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痛史（四）

晚上，母亲要我和三姐明天都回自己的单位和学校去。我们也觉得留在这里不好。以前温馨的家，此时已觉得如同地狱般的难受，但又担心母亲一个人怎样应付这个局面，三个妹妹毕竟还小。母亲说她不怕，反正家也抄过了，他们要的东西也都拿到了，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能把她怎样！于是决定了明天早上我和三姐一起乘早班轮船离开练塘。睡觉时，没有床，只有两条被子，母亲、三姐和三个妹妹在已被撬起过、没有钉平的地板上打地铺。我没有地方睡，就在一张原来就放在门口的破藤椅上躺了一夜。那天晚上，我突然发起高烧来。母亲听见我梦中说呓语，连声问我怎么了，我被惊醒后忙说：“没事，没事。做梦。”

第二天早上，烧已退下。我和三姐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各拿了自己的行李，就悄悄离开家门，到码头去等候乘轮船。根据我以前从“革命回忆录”和一些小说得来的经验，我很耽心镇上的红卫兵是否会轻易放我们离开。因此从家里到轮船码头，我们一路小心低头避人而行。到了轮船站也是拣了一个角落静静等候。从我们镇上到县城青浦，每天有两班轮船往返。头天晚上从青浦开来的船，放掉客人后就开到一个离码头不远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早上到时候再开到码头接客。那天我们等到轮船开来接客，其他乘客都上船上得差不多时，我们也走出轮船站准备上船。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出来几个人把我们拦住，不准我们上船。看样子他们是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就早早派人守候在这里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虽心有不忿却也不敢抗争，也只得任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将我们押走。这时，我才切身体会到被人像罪犯一样押着在街上走是什么感觉。我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放在大庭广众中展览，人的尊严顷刻间荡然无存。那时我真恨不得突然天塌地陷，将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一起埋葬！

这几个人将我和三姐押到下塘街供销合作社一个农副产品门市部，从一个大门进去，穿过一条长弄，又进一个侧门，上楼到了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我估计这里可能是商业红卫兵的一个据点。这座大房子原来的主人叫龚仰之，做过练塘镇商会的会长，“解放”后被中共枪毙，家产全部被中共没收。这房子后来成了供销合作社的地方，一排七八间门面房做门市部，后面几进深的一大片房子，却不知都做了什么用途。这房间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几张椅子，已另有一男一女二个人在等着。我们到后他们就命令我和三姐站到靠墙的地方，将我们的行李包拿去放在桌子上打开。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他们就一件一件地仔细察看，用手摸索，看里面有没有夹带东西。接着这一男一女上来分别对我和我三姐进行搜身，连鞋子也要脱下来检查。搜查我的那个男的，小学时曾是我的同班同学，其实即使不同学，多年来住在一个小镇上大家也都认识，而今天竟然来搜我身。我看他搜我身时的表情有点尴尬，目光躲躲闪闪；而我则觉得非常悲哀和愤怒。我在心里吼道：这是什么世界？我有何罪？要受这样的人身侮辱！

搜身自然什么也没有搜出来。他们的用意我当然明白。在他们而言，始终不会相信我们会老老实实将所有财产都交出来，必然还有藏匿的。尤其是他们抄到的金子总共也不过七、八两，与有人密报二斤多金子的数量还差很多。他们猜我们或者会乘机转移，于是来这么一手。其实，我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这是告密的人也清楚的。他们故意夸大黄金数量，无非是撺掇人来抄我们的家，乘文革运动之机来泄他们的私愤。

突然袭击没有收获，他们只好放我们走。但船早已开掉，我和三姐只能先回家再说。本来中午还有一班船，但因确不定他们是否还会再来拦截，就没有再去乘。中午时分，我发觉有人在门口探望。一看，是我单位的同事黄琪旌。他虽不是领导，但是是“四清”中“社教”工作队培养的预备党员。他的工作从来与练塘这些地方无关，因此我直觉他是单位领导派来的。而他这么快就赶到练塘来，我估计是昨天下午或晚上镇上什么人与我单位通过气。他向我招招手暗示我出去。我就走到门外。显然，他已知道我家被抄的事了。他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问我：被抄去的金子是你父亲从香港带回来的，还是原来就有的？我不知他这样问的用意是什么，也不知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就照实说是原来就有的，不是从香港带来的。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回青浦？我说本来今天早上就要回去，可是被人拦住了不让回。他皱了一下眉头，没有说话。然后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谈话结束，就掉头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三姐又试着去码头乘船，这次没有人来拦截。我和三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三姐到青浦后直接乘车去了上海学校。我回单位。我原以为单位领导会来问我被抄家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人来问，甚至也没有人来问我母亲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的事。但这件事关乎我今后一生的去向，虽然单位领导不问，我却放心不下，内心一直惴惴不安。后来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次动员，我们单位有两位临时工去了新疆。这两个临时工都来自一个叫商榻的小镇。当时全站临时工还有二十多个，来自全县八、九个小镇，其他镇来的临时工都没有去新疆，而单单商榻来的两个全都被动员去了。可见这“动员”也是政府做的假戏，谁去谁不去，是单位领导与地方政府早已商定好了的。我们没去的人都是“陪绑”，虚惊了一场。

