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里的记忆

 

 一九六六年春，随着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运动的全面铺开，酝酿已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头终于被点燃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揭批本地区“小‘三家村’”和“黑帮”分子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除了撤销和批判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更剑指党内各级当权派，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还指出：多年来，修正主义、牛鬼蛇神的作品“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藉、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说当前开展的文化革命“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在此之前的四月十日，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一个名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文件说“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就将文革前所有的文艺作品包括歌曲基本上都否定了。在这样一种黑云压城、炮声隆隆、肃杀之气四处弥漫的政治氛围下，以前流行的歌曲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除了《东方红》、《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极有限的几首歌曲外，其它的歌都自动或被动地被禁唱了。

禁唱的理由五花八门。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禁唱是因为它属于“靡靡之音”；《洪湖水，浪打浪》禁唱是因为它出自影片《洪湖赤卫队》，而这部电影据说是为“反动军阀”贺龙树碑立传的。电影被禁，于是歌曲也被禁了。又如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因为江青指责影片里的一个人物石东根连长醉酒纵马像土匪，“极度丑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于是被禁。《九九艳阳天》被禁，其罪名是影片《柳堡的故事》宣扬爱情至上，瓦解了解放军革命斗志。歌曲《小燕子》及其影片《护士日记》被禁，罪名是它“配合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煽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幸福不会从天降》被禁唱，是因为这部影片宣扬“中间人物”。电影《五朵金花》中好几首歌曲如《蝴蝶泉边》、《太阳一出云雾散》等被禁唱，是因为这部影片“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少数民族，宣扬爱情至上”。当时，连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被禁唱，原因是歌词作者田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被鲁迅批判的“四条汉子”之一，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至于那些苏联歌曲、外国民歌被禁唱的理由更简单：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在这“反修”、“反帝”双拳并出的年代，谁还敢唱这些歌“顶风作案”？

然而，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毫无道理或理由不足的。这里，我以一首歌为例试为大家略作分析。《克拉玛依之歌》在文革前也是比较流行的一首歌。它歌唱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开发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今昔的变化，主旨也是对中共歌功颂德，并无“反动”之意。歌词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到这里我勒住马瞭望过你。茫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啊，克拉玛依，我不愿意走近你，你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然后是“今年我又赶着马群经过这里，遍野是绿树高楼红旗，密密的油井和无边的工地，我赶紧催着马，向克拉玛依跑去。”歌词抒发了一个普通牧民对克拉玛依今昔不同的两种感受。应该说这也普通人正常的感受。因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除非负有特殊的使命，如去做地质勘探等等，一般都不愿在这连鸟儿都不飞的戈壁沙漠多停留的。然而，就因为歌中的牧民不愿在未开发的戈壁滩上多停留，文革中就遭到批判，说歌曲抒发的是资产阶级贪生怕苦、投机享现成的感情，歌唱这种感情就是歌唱修正主义。歌唱修正主义，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名！这样的歌谁还敢唱？由此，文革极左思潮的不近情理可见一斑。

那时候一大批知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作词家，与作家、画家、艺术家、知名学者、教授们一样，遭到学生和红卫兵的批判斗争。当时我们听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被斗得很惨，打得浑身是伤，家也被抄了。青年钢琴家刘诗昆传说被红卫兵用锤子敲断了手指（很多年后来才得知是手臂被红卫兵打成了骨裂）。著名翻译家、作家傅雷本身就是文革冲击的对象，加上他儿子傅聪在波兰音乐学院进修时“叛逃”英国，罪上加罪，因此文革一开始傅雷就受到严重冲击，由于不堪批斗侮辱，于六六年九月三日与夫人一起自缢而死。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交响乐团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当时与傅聪、刘诗昆、殷承宗、李名强同被誉为“中国钢琴五圣手”之一的她，也因为受不了批斗的侮辱，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不久，又听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乐曲《思乡曲》作者、小提琴家马思聪因为不堪迫害，全家从北京逃到广州，又偷渡到香港，再流亡去了美国。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居住在小县城的人能知道这些人的不幸，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全国知名人士，有关他们的消息才得以在民间传播。至于名气不及这些人的音乐家、作曲家、作词家们，他们在文革中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苦难，那就较少人知道了。在此同时我还要指出：上述这些人在文革前其实都是中共的“宠儿”或受中共“礼遇”的统战人士，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中共的“老革命”，绝对不是所谓的“阶级敌人”和“反动派”，但是到了文革竟然也遭到这样非人的待遇，可知“革命”的可怕！

