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在大陆时曾经会唱的歌曲至少也有一、二百首。但我自问不是个懂音乐的人，连音乐的基础知识也知之甚少。所以若有人要我评论哪些歌好，哪些歌不好，严格来说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我既然会唱那么多首歌，几十年来又常常在哼唱它们，自然也有个人的好恶，慢慢也就形成了我个人对歌曲好与不好的看法。当然，我很清楚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在真懂音乐的人看来，我的这些看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但这也没有办法，每个人的见识都受到其本人的学识、爱好所限。懂得欣赏“阳春白雪”的人会嫌鄙“下里巴人 ”的粗俗，但只会听“下里巴人”的人或许也不懂欣赏“阳春白雪”，那也是强求不来的。
那么我的好坏标准是什么呢？由于歌曲是由歌词和曲调两个部分组成的，因此好的歌曲，我以为第一，歌词所表达的情志必须是出于真情，而且这种真情必须是高尚纯洁的；文字能充分表达出这种真情，而且使用的文字要既雅又训，不能太粗俗，如好诗一样。《辞海》说“歌”就是“能唱的诗”。《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既然是“持人情性”，“义归‘无邪’”，当然粗俗的不行，下流的更不行。这里附带说一句，《诗经》三百篇，在古代其实都是能唱的歌。
第二，曲调必须是优美的，且是能够配合歌词内容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歌的乐曲本身也有单独表达感情的功能。有人将音乐比喻为无言诗，是音符化的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曲的创作同样需要作曲者付出内心的真感情。而且，这曲调所表达的感情与歌词表达的感情不仅要一致，最好还能相互激扬。如果这两个标准都能达到，那必然是一首好歌无疑。犹如美女，天生丽质又加上衣着打扮入时、言谈举止得宜，这样的人受人喜爱是肯定的。不过这样的好歌如稀世美玉，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若两个标准能达到一个，那这首歌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第三，各民族文化传统不同，表达感情的方式也稍有差别，因此不同民族的歌曲风格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创作的歌曲能将自己的民族风格也充分表现出来，让人一唱那首歌就能体会出这个民族的特色，感受到那个民族的感情脉搏，如西班牙歌曲《鸽子》那样，则这样的歌曲就更完美了。
以上三点中，我以为第一点是最重要的。贺绿汀先生在《谈音乐创作》时说：“音乐是人民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好的音乐之所以能感动人，也就是因为它有真实的感情。”那么怎样的感情才是真实的呢？刘勰在《文心雕龙 · 明诗第六》中说：“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所以好诗的标准就是要发乎真心，出于“自然”。这也是好诗、好歌的标准。而所谓“自然”，以我理解也就是不乔揉造作、无病呻吟。根据这个标准衡量，那些出于“奉旨填词”、“奉旨作曲”，为着宣传目的，把歌曲当作“打击敌人的武器”而创作的作品，因为违反自然，不是出于真心，即使写得工巧华丽、慷慨激昂，也算不得好歌。中共建政后出现的歌曲，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属于这一类歌。
我这样说，倒也不是要全盘否定大陆的歌曲。在我感觉中，有些歌是可以不朽的。比如《康定情歌》、《四季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就是这样的歌曲。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那首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这首小调的曲子简直是天籁，出于自然，无比优美。四段歌词中的前三段也很好；就是第四段，加了歌颂共产党的内容，十分煞风景，且与前面三段的内容也不相配。我不知是否是后来有人加上去的。前些年我听到一个版本把第四段歌词删掉了，这就很好。还有几首歌虽然也是歌颂中共的，但作者在创作它们时，可以看出确是出于真心的讴歌。如《歌唱祖国》那首歌的作者王莘先生，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新中国的欢呼、期盼，我们从唱这首歌中就可感受到他的那份真诚。可惜的是他没有看清楚建立这个新中国的政党的本质，结果歌颂错了对象。这首歌我小时候就会唱，而且十分喜爱它，可是五十年代后半叶起这首歌唱的人就少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消息公开后，这首歌又流行起来。那时全国各省市奉命组织大游行，电视实况转播。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一段黑白电影记录片，是五十年代初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实况，与现在的游行实况做对照：同样是庞大的游行队伍，人们同样高举着红旗，同样高唱着那首《歌唱祖国》。电视的编导者以这样的方法来凸现主题：打倒“四人帮”，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但当时我看了心中就泛出一丝苦笑，想如果现在是“第二次解放”，那么第一次“解放”是真解放还是假解放？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那个政权如果真的那样好，还用得着“第二次解放”吗？而且稍后人们就发觉，这第二次“解放”也是假的。否则，那里还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又如那首《解放军进行曲》。只要细细体会“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句歌词，就会感受到作词者公木先生在写这首歌词时，一定底气十足、坚信不疑，觉得这支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全是为着这个可爱的祖国，为着解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的。当你唱着那首歌时，也会感受到作曲者郑律成先生在作曲时，一定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觉得自己所属的这支军队，毫无疑问地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可惜，他们的激情都枉费了！想想无数解放军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竟然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打江山，就觉得他们的血白流了。这支由人民的子弟组成、名曰“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其实一直以来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国家，而只属于中国共产党一党所有；甚至也不属于全党，而只属于少数党的寡头。这几个寡头，先是为了夺取天下，大打内战；后来为了家属的利益，不惜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开花弹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军队沦落到成为少数特权家庭的家奴、打手。到现在，几乎无官不贪，民间怨声载道，经常有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发生。而这样一个腐败透顶了的政权，由于有军队的支撑至今仍维持着不倒。这样的结果怎不令人浩叹！难道当年解放军们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为之欢呼的新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所以，这些作者实在都是“明珠暗投”，才华枉费、心血枉抛啊！不过，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当初歌颂错了对象，但我仍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这几首歌的作者在创作这些歌曲时的用心，因而也不能否认这几首歌的确是好歌。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仍应有它们该有的地位。
当然，大陆的好歌还不止上面说的几首。如果以创作年代来考察大陆的歌曲，我认为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还有一些好歌，越往后好歌越少。究其原因，我以为不外以下两个：一是中共的政治对文艺创作的干涉越来越厉害。政治干涉的表现又是多方多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力度越来越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并且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将文艺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是根本违反文艺创作的规律的。从艺术创作的本质来讲，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若然作者在创作歌曲时，要服从这样那样的戒条，一心想着要使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还要小心谨慎地推敲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小心不犯意外的“政治错误”，那他在创作时内心的感情必然会受到束缚和限制，他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就很难说仍是出自内心的真感情。很难想象，假若徐志摩不死而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他仍能写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轻灵的诗来；同样很难想象，假如贺绿汀不是在一九三七年而是在一九五七年，还敢改编创作出如《四季歌》、《天涯歌女》那样的乐曲。这是“解放后”好歌越来越少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以后几乎每次运动知识分子都是打击的重点对象，他们的社会政治身份，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到文化大革命的“臭老九”，不仅“斯文扫地”，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也被剥夺殆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我们还能苛求他们创作出好歌来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乏聪明才智，如果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们能生活在创作自由的天地里，我想他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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