曲。正如李凌所说：“马思聪不大喜欢浓墨重彩和强烈的戏剧性冲突，风格比较恬淡、素雅，有点像南国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
徐迟本质上是诗人。除《二十岁人》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故两位诗友谈起诗歌、诗人来，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徐迟说：“论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评价是否低了？”徐迟认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来的杰出诗人。你看他在上海监狱里雪晨写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么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大堰河，今天我看到了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乳儿回忆幼年深情，弥漫于诗行之间。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刚出不久的《九叶集》，说：“这本诗集封面上印着一支斜长着九片叶子的草茎，装帧典雅，诗好，内容也好。上世纪40年代写的、如此精美的诗，如今辛笛、郑敏、陈敬容、袁可嘉等人，恐怕写不出来了。今天只能依靠舒婷、北岛、顾城等新一辈年轻人了。”他喝了口茶，对诗人晏明说：“今年是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办的老《诗刊》60周年、解放后的新《诗刊》25周年，现任《诗刊》主编严辰约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今年67岁，是1933年19岁那年开始写诗的，最初的诗发表在《现代》杂志上。那时我是一个现代派。从风格上来说，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晦涩难懂，后来我写了散文、报告文学，就比较明朗了。”
我问他：“您最初发表的诗歌，署的就是‘徐迟’这个名字吗？”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寿。处女作没有用‘徐迟’这个名字。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迟宝’。发表了几年作品，我才用‘徐迟’这个笔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点，不要老是快节奏、性急、匆忙。不过，我这辈子也慢不下来。”
是的，徐迟的生活节奏是很迅捷的。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人民日报》《人民中国》特约记者，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到过朝鲜战场，去过鞍钢、武钢、包钢，奔走于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日夜兼程，步履匆匆。正如他1961年自述的那样：“我朝拜过钢都、汽车城，亲眼看见黄河清；祁连山俘虏了我的心，青海湖让我一见钟情；在芒崖我曾顶礼昆仑，我有心向塔里木进军……”祖国东西南北，到处都留下了诗人的身影。“徐迟”这个笔名，也改变不了他那难移的本性。
辞别之前，徐迟告诉我们，他打算找个木匠，丈量一下房间尺寸，做一批书架，几个屋子靠墙放一圈，再买一批书来，建立一个像样的智库。他寿星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的船儿加足了油，就可在这长江之滨，扬帆启碇。”
1992年3月5日，我和爱人从广州乘火车至深圳，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西丽湖畔、麒麟山下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的度假村。到办事组报到时得悉同来度假的还有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学者王元化、儿童文学家束沛德、散文家丁宁、江波、李天芳、诗人晓蕾、《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涂光群等十多人。
第二天清晨，我到花园里晨练，巧遇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先生。他近日正在校对一本名为《思辨随笔》的学术著作。从他那儿得悉，身患轻度中风的爱人张可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高雅女士是上海戏剧学院教西洋文学的教授，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巴金女儿、《收获》主编李小林，都是她的得意门生。我向往的前辈翻译家满涛，就是张可的哥哥。满涛翻译、出版了《别林斯基文集》，果戈里的《死魂灵》《涅瓦大街》《狄康卡近乡夜话》，是我早年从事文学翻译的学习榜样。“文革”后他为了抢回时间，拼命工作，劳累过度，结果得了半身不遂，过早离世。王元化对我说，傅雷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把书里的住房画一张详图，一个个人物从哪儿出，哪儿进，标得一清二楚，十分精细。傅雷的译文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
在林鸟声中、玫瑰香里，徐迟走到我们的身边，也跟我们一起谈论文学翻译。他曾译过莫德的《托尔斯泰传》、荷马的《伊里亚特》、梭罗的《瓦尔登湖》、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汤达的《巴尔玛修道院》，以及《雪莱诗选》，对翻译之道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既然是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他和钱锺书一样，推崇林琴南的译文。他说，一个美籍华人和一位美国诗人合译的《唐诗三百首》，首首有错讹。我说：“诗难译，美文难译。我看过英译、俄译的《红楼梦》，和原作相比，差远了。”接着王元化、徐迟和我三人议论、比较起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方平、孙大雨、屠岸等近二十位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中，谁的译文最佳。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元化先生说：“我觉得朱生豪的译文最好。古典诗词他烂熟于心，故笔下文字融会贯通，琅琅上口，很传神。如果你叫他按原文照实译出，就不流畅了，风格就没有了。”我研读过朱生豪译的许多剧本，表示同意。徐迟说：“复旦大学的孙大雨教授，很博学，我对他很佩服。我主持《诗刊》时，发表过他译的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诗，质量高，音韵好，故我付给他最高的稿费。”眼镜片上照着晨阳光辉的王元化说：“孙大雨是个怪人，精力充沛，可以通宵不睡地写作。”徐迟走向早餐的饭厅，说：“和翻译相比，我喜欢创作，创作自由。我总是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