当时的我，也正是从这种所谓的“革命”方式中开始见识那些“红卫兵小将”的残暴和邪恶的。那时第一代的红卫兵基本上无例外地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因为他们自以为“血统高贵”，是当之无愧、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因此个个自命不凡，言行上也多表现为胆大妄为之徒。他们大多喜欢穿父兄的旧军装，习惯用铜头皮带随意抽打“牛鬼蛇神”。那时在红卫兵云集的北京市，光一个“红八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他们活活打死，而没有任何一个红卫兵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对于仅仅是批斗这些学者、专家、“臭知识分子”，而还不是活活将他们打死，在这些红卫兵眼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这些红卫兵的暴行令我震惊。我以为，他们随意抽打人还不过是表现了他们“红色血统”的骄狂和以“革命”外衣包装的残暴本性而已；但是，用锤子敲断一个钢琴家的手指，和在大庭广众批斗学者、专家，侮辱他们，在男的头上戴废纸篓做的高帽再淋上墨汁，将女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这种做法却暴露出了他们本性的另一面，即狭隘善妒和阴毒狠辣。因为，对于一个钢琴家或者小提琴家来说，手指就是他们的生命；对于大多数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传统的知识分子，侮辱他们的人生尊严甚至比直接剥夺他们的生命更令他们痛苦。这些红卫兵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说穿了就是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我得不到的，也绝不让你得到；我达不到你这样的成就，我就彻底把你毁掉！我不知道这些“小将”这样做是否都是因为背后有“长胡子的人”教唆的结果，但我深信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的。有什么样的底线，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行。一个人的品行高贵还是低贱，是光明正大还是阴险龌龊，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出身成份！至于有人将思想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专往邪恶道路上引，那更是恶毒、无耻之尤！

到了那年八月，随着“崇毛热”的温度越升越高，“毛主席语录歌”开始出现。《毛主席语录》上的好多条语录被人谱了曲成为了歌。虽然这些歌几乎无例外地不“优美动听”，倒与“鬼哭狼嚎”差不多，但潮流如此，为了标榜自己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大家也只得照唱如仪。那时最流行的“语录歌”要算《下定决心》和《造反有理》这两首。《造反有理》歌最流行的时间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出现以后至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歌词据说出自毛泽东早年的一段话。其辞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那段时间中，红卫兵和学生们先是唱着这歌去揪斗他们的老师和“牛鬼蛇神”，去“破四旧”和抄家，接着又唱着这样的歌去造各地“走资派”的反。《下定决心》歌则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一直流行到一九六八年。特别在六七、六八年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大武斗时最流行。武斗时，发动攻击的一方往往先整队朗诵一段毛泽东的语录，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后齐声高唱《下定决心》歌。唱了几遍以后，歌声变为节奏短促的朗诵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朗诵声变得越来越急促时，犹如搭了箭的弓弦越拉越开，领队的高喊一声“冲啊！”箭被迅速射出，攻击者们就举着铁棍、长矛一窝蜂地冲上前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次武斗情景。文革后期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据一个老家在苏州的工作队同事告诉我，她见到她家乡一次中学生武斗，是一批学生去攻击另一批据守在一栋大楼里的学生，发起攻击时也是这个样子的。攻击的学生抱着炸药包要炸大楼；楼上的学生就用枪射击，当场死了好多人。

