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1933年摄于北平）
1930年，沈从文在《日出》杂志上发表了《论郭沫若》一文，文章在肯定郭沫若新诗创作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郭沫若在小说创作上的缺陷。
沈从文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是“失败”的，“空话太多”，并评价说：“郭沫若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轻人的更好。”“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于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者任何名份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第二年，沈从文再次发表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将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三人创作的小说做了对比：“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按照沈从文的看法，郭沫若并不适合创作小说，而只适合于写檄文、宣言、通电。
应该说，沈从文的评价是中肯的，“郭沫若不擅长小说”这个结论，今日回头去看，也是正确的。郭沫若有诗集《女神》傲视诗坛，却无经典小说流传于世。。
沈从文的这些评论，被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视为挑衅。郭沫若对此回应道：“记得国内另外一个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因为我的笔尖直，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承认的，但是要曲才配写小说，那我实在不配做小说家。”
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在民国那样的年代，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并不构成对个体的政治伤害，仅仅是各抒己见的看法而已。热点过了，事情也就了了。
然而到了1940年代，情形就不同了，此时的郭沫若已经成为文艺界旗手，替代了鲁迅的地位，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就有了昔日不同的力量。沈从文这才知道，自己当初心直口快放言无忌的说话，是以卵击石撞到了一堵墙上。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上，发表文章《斥反动文艺》一文中，毫不留情地给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的《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揭露沈从文是在“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这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对沈从文“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给正处于历史转轨时期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
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个章草字。转年，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
迫于巨大压力，沈从文一度精神失常，两次自杀未遂。他在《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一文中写到：“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沈从文从此搁笔，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二战期间，萧乾是《大公报》 驻欧洲记者，负责报道欧洲战场发生的重大事件，足迹遍及英吉利海峡、莱茵河、柏林等地，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
1946年萧乾从国外归来后，仍然在《大公报》从事编辑工作，他除了分管撰写国际社评之外，还担任着复旦大学的教师职务。和当时文艺界的两位作家洪深、靳以住在一起。当时大家正在给田汉搞庆祝活动，洪深请人替田汉写祝寿词，遭到对方拒绝，洪深厉声喊道：“戏剧这碗饭你还想不想吃了？”
萧乾听了，心里非常反感。当时文化界流行称公道老，洪深等人便在《大公报》为田汉发祝寿词，萧乾对此十分不满。适逢报馆社评委员会要他配合“五四运动纪念日”，写一篇有关文艺的社会评论，萧乾就写了《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文章。在这篇社评中，萧乾对中国文坛“称公称老”的现象作了这样的批判：
“……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经沾染了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就大张寿宴，尤其令人感到暮气沉沉。萧伯纳90大寿，生日当天还在因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稿。中国新文学加起来也才28年，这一现象不得不令人想来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该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头创作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才不愧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这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
萧乾批评所向，无疑也涉及到了郭沫若和茅盾。1941年11月10日，郭沫若在重庆举办50大寿，出席者均为社会名流和文化界著名人士。1945年7月9日，茅盾生日，陕甘宁边区文协和文抗延安分会都发来贺电。二人被祝寿时，大家纷纷称其为郭老、茅公。当时社会风气如此，不以为怪，偏是萧乾看不惯，还敢于出面指责，这就得罪人了。
第二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的文章，将萧乾归入沈从文一样的反动文人。将萧乾定性为英美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他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
这还不够。在文章的末尾，郭沫若甚至号召读者不要读沈从文、萧乾等人的文章。
即便已经做到这样不给出路了，郭沫若仍然意犹未尽。他还想写更多文章批判萧乾，是周恩来出于大局考虑，劝说郭沫若就此罢手，以免对统战工作产生不良影响，郭沫若这才放过萧乾一马。
萧乾后来对此感慨说：郭沫若的文章恨不得置我于死地，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
1949年，萧乾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在香港报社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邀请他前往任教，确定为终身职位，并派华伦（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由学校承担全部旅费。此时《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也来函敦促，于是萧乾选择了回到国内。他后来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
国民党决定退守台湾，国内大批文人名流收到了限期南下的通知，正担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也在名单之中。
得知消息的校方领导专门为沈从文递来了直飞台湾的机票，但饱受离乱的沈从文毅然拒绝，他决定：不管如何，自己都要留下来。而留下来就意味着，要面对那些层出不穷的磨难。
萧乾比沈从文幸运些。在沈从文两度寻死，改行从事文物研究的那几年，萧乾堪称春风得意。1951年，他发表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批示说：“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1956年，萧乾当上《文艺报》副总编，当年冬天，还享受到供应3吨“火苗旺”“又不臭”的阳泉煤的“特殊待遇”，住房条件也进一步改善。
不过，这样的好运气没有维持多久，便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言不慎，一下又跌到谷底。1957年，一顶右派帽子戴在了萧乾头上，外带附加的“洋奴”称号。
妻子文洁若当时的月工资是89.5元，萧乾在农场领26元生活费。文洁若每月还能从文联领到40元家属津贴。她要养三个孩子，还要赡养母亲以及没有工作的三姐文常韦。她曾花8天时间突击翻译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所著长篇小说《火凤凰》的最后一章《难忘的日子》，全文达3万字，拿到了约200元稿费。靠着一笔笔稿费收入，她在萧乾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支撑起了这个家。
1969年，一家人下放湖北咸宁，59岁的萧乾被当作壮劳力使用。为了保护萧乾，文洁若一改温和腼腆，变得“越来越凶”，敢和排长吵架。她替他挑50公斤的泥；白天下大田，晚上替他值夜班。
她向老乡买了甲鱼、鸡蛋，把罐头盒改造成煤油炉，在破败的土坯房里，为他开小灶。萧乾后来能活到89岁，与文洁若的“营养餐”有绝对关系。
1、《萧乾命途多舛的一生，与恩师沈从文决裂、被郭沫若记恨大半辈子》
2、潘彩霞《有她相伴50年，萧乾这个浪子，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3、《1947年萧乾发文称，文坛有人“称公称老”，郭沫若为何恨他一辈子》
4、《沈从文直言郭沫若的小说太失败，18年后，对方的报复行为让他绝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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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2022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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