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被抄家，我在县城一无所知。当时因为文革，全站员工集中搞运动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放假了。本来，我还不能回家，是单位要我回去征求母亲意见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我才回家的。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曾几次动员上海地区城镇的无业青年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一九六六年的九、十月间，社会上又来了一波动员。当时我已在县血防站当临时工二年多，却也算作“无业”而属动员对象。单位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态度。那个时代，公开拒绝是不行的，最多是找一些借口，强调一些家庭的“特殊情况”，请求领导高抬贵手不去新疆。我以父亲在香港，母亲身体不好为由，表示去新疆父母亲可能都不会同意。领导要我写信去香港问父亲意见。不久父亲回信，是直接寄到我单位地址的。单位一位兼站长办公室秘书工作的党员，拿了我的信给我后却不走。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更明白父亲信怎样写的并不重要，关键在领导的一念之间。于是我将信当他面拆开，先看了一遍，然后交给他看。果然，父亲来信强调母亲身体不好，我是母亲独子，不同意我去新疆。可单位不罢休，又要我回家征求母亲意见。没有办法，我就在第二天上午乘船回了一次家。结果就撞上了被抄家这个尴尬的局面。
那天我回到家还没有进家门就看到，我母亲、三姐、还有三个妹妹，全家五个人都侷处在门口那一小间屋内，地上杂物凌乱，地板被撬起后没有钉牢，只是马马虎虎地拼在一起。一张方桌、一个烧饭的行灶，已占去房间三分之一地方。通向里面灶间和去楼上的穿堂腰门关着，上面赫然贴了一张封条。以前腰门里面半间屋因为太暗，父亲特地请木匠在腰墙上做了两扇窗。现在这窗上也交叉贴了两张封条。两边墙上都是一个个被敲破的窟窿。见到这个情景我脑袋突然轰的一声，好像被人猛击了一棒，又好像有人在我耳边猛敲了一记大锣一样发晕，脚下无力似乎要倒下。我努力撑住，定了一下神，明白家里也被抄家了。这一段日子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坐在一张骨牌凳上，面容憔悴，看见我回来，默然无语，只微微点了一下头。三姐轻声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看了看她，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就没有回答她。我进了门，在一张靠墙的凳上坐下，呆呆地看着屋内情景，脑子里一片空白。等我歇了一阵，母亲才开口说话。母亲用很轻弱的声音对我说：“正要托人带讯，叫你们不要回家，结果你们两个都来了（另一个是指我三姐）。”此时我已恢复思维，觉得家已被抄，去不去新疆已是小事，为免母亲更加担心，我就只说我是回来看看的，不巧碰上了。
那天早上我从县城乘轮船三个小时到家，此时早已过了吃中饭时间。我至今想不起这天这顿中饭有没有吃，若吃了是怎样吃，吃什么，印象中好像大家就是这么枯坐着，不说话。一直到了下午二、三点钟光景，母亲才又开始说话，把从“破四旧”到抄家的经过大概地对我说了一遍。三姐则在旁不时插一句二句话。她又向我解释她所以将藏金地点说出来的原因。她说：“当时压力很大。再说他们是有备而来，有人去告了密，不说也不行。不说，保不定他们还会采取些什么行动。我又想，反正这些金子现在不能卖又不能当钱用，放着也是放着，就想不如说了。说了也许就可以解脱了。”我听了三姐所言，也无话可说。我明白，这样的情势，不说肯定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不过以我的脾气，我是不肯说的。你们有本事就自己抄吧！我也不是心痛这点金子没了；而是气上不服，凭什么轻巧巧一句“你们是资产阶级”、“我们是革命行动”，就比强盗还霸道，“理直气壮”地将人家辛劳节俭几十年积累的财产一朝掳掠而去？我更痛惜的是，父亲辛勤劳累了大半生的积蓄，就此尽付东流水了。
对于家里有藏金，我也是知道的。这些金子还是父亲去香港前藏起来的。一九五六年父亲去香港时母亲正在生病，因通行证签证快过期才不得已离开。父亲很不放心，因此隔了一年多，父亲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后，在一九五八年又特地回家来看看。就在这次回家时，父亲把藏金的事告诉了三姐和我。父亲藏金事原来只有母亲知道。这次父亲也告诉三姐和我，可能是因为我前母所生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在外独立生活，不在家乡，而三姐是我母亲所生的第一个女儿，也是家中最大的子女，我则是我母亲所生的独子，这是父亲所以只把藏金事告诉三姐和我的缘故。父亲还告诉过我，这些金子是“解放”前，因为物价飞涨，钞票贬值太厉害，他托我叔叔家的一个堂哥陆续去换来的。这些几乎是我父亲辛劳大半生的全部积蓄。我也明白父亲当年失业也不肯变卖黄金的用意：那时我们几个姐弟年纪还小，如果他有什么变故，以后家庭经济就靠这些金子来支撑了。