提起文革武斗，那时许多地方都用上了真枪、真炮，比起我们县的武斗要厉害得多。但即使这样，我们县在历次武斗中也死了二十多人。所以那些用真枪真炮武斗的地方，我想死伤必然更多。一九六七年十月，我为躲避本地区武斗去安徽马鞍山二姐家住了一个多月。一次免费搭二姐公司厂车到南京去玩，途中见到路边田野里一长排飘着白色纸幡的新坟。我数了一下，有六十多座。再开过一段路，又是一长串几十个新坟。同车者告诉我，这是南京最近一次大武斗死去的人。因为是不同派，死者分两处埋葬。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是不知道文革武斗，就是以为这武斗与小孩子玩家家一样，不会来真的。其实那时候参加武斗的人，真的是要有一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的。所以那时我虽不赞成武斗，害拍自己被卷入武斗，但对参加武斗的人却不敢藐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比我勇敢。当年武斗时两派都说自已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我始终怀疑那些因武斗而牺牲了的人，死得值得不值得？因为你说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的，但毛主席不认账，中共也不认账。固然，毛泽东曾说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过“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样的话，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斗激烈时还有过发枪给左派的打算，江青因此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可是当“武汉兵变”发生后，毛泽东的态度就起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他出人意料地严惩了刚被捧为“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要求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大联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指责两派武斗都是由于“派性”作怪，要求两派都要“斗私、批修”。当年，许多地方的两派群众组织都为自己一派的武斗死者建了“烈士陵园”。然而文革结束后这些陵园就被当局统统铲平了。十多年前看报道，好像重庆有一个公墓中还存有“烈士陵园”的一角，但从照片看已荒芜不堪。至于到了现在还在不在，因为不见有人提起，我就不清楚了。

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还有一首不得不要提一下，那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这是文革前拍摄的《东方红》电影中《长征组歌》中的一首。一九六七年“二月镇反”发生后，在全国的造反派中十分流行。造反派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颇切合当时造反派的心情和处境。那年二、三月间，中共各地军队（主要是地方武装部），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文件《八条》为理由，在公、检、法部门和保守派群众组织配合下，对造反派组织大肆镇压。全国除上海“工总司”等极少数几个组织外，几乎所有造反组织的骨干都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组织被勒令解散。造反派们在严重的政治恐怖下，吉凶莫测、前路茫茫，心情十分憋屈，就常常聚在一起大唱此歌，藉以抒发悲情愁怀，寄望毛泽东的搭救。在那时，被整的造反派总觉得这是坚持资反路线的党内、军内走资派联合起来搞的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对“一月革命”的反攻倒算；而毛泽东是被蒙蔽的。但文革后我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说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有镇压造反派中反革命分子的念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谭震林对毛说，造反派中混有好多反革命分子，想趁机报复共产党，毛深以为然。所以稍后军委这个《八条》，也只是投毛之所好而已。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主要矛头都是指向造反派的，证明毛泽东始终对造反派抱有戒心。所以，镇压造反派原本就是毛泽东的本意。然而造反派却把他当作救星，聚在一起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岂不太可悲、可笑了！

本来，全国造反派遭到这次镇压以后不会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造反派都被镇压了，毛泽东的文革没有社会基层力量的支持也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那些保守派本来就是反对“整走资派”的，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大的目的就是整肃党内“走资派”。这样，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从新将造反派扶植起来。经过不知怎样的一番策略调整后，到了四月头中央军委又颁布了一个《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并不承认《八条》镇压造反派错了，只是说了“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将被捕的造反派释放，被勒令解散的组织重新恢复。然而即使做了这样的补救措施，造反派元气已经大伤，再也恢复不到“一月革命”时的盛况。而经过这样一番波折，保守派的力量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在农村地区，保守派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且，他们继续得到军队和地方党政当权派暗中的支持。因此到那年五月，保守派开始发动农民进城武斗，试图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彻底打垮造反派。许多地方军区公然出动军队配合保守派围剿造反派。于是武斗迅速升温。武斗的武器从长矛大刀迅速发展到步枪、机枪，甚至坦克、大炮，只差飞机没有用上，真正的成了一场内战。说实在的，当时造反派的生死真的掌握在毛泽东的一念之间。造反派都希望毛泽东继续支持他们。因此之故，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那个武斗最激烈的年月，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成立了文艺小分队宣传自己的立场，争取群众的支持。而文艺演出的重头就是歌颂毛泽东。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前后，由江青主持的京剧改革开始“大放异彩”，其中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奇袭白虎团》，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开始陆续定稿并公开演出。那时候的文革新歌大多歌词粗劣，曲调难听，缺少音乐的美感，而且千遍一律不是歌颂毛泽东就是歌颂解放军。相比之下，有些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倒更动听一些。因此一时之间京剧大行其道，不少过去对京剧听不懂，不爱听的人，此时也爱听甚至学唱某些唱段。 特别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的一些唱段，很多人都会唱上几段。京剧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多年，号称“国剧”，但事实上之前普及的面一直很有限，只有到了文革时期，京剧才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唐代黄巢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我花开后百花杀”，我看借用在这个京剧样板戏上倒也蛮贴切。文革中所有剧种、剧目都禁止演出，唯有这京剧样板戏“一花独放”。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中虽然京剧样板戏“一花独放”，但也不是可以随意乱放的。因为这些样板戏的剧本都是由江青“钦定”的，更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甚至一个道具都不允许。演出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然后“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接踵而至。连续好几年每年“五·一”、“十·一”节日之前，全国各地都要召开一次大的公判大会，杀一批人，判刑一批人，以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实际是社会不稳定，中共以杀人来恐吓人民，不得妄动。有一次上海市一下就枪毙了五十多人。其中有一个叫谈元泉的，是静安区一个业余京剧团演员。他在演出《智取威虎山》时扮演杨子荣，因为在“打虎上山”一场中擅自加了一句引人发笑的台词，结果以“破坏样板戏”罪名判了死刑。这固然是由于当时上海市革会的头头们为取悦江青而草菅人命；但同时也显示了文革时期文艺界的“职业危险”程度。