那天我勉强挨到晚上学习结束，回到宿舍人就感到浑身无力。半夜里我又发起高烧来。第二天早上同宿舍的人都去上班了，我却烧得昏迷不醒。这次生病，我足足发了一个多星期高烧，在床上也足足躺了一个多星期。烧发起来的时候，昏昏沉沉全无知觉。我那一间宿舍住有五六个人，其间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一声，或跟我说过一句话，仿佛这个宿舍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一样。但我不怪他们。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刚被抄家的人，政治上与我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是普遍的一种“明智”的做法。我甚至高兴他们不理睬我。毕竟，在当时大陆这个环境，在人们普遍的意识上，被抄家总是一件不光彩的、甚至有严重政治麻烦的事情，我不想害人，同时我也有点害怕人家问我抄家的事。宿舍所在地没有食堂，我也病得没有食欲，因此我不记得这一个多星期中我有否吃过饭之类的东西。我只记得因为口渴，有一次或二次，我挣扎着去街上茶馆打了一瓶开水，买了一包天津鸭梨回来，觉得口渴或有一点饿的时候，就喝一点水或吃半个梨。

文革以前，我们县的人民医院在朱家角镇，县城只有一所红十字会医院。房子是原来哪个大户人家的住宅，共产党将它没收过来做了医院。因为格局所限，无发展空间，因此前两年又在东门外汽车站北面新造了一个医院，改名为县人民医院，文革开始时刚搬迁完毕。文革前，我们单位有很多临时工，平时都分散在各公社工作，在本单位集体宿舍没有床位。现在要搞运动，员工集中不下乡，于是就都借住到这原红十字会医院里来。这房子十分老旧，有几层进深，房间虽不少，但阴暗潮湿，光线很差，若一个人进来，即使在大白天感觉也是阴森森的。而且既然作过医院，难免会有人死在里边。因此刚住进来时我很有一些害怕，进出都是结伴而行。但这时，从早晨到晚上很晚，只有我一人留在这空荡荡的地方却不再有害怕的感觉。那时已夏尽秋至，白天渐短。其他人因为参加运动，常常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回来。要是有人早上出去时把外面中间穿堂的电灯关掉，就要到晚上九点后有人回来了才会再开亮。我一个人躺在房间内，有时清醒，有时昏睡。傍晚醒着时，我就看着从天窗里射进来的光一点一点昏暗下来，最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宿舍里有电灯，我却不想开。这黑暗像一张可以触摸得到的、巨大的、丝质的幕布，从四面轻轻地温柔地裹着你，让我觉得舒服，感到安全。有时，我觉得传说中的死神就在我身旁，它俯着头在半空中默默注视着我，那温柔的黑丝绒幕布就是它的翅膀。我不知道它要对我说什么，或者要对我做什么，但我已不再觉得死亡可怕。与外面喧嚣的世界比，死亡倒是一个静谧安宁的所在。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自杀。那一定是他们觉得死了比活着更好。我也突然明白古人为什么会有“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这样愤怒的呼喊，那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无道到了极点。而现在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不过，我不想自杀。我想过好多种自杀的方法，觉得哪一种方法都不好，死前要承受痛苦，死后还要遭受额外的侮辱，被人说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对自己说：顺其自然吧，如果这次真的要病死，那就死吧。我也不再怕鬼，觉得如果真有鬼，以后在阴间也是一种生活，或许不再受欺侮，也不会孤独。

当时，有些单位也抄员工的家。但我们单位没有。后来才知，单位党支部不是不想抄，而是准备抄却没有来得及抄。据单位党支部书记张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时向造反派的一个检查，说当社会上抄家风达到高潮时，党支部也曾拟定了一张抄家对象的名单。他说了一些人的名字，其中也有我。但可能因为当时县级的企事业单位都没有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组织，而党组织又不便公开出面对单位的员工抄家，甚至也不便由共青团组织出面，于是一直在观望形势，不敢将计划付诸行动。不料后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他们已自顾不暇，抄家一事就不提了。单位没有对我抄家，这总算没有令我二次受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