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陷落敌手。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打油诗《哀沈阳》：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为讽刺张学良在北平沉迷声色犬马，丧地辱国，马君武特将当时很有名的三位名媛写进了这首打油诗。“赵四”即后来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蝴蝶”即正当红的上海滩影星胡蝶，朱五即当时北平城三大家族之一朱家的五小姐朱湄筠。
因为这首打油诗一经刊出，便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时间，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而这三位名媛也不同程度地成了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其实，这不是历史的真相。
据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考证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和朋友一起吃饭看戏，当接到日军突袭沈阳的电话后，他随即离席，赶回了协和医院（当时张学良正在协和医院调养身体），也就是说，当晚他根本没有同“红颜祸水”混在一起，也没有在舞池里醉生梦死。
晚年，张学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时，曾专门谈到这一段往事。张学良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那首。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没有任何关系。”
张学良的这段回忆，映照出了张家和朱家有着匪浅的交情。事实上也是如此，有许多民国人物都曾讲过，当时北方有张吴朱三大家族。张家称豪门，很显然是因为张作霖、张学良一度是北方霸主，吴家也不难理解，吴俊升乃奉系二号人物，张家父子权势如日中天，吴家自然水涨船高。比较特殊的是朱家，究竟是何许人也，凭什么能够和张吴两家并称北方三大家族呢？
要讲清楚这一切，还得从民国传奇人物朱启钤说起——
朱启钤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人，幼孤家贫，所幸他有一个好姨父，此人便是后来做到晚清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据说长相酷似同治的瞿鸿禨。
光绪九年（1881年），九岁的朱启钤受教于姨父瞿鸿禨，励志读书。稍长之后，他结交湘江有志少年唐才常、杨笃生、张邵希等人，从此中断寻常的读书路，渐有维新图强之心。
十七岁那年，朱启钤与陈光矶结婚。陈氏乃清廷驻英、法、比使馆参赞陈远济的侄女。这段姻缘朱启钤算是高攀，据说陈家颇为欣赏他的面相，说他有厚德稳健之相，日后必能扎根一方，长成参天大树。
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朱启钤一生中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瞿鸿禨简放四川学政，朱启钤跟随左右，从此开启了波澜起伏的人生。
值得一说的是，朱启钤在晚清没有考取任何功名，但十九岁小小年纪，他便能够代瞿阅卷，可见此人读书是不俗的，也是有过人见地的。
瞿鸿禨虽然后来属于清流派，但栽培起朱启钤来，他却颇为实际而世俗。到了四川第二年，他便纳粟为朱启钤捐了官府差事，让其先后在盐务、工程等具体事务上得到了很好的历练。
光绪二十二年，二十四岁的朱启钤遭遇了不幸，他的原配夫人陈氏抛下一对幼子，病逝于泸州。然而，朱启钤确是有福之人，自四川返回湖南后，他很快就续娶了贵阳于德懋之长女宝珊为继室。这于氏不仅贤惠，婚后即资助丈夫捐官，而且十分旺夫，尤其在朱家开枝散叶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瞿鸿禨调入京城，这一次，他同样带上了朱启钤。起先，在瞿鸿禨的运作下，朱启钤在京师大学堂译文馆任工程提调，不久因为能力出众，升任译文馆工程监督。
当时的译文馆，是培养新式外交人才的地方，朱启钤在此，不仅结识了一生的挚交章士钊，而且遇到了徐世昌、袁世凯这样的北洋人物。
袁世凯、徐世昌，都是识人的高手，察觉到朱启钤是难得的干才后，当年冬天，他们便将其揽入北洋阵营。
由此，朱启钤踩上高梯，开始了仕途的飞黄腾达。
袁世凯官场用人，道行极深，对付政敌，他从来都是又拉又打。正因为如此，他重用了死敌瞿鸿禨的外甥朱启钤，给了他一个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的显要差事。
在袁世凯手底下，朱启钤将官场分寸拿捏得极恰当，一方面他感念袁氏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从未变节，背叛姨父瞿鸿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瞿鸿禨在与袁世凯的官场争斗中，最终败北。见到姨父被革职，朱启钤拎得清，他即刻递交辞呈，誓与姨父共进退。
此举虽是背离北洋系，结果却赢得了北洋系的尊重。
一年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保奏朱启钤为蒙疆事务局督办。为了家族前程，朱启钤并不迂腐，他拜见姨父大人，说明官场胜负如同春秋之变，赢得姨父的谅解后，他抖擞精神，旋即出关，开启新的仕途征程。
宣统元年（1909年），朱启钤受命远赴俄属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等地考察。回国后，徐世昌又推荐他担任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兼津浦铁路北段总办。
1912年民国建立后，朱启钤先后出任北洋政府陆徽祥、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值得一说的是，1913年7月，他向袁大总统呈递报告，请规定四时节令假期，袁批准“春节”一项，同意春节例行放假。自此，农历岁首元旦改成“春节”，沿用至今。