不过，就在这严酷的政治寒冬，也有不怕死的文艺幼芽偷偷成长。我这里指的主要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和一些地下小说。《南京知青之歌》说不上动听，歌词也说不上优美，但它倾诉了远离家乡、上山下乡青年心中的苦闷，实际是对中共“上山下乡”运动的抗议，在知青中流传很广。据说文革中全国先后有一千六百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我相信在这一千六百万知青中，不会唱这首歌的恐怕没有多少。此外，有一些所谓的“反动歌曲”也仍在偷偷流传。例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洪湖水，浪打浪》这些歌，因为曲调优美，文革前就广为流行，很多人在无人时仍会忍不住偷偷地唱几句。一九六八年夏天，那时我们县的武斗还没有停止，单位革委会也还没有成立，工作无人管。一天我和一个同事呆在集体宿舍中聊天。他比我要大十来岁，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高中毕业生，妻子与我同乡，因此他就认我为半个“老乡”，平时也常在一起聊天。那天聊着聊着，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听过《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我说我听说过其名，好像“旧上海”时期很流行，但没有真听过歌。他看了我一眼，从本来斜靠着的床上起身走到房间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把门小心地关上，过来对我轻轻说：“我唱给你听。”于是他轻轻地唱了几句。这是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周璇首唱，日藉女歌星李兰香继唱，日本侵华时流行于中国和日本，“解放”后早已被禁唱。当时他唱给我听，我因不知道歌曲的创作背景，除了感觉曲调颇柔和优美，有一点“靡靡之音”的感觉，与当时的“革命歌曲” 风格完全不同，其他倒也觉察不出有何“反动”之处。不过我明白在这文革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唱这样的歌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经历了这件事，我和这位同事以后也算是有点患难与共的知心之交了。谁承想十多年后邓丽君的歌风靡大陆，由她重新翻唱的这首《何日君再来》竟然差不多家喻户晓，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这位同事前几年已经作古，回想前尘，其音容笑貌仿佛犹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让人高呼“万岁，万万岁”的毛泽东活了八十三岁去世了。十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共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在我而言，我在这第二次“解放”中确实也获得了解放。一九七八年春我父亲在香港去世，我趁机提出去香港奔丧的申请，结果被批准了。这在文革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有“海外关系”包括港、澳、台关系的人家，都属公安局秘密监督的对象，都是特务嫌疑，等闲都不敢提出“出国”的申请。那年四月下旬，我乘火车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经广州到深圳，然后过海关，跨过人称“奈何桥”的罗湖桥。从此，我脱离了中共的统治，开始我新的生活。

此后，进入我耳朵的是香港电视中和大街小巷录音机喇叭中的粤语歌，大多是武侠剧中的插曲。大陆流行歌对我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传到香港来的、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那种如同老狼嚎叫一样粗犷沙哑的吼声，倾诉出大陆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过了几十年，仍然穷得一无所有那种愤怒而又无奈的心情，令我心灵震撼。我个人觉得，在我离开大陆几十年中，除了这首《一无所有》，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出色的歌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