3月8日那天，春雨霏霏，树叶滴翠。小径两边，杜鹃鲜红如火，草花含露绽放。我和徐迟晚饭后散步。我回忆起1977年底他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的发言。徐迟说：“那时是思想解放初期，我们大家都处在起跑线上，憋足了劲向前猛跑，壮志凌云，心花怒放，好比水闸打开，激流奔泻。那次发言后，我和周明就奔赴彩云之南，采访蔡希陶去了。”
我告诉徐老：“受了您那篇《生命之树常绿》的影响，我到了云南，专门去了一趟昆明的黑龙潭，去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看了那株您作品中提及的唐梅。”他表示关切：“那株唐梅还在吗？”“还在。不过老态龙钟了，只在枝头点缀几片叶子。1989年秋天，我在浙江天台山寺院里看到过一株隋梅。”“啊，隋梅？在什么寺院？”“国清寺。那株老梅倚墙而立，每当初春，开出一树繁花，生机勃勃，仿佛正在壮年。寺中僧人把古梅上的花儿捡集起来，酿制成精美食品招待贵宾呢。”
这引起了徐迟浓厚的兴趣，在一丛玫瑰花旁边停下来，面对着我，目光神秘地考问我：“你既然对古树很关心，那我问你中国寿命最长的古树在哪儿？”我想了想说：“恐怕以陕北黄陵那株大柏树树龄最长。那株古柏相传系轩辕皇帝手植，已有五千多年历史了，故中国人管它叫‘柏树王’，英国人称它为‘柏树之父’。”“这是在大陆。那么台湾省哪株树最古老呢？”“记得书上说台湾阿里山那株红桧，种植于商代，距今三千多年了。”徐老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说：“你的古树知识还行。1948年，我从上海去台湾，曾经拜谒过阿里山那株神木。”说着，他双手张开作围抱状：“那真是庞然大物啊。”
这时我们已踱到湖边，凭栏远眺，湖中有岛，岛上有树，树下有亭。其时暮色已合，烟雨蒙蒙，那里一片模糊，不甚分明。小雨下大了，我们便回到各自住室，干自己的事去。
1992年3月11日上午，在此度假、修养的作家们排列在“创作之家”门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徐迟那年已78岁，众人之中年纪最大（年龄较大的学者王元化生于1920年，72岁），可他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像孩子般天真可爱。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总是谦虚有礼、和蔼可亲，单纯如稚童，透明似冰雪。
拍完照，我请徐迟到我110房间喝咖啡聊天，他欣然前往。坐进沙发之后，我给他冲了一杯雀巢咖啡。他随手翻开茶几上摆放的、我正在看的《汪曾祺自选集》，读到第一首短诗《彩旗》——“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他脸色立即沉下来，用书遮住眼睛，沉默不语。我问他：“您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自责道：“这首短诗是我当《诗刊》副主编时签发的。可能我害了他。曾祺大概因为这两句短诗在‘反右’中吃了苦头，被发配到张家口外住羊圈掏大粪去了。唉，人啊，人啊，人的生活往往由无数偶然因素造成。”我谈到了1991年春天和汪曾祺去云南采风、同住一室深夜长谈的情景，于是我们又提起了云南那片神奇、多彩的土地。徐迟说起了植物学家蔡希陶对云南经济的巨大贡献。徐老告诉我，是蔡希陶参与了云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树油、香叶天竺油的开发；是他发现、确定了中国北纬21度至23度昆明之南广大土地适宜种植橡胶；是他引进了美国大金元优良烟种，经过试验栽植获得成功，从而使橡胶业、烟草业如今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产业。你看科学家的劳动，为国家创造了多大财富！”徐迟喝了口咖啡，动情地说：“因为我爱蔡希陶，故能把作品写好。冯牧得悉我要去云南采访，慷慨拿出关于云南的全部日记让我参考。我一看冯牧用小字写的云南日记，精彩之极，建议他发表，他坚决拒绝。冯牧的日记绝对是第一流的散文。”
我说：“冯牧在云南多年，足迹几乎遍及那里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有一次在芒市过泼水节，他望着夜空升起的一盏盏孔明灯，对我说：‘有一晚我住在佧佤族老乡家里，深夜开门，云海起伏像波浪一样涌到我身边脚下，你几乎可以踩着这块厚厚的云毯走到对面山头上。这是何等瑰丽、何等难忘的景象！’”
徐迟赞叹说：“冯牧是评论家，也是散文家，更是难得的伯乐。他慧眼识骏马，发现、扶植了多少作家啊。”
接着谈到了文学与科学。他认为，搞文学，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陈旧了，像工艺品那样，失去了灵气，只剩下匠气。因此，我总是追随着科技潮流向前走，跟着前进，这样才能学到一点新东西，获得一点新思想，才能不断创新，不至于只能写些浅表的东西。科学博大精深。科学能改变人类生活。我每天清晨两点，一醒来就钻研深奥的科学，钻研理论物理学，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夸克”，研究物质世界的构成，研究基本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兴趣也很大。我现在急着想回去，因为武汉家里收到一本友人寄来的英文版的《目的地火星》。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它。家里人问我，要不要寄到深圳来。我说，不要寄，我怕弄丢。科学使幻想变成现实。过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间会开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们乘着飞舟，天上地下，来往穿梭，像搭公交车那样，十分方便。再过七八年，就进入21世纪了。犹如过了一夜到了清晨，过了一岁到了新年那样，新世纪会带给我们许多崭新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许多文学家不懂科学，许多科学家（钱学森例外）不懂文学。科学家如果懂文学，文学家如果懂科学，他们就能用美丽、形象的文字把科学通俗化，让广大人民看得懂……
虽是南国的春天，我房间里打开的落地窗外，花圃里一株桂树正盛开着金色的花朵。因此我觉得从徐迟嘴里吐出来一句句关于科学的话语，仿佛带着金桂的幽香，听来馥郁宜人，意味深长。那天他和我一直畅谈到午餐时分，才兴致未尽地、恋恋不舍地分手。我望着徐迟老人头顶已秃、头发花白、上身微驼的背影，心想他就是一位懂得科学、热爱科学、拥抱科学的文学家。
又过了几日，天气很暖和，徐迟这只南飞雁决定打道回府，急着去看那本《目的地火星》去了。回武汉之前那个晚上，我去送别。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见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尘土，坐下来和我交谈。他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对我严肃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忧心忡忡。”