1913年，民国二年，因为北洋政府动荡，四十一岁的朱启钤因乱得势，在7月17日、18日，代理了两天的国务总理。8月，熊希龄组阁，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
民国报人曹聚仁曾评价朱启钤——桂老当然不是“圣人”，也不是“豪杰”，他们都是会做官的人；他从任陆阁的交通总长起，历赵（秉钧）、熊（希龄）、孙（宝琦）、段（祺瑞）、徐（世昌）诸内阁，一直维持其阁员的地位，任交通或内务总长。
朱启钤之所以如此宦海长青，官场造诣是其次，主要在于他有着那个时代官场所缺乏的责任感以及使命感。
在担任内务总长期间，朱启钤几乎总揽了京城改造的所有重大事项，例如：在西苑辟新华门；拆除皇城宫墙，开通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大街；改造前门箭楼，形成今日前门箭楼的面貌；改社稷坛为中央公园等等。
因为对京城改造贡献极大，声誉愈加隆重，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朱家成了京城的名门一族。
1915年，对四十三岁的朱启钤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因为担任过袁氏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袁氏倒台后，他惨遭通缉。当时，有许多人骂他，也有许多人为他叫冤，但朱启钤对这一段遭遇只说过一个字，那就是在他的年谱上留下一句，袁氏“知”他。
这一个“知”字，是落井下石、存心粉饰所不能比的。也许是公道自在人心，也许是为官有口皆碑，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很快撤销了针对朱启钤的通缉令，理由是“其才尚可用”。
随后的一个时期，朱启钤为南北议和积极奔走，但在内心深处，他已厌倦乱局下政治的残酷与肮脏，开始转向实业救国、文化兴国。
机缘巧合。
有一次，朱启钤途径南京，偶然在当地一个著名藏书家那里发现了一本古书《营造法式》。凭借多年的文化修为，他当场断定这本书是中国宋代以前建筑记载最完备的一本书，是真正的宝贝。
为了破译书中的古汉字，真正搞懂掌握这部门巨著的内容，朱启钤以令人钦佩的执著精神，花巨资请来各方精英，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人。
为研究这部巨著，中国营造学社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尤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实地考察，至今仍然是民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
1937年年底，在日本特务喜多的幕后操纵下，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日本人授意王克敏亲自出面，动员朱启钤出任伪“北平市长”。
事关民族大义，朱启钤以全力编纂《贵州碑传集》为由加以拒绝，言称自己早已无心政治。日本人不肯罢休，随即派出大批特务监视朱家当时的住所赵堂子胡同，不久又以征用房屋为名，强迫朱启钤一家搬家。
朱家当时在赵堂子胡同的住所，是朱启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工的建筑，朱启钤买下后自己重新设计、督造，建成后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前半部给中国营造学社使用，后半部是朱家家宅。
为了抗战，朱启钤率领全家，义无反顾地搬出了这处大宅，在随后黑暗的日子里，为防止日本人进一步迫害，他“装病”、“写遗嘱”，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未与王克敏等汉奸同流合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感念朱启钤的气节，不仅发还了赵堂子胡同的住宅，而且蒋介石在怀仁堂还特意宴请了他。
那一时期，朱启钤除了宁可毁家，誓不落水外，还有一项大义之举，也是美谈。
朱启钤是民国有名的收藏大家，他的收藏意识最早起源于外祖父傅青余，傅曾任河南按察使。启铃三岁时，其父朱梓皋回黔乡试，途径贵州玉屏县时不幸死于覆舟。母亲傅梦琼即携幼子启铃长期居住在外公家，外公喜好收藏，耳濡目染，后来他便有了收藏之心。
朱启钤的收藏，除了古本书画，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是宋、元、明、清的缂丝珍品。1924年，日本实业巨子大仓喜八郎88岁“米”寿，因朱氏所经营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与大仓有业务往来，朱启钤即以贵州陈年茅台为其祝寿。大仓得知朱启钤正闲居在天津，手头并不宽裕，提出愿以100万的高价收购朱家缂丝藏品，结果遭到委婉拒绝。
后来，眼见时局动荡，朱启钤将这批藏品转让给了张学良，仅收大洋二十万，前提条件只有一个，无论何时不得售以外国人。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缂丝珍品不幸落入日本人之手，此时张学良已无暇顾及，但朱启钤却没有放弃。后来，他通过盟兄弟荣厚德的关系，设法让溥仪的“伪满帝室”宣布其为“国宝”，系供“皇帝”溥仪赏赐他人的藏品，日本人因此不敢擅动，存于奉天博物馆。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亲自到沈阳，安排这批藏品空运北平，先存中央银行，又存故宫博物馆，最终落脚辽宁省博物馆。
讲到这里，如果说朱启钤是朱氏家族在京城成为名门望族之根系的话，那朱家两子八千金则促成了家族的枝繁叶茂，闻名遐迩。
朱家这两子八女，没有败家的，都是给家族贴金带彩的。
这一点，对于中国传统大家族而言，太幸运，也太重要了。
朱家大公子朱泽农，南开高材生，与周恩来同窗。1957年周恩来拜访朱家，一口就说出朱家大公子是南开五班的学生。
朱家二公子朱海北，当时北平城有名的翩翩公子。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在其口述历史中，曾专门讲到朱海北，赞他风流倜傥，当年曾追求过“冬皇”孟小冬，其人非常有派头，性情也好，绝非一般的纨绔子弟。