我在这里说这些金子是我父亲辛勤劳动的积蓄，而不承认这是什么“剥削”所得，是因为这些金子上确确实实留有我父亲奋斗生活淌下的血汗。由于父亲去香港时我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父亲从没有亲口对我说过他的往事，我也没有机会听他说他的往事。我对我父亲的历史的了解，是从我母亲、哥哥、姐姐等人的谈话中，点点滴滴拚凑起来的。
父亲出身在一个读书人家庭。县城南门有一片房子聚居了不少与我们同姓的本家，可见当时也曾是一个大族。据我大姐说，我曾祖或高祖做过什么官。祖父是一个秀才，但早逝。因此我祖父这一房很早就衰败下来。父亲幼年只读过很少书，十岁时就被家里送到上海十六铺一家衣妆店当学徒。过去，我常在一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中看到有人回忆当年当学徒，每天天不亮要起身替老板、师傅端洗脸水、倒痰盂、倒夜壶，晚上端洗脚水，吃的是老板、师傅吃剩的残羹剩饭等等，受很多苦。我没有听我父亲说起过这些。但我想他既然也是学徒，做这些活，受这些苦也是免不了的。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做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小时候我跟父亲去上海，还有本县的朱家角等地，他与那里的几家衣妆店很熟，我猜他是否在那里打过工，或与他们有过生意上的往来。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进攻周边地区，青浦县城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南门一大片房子夷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遭了殃。据文革后新修的青浦县志记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日军飞机曾三次轰炸青浦县城。我估计我家老屋就是在这三次轰炸中的某一次被炸掉的。县城不能居住，祖母带领全家迁移到练塘镇上。三个儿子各自贷屋而居，祖母与我父亲住在一起。父亲迁居练塘后不久，结发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孩子，中馈乏人，就继娶了我母亲。
我从我姐姐的一篇《我的父亲》的中学作文中知道，在抗战时期父亲曾以跑“单帮”为生。那时，从家乡练塘镇去上海可以先乘“绍兴船”到铁路沪杭线上的石湖荡车站，再转乘火车去上海。这种“绍兴船”我小时候也乘过，依稀记得每人船资一角二分人民币。这是五十年代初的价钱。那时候去镇上书场听一场评弹八分钱，加一壶茶四分，也是一角二分，所以不算贵。当然也可步行去石湖荡。练塘到石湖荡这段路有十二华里，步行约二个多小时。姐姐在作文中说：为了省那几个船钱，父亲经常背了货物走路而去。因为走路费鞋，他就赤脚走，等到了石湖蕩找个河边水桥洗洗脚把鞋穿上，然后上火车。虽寒冬腊月也一样。这条路我读初中时候也走过多次，是与同学去石湖荡看火车。路还算好走，都是一公尺多宽的泥路；但途中要经十二座小桥。这些小桥大多有一丈半多高，在三四丈宽的河面上用三条一尺多宽的木跳板搭建而成，也有是用四五根毛竹拼成的桥板搭的，旁边扶手仅是一根毛竹。整座桥空荡荡的，胆小的不敢过。尤其毛竹搭的桥，因为滑，桥板弹性大，下雨天或冬天桥面结了冰霜，人很容易掉下水去。而父亲还要背了货物过桥，着著非常不容易。有时货多父亲一个人拿不了，会拉了大哥一起去。当时大哥只有十几岁，只是个大孩子。后来，我又在一本《上海通史》的《经济篇》分册上知道，日军占领上海后封锁城乡物资交流，于是催生了一批以“跑单帮”为生的人。他们从乡下将上海城里需要的物资贩运进去，又从城里将乡下需要的东西偷运出来。肩扛手提，来来去去都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不仅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赚那一点钱也是十分的不容易。但风险大相对利润也较大，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其中有些人就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成为小康之家。我想父亲也是这样才一点一滴地积到了后来自己开小店做生意的本钱的。
大约是在日寇投降前一二年吧，那时侯父亲已慢慢积了点钱，刚好有一户人家，夫妻两人都是好吃懒做又吸食鸦片，将祖上传下的财产都花费光了想将房子卖掉。我父亲知道了就把这房子买了下来，除供一家老小居住，还用临街的一小间店面开了一家土布店。土布的来源，除了向当地农民收购，自己也买了几架织布机，在近镇边的乡下找了一块空地，搭了一个草棚，让我大哥大姐等人在里边织布。千百年来，织布一直是中国农村妇女必备的生活技能。《木兰辞》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个传说中的花木兰是南北朝人，距今已一千多年。而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农民身上所穿的衣服，大多仍是用自家织成的土布所缝制。那个历史上有名的纺织业祖师黄道婆，就是我们青浦毗邻的松江县人。在“解放”前，我们这一带农村的纺织业也是很发达的，很多农民家中都有一张织布机。农家妇女除了忙田里活、忙家务，再有空余就纺纱、织布。她们织的土布除了供家里人穿着用，有多余的还会拿去集市卖了换油盐酱醋什么的。所以布的来源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样的布质量不一，花色也不多。