我表示同感，说：“文学决不应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作家应担当道义，坚守品格。”但同时感慨：窗门大开，苍蝇进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个人力量有限，只能洁身自好。我劝徐老：“您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想开点，今后应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而把创作放在第二位为宜。”徐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和诗人晏明很久不见了，你回京后代我问好。”我说：“一定一定。”见他忙于临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车到西郊宾馆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到后住318房间，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徐迟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时跳楼自尽！
众代表惊骇之极，困惑莫解。我在会上遇到的冯亦代、袁鹰、张锲、高洪波、陈建功、李存葆、史铁生、陈祖芬、凌力、毕淑敏、梁衡、南帆、韶华、张贤亮、胡昭、赵本夫、肖亦农等二十多位代表极其伤心，纷纷询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悲剧。各个房间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好几位作家猜测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孤寂之虞。有的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虽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有的认为他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支气管炎严重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取此下策。有的说湖北作家朋友要来北京参加作代会纷纷到同济医院六楼与之告别，使他感到不能与会的孤苦零丁、形单影只。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症，心中想不开就寻了短见……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17日那天，吃完中饭，路上遇到湖北团的老诗人曾卓。曾老和徐迟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问。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
由于徐迟的为人为文，是当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对象之一，故作代会之后，我一直设法揭开这个死亡之谜。经过向他亲密助手、得意门生、友好邻居、交心诗友、责任编辑长期打探、详细询问，终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才弄明白他如此谢幕、如此离世，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的极端痛苦。
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两者悬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对此他想不通。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实在想不通。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鱼（名真实假）、假米（米中掺沙）等假货充斥市场。食品掺假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风为何如此颓败，道德为何如此沦丧。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尚未展开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苍蝇，更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反贪、反腐、反奢、反黄、反假的执法行动，故社会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贿赂横行、贫富悬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徐迟对此深恶痛绝。他是个对宪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迟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破灭。他想起了他译述《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1828—1910）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他想步这个大师的后尘，也在82岁（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只以为这如他诗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抒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徐迟已选定时间，要摆脱当时那种泥沼般污浊的生活。
有次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轧死了，他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徐迟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别人很难辨认地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
时间终于捱到了他选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悄悄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走出阳台门，悄悄推开窗子，向外纵身飞跃……
啊，是他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
岁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迟，不愿与假恶丑为伍，毅然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为了深深地怀念他，铭记这位嫉恶如仇、心灵像冰雪一样纯净的诗人，笔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写了此文。
尊敬的读者，你们可要睁大眼睛时刻警惕生活中那些言行不一、戴着面具的假、恶、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