当然，比起两位公子，朱家的八千金才是将家族门楣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当时北平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朱家一棵树，每根枝头都落在一只金凤凰。
朱家二小姐朱淇筠嫁给了周恩来口中的“南开学长”章以吴；四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副官吴敬安；五小姐朱湄筠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六小姐朱洛筠嫁给了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九小姐嫁给了吴俊升的独子、张学良的拜把兄弟吴幼权。
由此可见，当年北平城的三大家族，相互间的纽带便是朱家的千金。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特意请章士钊给朱启钤写信，劝说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台湾。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又派朱启钤外孙章文晋赶往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京，定居在东四八条的一处大宅院内。
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朱启钤爱国心切，很快将中兴轮船滞留香港的九条轮船，召回国内支援国内海运。
1950年代，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
朱启钤谈了几点：一、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年曾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三、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四、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民国二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如今看来，这几点都是真知灼见。
1961年10月12日，朱启钤九十寿辰，周恩来送来了祝寿花篮，并应邀到朱家吃了一顿“便饭”。
吃饭时，周恩来对朱启钤风趣地说，你当过总理，我也是总理，我们这是“两个总理的交往”。
也就是在这一年，朱家五小姐朱湄筠为周恩来充当“信使”，为家族再次增添了荣光。
1961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宴会上，周恩来回忆起当年他在延安、西安多次会晤张学良的往事，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在座的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和许多东北军旧部潸然泪下。
面对此情此景，周恩来越发思念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萌生了与他通信，送去大陆亲友问候的设想。
可是海峡两岸咫尺天涯，派谁去充当“信使”，最为保险可靠呢？
想到朱家与张学良的特殊渊源，以及马君武在1931年的那次乱点鸳鸯谱，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朱家五小姐朱湄筠。
朱湄筠当时定居在香港，获悉周恩来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念想，十分感动，当场答应北京来的联络员，一定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确定了朱家这位“信使”，周恩来这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饱含深意、仅有16个字的密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写信人署名的特殊信件，是周恩来考虑到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控的情势而有意为之。他相信张学良肯定能够认出他的笔迹，因为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书函往来的历史。
除了国家情怀，周恩来还想到了亲情，为此，他让张学铭和张学思给大哥张学良各写了一封家书。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后，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当局申请赴台探亲。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相助下，朱湄筠于1962年4月顺利进入台岛。然后，到了台北之后，朱湄筠发现张学良的行动自由十分有限，身边有众多不明身份的“保镖”跟随，如果贸然去见面，很可能引起警觉。
于是，朱湄筠在台北住下来，耐心地等待机会。
1962年10月，朱湄筠得知张学良将在一次活动中公开露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她找到早年熟知的黄仁霖（此人是国民党励志社总干事，宋美龄的大管家），请他将一个糖果盒转交给当时正住在董显光家中的张学良夫妇。
黄仁霖不知道糖果盒里的秘密，爽快地答应了老朋友的请托。
张学良拿到糖果盒，得知是昔日绯闻舞伴朱家五小姐特意送来了，立即就意识到其中必定藏有玄机。
打开一看，三封弥足珍贵的书信映入眼帘。
那一刻，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晚年，朱湄筠随子女移居加拿大。1991年，张学良夫妇在美国夏威夷定居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夫妇见面，那时，距离“赵四风流朱五狂”已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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