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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追悔— 王芸生和他的《大公报》

加州花坊 2022-08-05 06:09:08 ( reads)

 

汉嘉女1 2022-08-05 05:26 发表于四川以下文章来源于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作者徐敏
王芸生和他的《大公报》

© 徐敏|文

 

 

 

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蒋介石每日必读《大公报》,他的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皆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
 
194112月,《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发表了《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揭露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社评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
 
甚至,王芸生写的这篇社评,还涉及一件新闻,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矛头直指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篇后来证明是报道失实的新闻,随后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文章送审时,检查机关曾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删除部分照样见报。在当年抗战时的重庆,这位《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真的是牛上天了。
 
王芸生,天津人,1901年出生。早年家贫,童年入蒙学馆读旧学,13岁时因无钱继续念书,乃到天津一家木行学徒。学徒期间,读书不辍,尤对报纸兴趣浓厚,自己也尝试撰稿,曾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短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由此萌生了做报人的想法。为提升自己,他报名读了商务印书馆办的英文函授学校,还参加了木行的英文打字班。经过刻苦自学,掌握了文、史、哲等相关知识。
 
1926年,王芸生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一度担任过上海市党部秘书长。市党部内共产党员甚多,受其影响,经博古等人介绍,王芸生又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春节,发生“四一二”事件,王芸生选择了退出组织。
 
19285月王芸生受聘于天津永兴洋行叶庸方主办的《商报》,先后任记者和总编辑。他每天写一篇社论,以其独特的视角,评说时局,引起关注。其锋利的文笔受到《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赏识,经暗中交谈,王芸生受邀辞职,在1929年秋转入了《大公报》工作。
 
王芸生进入《大公报》后,负责编辑要闻版。两年后,发生“九一八”事变,张季鸾提议在报上辟专栏刊登日本侵华史料,以便唤醒国人的救国意识。王芸生被授命编纂《中日关系史资料》,他通过广泛搜集资料,查阅档案,潜心研究,仅用了半年时间,便写成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成为中日关系史的权威著作。并从19321月起,每日在《大公报》刊登一则中日关系史事,然后在《国闻周报》上连载。王芸生因此而一举成名,被国民政府外交部聘为条约委员。
 
这段期间,他还根据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时评,引起蒋介石关注,两次邀请他前往讲学面谈。
 
193711月,日军占领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要求在租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在限期到来的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随即,《大公报》迁武汉,办武汉版。又再迁重庆办重庆版。此时,张季鸾肺病日重,重要社评多由王芸生执笔。19419月,张季鸾病逝,王芸生接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独掌《大公报》言论,声誉日隆。
 
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受欢迎。是他能以国家为重,坚持《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始终站在大众的立场,说人民想说的话。王芸生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
 
身处国、共两党之间的夹缝,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194511月,他发表《质中共》的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新华日报》当即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因为站在中间立场,《大公报》的社评,也会触及到国民党的痛处。1947年,王芸生发表社评“何必防闲学生运动”,遭到《中央日报》点名攻击,指责《大公报》煽动学潮。19487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评《王芸生之第三查》,公开扬言要发动“三查运动”检讨他;南京《救国日报》更骂他“为匪张目”,站在共产党一边。
 
王芸生立于夹缝之中,深感处境艰难。为避开是非,他去了香港。1949年初,王芸生受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经海路前往北平。动身前,他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上,因为他太想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了。他不能让张季鸾传承下来的这张民间报纸,在自己的手上断送掉。
 
他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的承诺上。曾经,有人要将天津的《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令王芸生懊丧万分。而当周恩来告诉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的《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这番话让王芸生精神振奋,增强了留下来的信心,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王芸生面临的是无情的现实。1940年代末,《大公报》在上海的发行量达到了16万份,但新政权成立后却急剧下降,到1952年就只有6.3万份了,广告收入减少了60%,账面亏损达40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份在民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在进入新时代后,竟然失去了活力,难以为继,面临倒闭。
 
无奈之下,王芸生写信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
 
《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以时评挂帅,赢得读者,而现在只能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很清楚,《大公报》不再是过去的大公报了,它的办报方针已经改变。
 
从此,王芸生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使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女儿王芝芙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场面。尽管后来被上面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王芝芙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
 
文革中,王芸生躲在卫生间里,汗泪交织,烧掉了自己40余年来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他儿子王芝琛回忆说:“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
 
曾经,有关方面让王芸生撰写《大公报》1949年前的历史,遭王芸生婉拒。来人透露“这是最高层的意思”,王芸生这才违心地写下了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后来看了父亲写的回忆录后说:“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
 
尤其是涉及到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王芸生追悔万分,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来说,他都愧对张季鸾。他一直想写一部张季鸾传记,多次动了想写的念头,却又多次不得不放弃。像张季鸾这样的历史人物,堪称时代俊杰,他有责任向世人讲述一个真实的张季鸾。但如果不能还原,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扣在恩师的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他曾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晚年,王芸生一再自责,将《大公报》的被毁归咎于自己。儿子王芝琛反复开导他说,处在当时背景,即便再有能耐的人只能如此,但王芸生仍然坚持己见,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
 
参考资料:
1、徐百柯《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2、《王芸生的临终口述》(《文史精华》2005年第9期)
3、高海波《新闻界反右派斗争中的王芸生》
4、宁馨儿《40年前的今天,“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一代报人王芸生去世》
5、智效民《王芸生与毛泽东》等

跟帖(5)

清迈

2022-08-05 06:25:32

读书人的愚蠢——不知政客的底线就是无底线 遵守规矩就是“教条主义”

飯盛男

2022-08-05 07:05:54

用文字是不是只有地球上人類才有的現象。SF電影阿凡達里的交流都是意識交流、没必要用到文字。還不産生岐義

atlas123

2022-08-05 09:00:52

傻 逼左 逼文人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chufang

2022-08-05 09:16:20

以前我们家里就看“大公报”,直到报纸离开了上海才停掉。

飞来寺

2022-08-05 16:58:31

很多民国文人都想走不党的中间道路,但中国现实是“刘项原来不读书”,只認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