后来我父亲想法学会了染纱技术，去上海买进原纱自己将纱染成各种颜色；又自己设计图案，将纱配色后再交给农妇按图样织成布，父亲则支付她们加工费。这样质量有保证，布的销路也就更好。小店以我父亲为主，母亲协助，两人一起经营。有时父亲不在家或去染纱，小店就靠我母亲一人支撑。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大多委托保姆负责。就这样，我父母克勤克俭努力创业，开始有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家里的几两黄金也是在那个时期置下的。不过好景不长，中共建政不久，一九五一年的一月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禁止私人棉纱、棉布买卖。小店只好关门。父亲失业后几年找不到工作，急得走投无路。那时我大哥在香港纱厂工作，认识一些人，就写信叫父亲不如试试申请来香港，说那边工作还比较好找。结果我在五十多岁时还向政府申请去香港谋生，于一九五六年获政府批准。以后我全家就靠父亲寄来的外汇维持生活。
那天下午，母亲和三姐向我说了被抄家的经过，其中也说了有人告密一事。据母亲说，“解放”前，镇上常有土匪来抢劫。（当地湖泊众多，河江纵横，交通不便，是土匪藏身的好去处，因此历来匪患颇盛。淀山湖边属于昆山县的金家寨就是一个有名的土匪窝。据说那时候金家寨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干土匪营生，平时拿了锄头是农民，丢了锄头换了刀枪就是土匪。）我们家因为房舍浅狭，又在街面，藏不住东西。外婆家地方大，后面还有院子，院子后面是大片稻田，随便找个地方就把东西藏了。因此有几次听闻土匪要来了，母亲就把家里的金子和贵重东西拿到市河对面外婆家交舅舅保管。家有藏金，这是极机密的事情，一般外人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来抄家的人说是有人揭发的，我们就怀疑是舅舅家人告的密。后来，有一个我们熟识的人偷偷告诉我们，说镇上商业红卫兵早就想来抄我们家，但一时吃不准政府对华侨家属的政策，不敢动手。此时正好你舅舅家的二女儿和大媳妇去告密，说你们家有二斤多黄金，还告了二次。这才使商业红卫兵下了决心来抄了你们家。而这也是红卫兵拿到了七两黄金后仍不罢休，还要继续追查的原因。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寒心，也感到有点悲哀。若说这种事是不相干的人做的，那也无可奈何；若说是至亲骨肉的人做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下这样的毒手？难道这个社会真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真的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清朝的曹雪芹借《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嘴说出中国人的通病，那就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惯于窝里斗。王熙凤说：“似我们这样的大家族，外头人从外面杀进来，一时是杀不干净的；必要自己人先从里边杀起来才杀得干净。”（大意）一个家是如此，一个国何尝不是如此！试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如中共那样总是挑动一部分人去杀、去斗另一部分人的？
那天不知是否极度紧张后的疲倦，大家都不想再说话，于是都枯坐着。我记不起三个妹妹当时是在家还是躲了出去，因为家中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人了。这时，突然有几个人闯了进来。为首的一个男青年脚有些不便。母亲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刻醒悟到抄家就是这批人来抄。据那为首的青年自我介绍，他们是镇上的“商业红卫兵”，他本人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抄我家是因为我家是资产阶级。因此抄我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接着，他又向我交待“政策”，说了一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要求我们把还藏匿着的财物交出来。我和母亲都没说话。三姐则向他们再三解释，说所有的财产都已交出来了，连你们抄不到的金子都已主动交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藏匿的？就这样软磨硬顶了好一阵，这几个商业红卫兵估计也弄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又教训了我们几句打退堂鼓走了。等他们走后，母亲告诉我那天领头来抄家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小青年。但我明白，这个小青年也只是个幕前的喽罗，幕后策划指使的另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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