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按】记得以前小时候见过讲述党内九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学习材料上说：毛主席形容当年红军根据地经常出现由上海中央派遣的马列正确路线的特派员们，那是“钦差大臣”满天飞。黄克诚张爱萍，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钦差大臣之一、二。
下面是二篇网上偶然看见的文章，议论所谓《黄克诚自述》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将其转发于此供大家批判学习（为便于阅读，我将文章以分段的形式整理了一下，并在人称指代有所混乱的地方用括号照自己的理解加注了一下）。希望这两篇文章中所呈现的那种对这类“你说我说他说的”的真假虚实的审视方法，在我们阅读类似自述、回忆录，或老婆说儿子讲女儿述等一系列文章或出版物的时候，可资参考并总结出自己的研究和审视方法。
1： 【略议《黄克诚自述》中的一个说法】
2： 【黄克诚对毛主席的这段批评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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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略议《黄克诚自述》中的一个说法 桃花舍主人 2024-03-31 来源:桃花舍翁公众号
《黄克诚自述》出版于西历1994年10月，此时距黄克诚去世已经八年。
该书由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署名的《后记》中写道：“黄克诚在逝世前几年中对他自己的一生经历作了详细回忆，当时他双目已近失明，因此由克诚讲述，我和孩子们忠实地记录整理。文内所述之事，都是黄克诚自己说的……”
据此，《黄克诚自述》是根据家人“忠实地记录”他的口述所形成的记录稿整理而成的，虽然出版时没有（无法）经黄克诚本人审定，但应该相信它是基本反映了黄克诚的意思的。
不过，有一个小问题似乎值得说道一下：《黄克诚自述》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都是用“毛泽东”称谓，但众所周知，黄克诚生前曾因为胡乔木修改自己的讲话稿时将“毛主席”的称谓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而坚决地反对，明确说：我认为不应该修改“毛主席”的称谓，这么改我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用“毛主席”好。（参见本公众号文章《 "毛主席”称谓：黄克诚的坚持与胡乔木、孟伟哉的更改 》）
因此可以肯定，黄克诚老同志在口述时不可能对毛泽东主席直呼其名“毛泽东”（更不用说连“同志”都不加！），其家人“忠实地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中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一定是“毛主席”或“主席”。（那）是在出版时被更改了，（还）是家人整理记录稿时改的？（抑或）还是出版社编辑力主要改的？最可能的是后者。
《黄克诚自述》中对革命历史和人物的述说评判，很能体现出黄克诚老同志耿直坦率的性格。当然，耿直坦率并不代表正确无误，不代表没有认识的局限。比如其中一段有关江西苏区时期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议论（见《黄克诚自述》第100—101页，人民出版社西历1994年10月第1版。）：
“何笃才……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
我（黄克诚）问他（何笃才）：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黄克诚）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道这跟上海中央所掌握的大笔革命经费，没有任何关联吗？黄克诚革命多年，对此不会不清楚但大家对此也是不便明述。不便明述，就可乘机混淆视听编造原因？）”
总结上述引文（黄克诚自述），何笃才认为毛主席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他的“组织路线”有“问题”，而这个“组织路线问题”在他看来是“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 说白了，就是重用、重视听自己话的人，不重用、轻视违逆自己的人 （有哪个领导不愿意重用能坚决执行自己指示并落实在行动上的部下呢？黄克诚作为一个当官当领导的，专们使用不听自己话的或时常跟自己唱反调的部下？如果这段话果真属于黄的自述，那就充分显示了黄克诚非常不地道的为人及言辞了 )。
黄克诚赞同他这个看法，并分析说：毛主席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本来“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但却被临时中央“轻而易举”地夺了权，被“排斥”在领导圈子之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犯了“组织路线偏差”的错误而“失掉了一部分人心”。
何笃才和黄克诚的看法值得商榷。
应该说，毛泽东主席当然不是那种“中庸之道”的好好先生，在探索革命道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过程中，对干部的任用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人人满意，会出现某些失误，但这谈不上“组织路线问题”，因为很简单：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之一，如果组织路线错误，就不可能创造领导三次反“围剿”胜利、把江西苏区发展成为最大革命根据地的辉煌业绩。
至于毛主席被临时中央“轻而易举地夺了权”，这恐怕不能说明他的组织路线有什么大问题，反而恰恰表明他坚守了符合革命利益的组织原则（上海中央掌握了革命经费、印把子）：他没有因为自己在江西苏区威望高、创立革命根据地功绩大、党内资格老，就在组织方面去对抗年轻书生们组成的临时中央；他与自己信用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完全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培植个人势力，他领导下的军队和党组织具有极强的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性，所以临时中央夺他的权才能轻而易举、毫无障碍（上海中央掌握了印把子）。可见，毛主席党性强、组织路线革命化，他是真正的公者。（雷洁琼曾评价毛主席为“公者千古”）
什么是组织路线错误？长征中张国焘分裂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和政委带着一部分四方面军部队，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一起组成右路军北上，已经过了草地，这时张国焘控制左路军拖延不进，并流露出要南下的意思，毛主席找总指挥和政委做工作，他们两人都表示赞成中央的北上决议，但随后张国焘发来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总指挥和政委就改变态度表示要按张国焘的意思办，致使中央和一方面军部队只能“不辞而别”单独北上 （此处的言述，也是随大流了。真实原因和过程究竟如何，也大有探究的余地）。
张国焘另立“中央”，四方面军的多数高级干部是赞成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逃避将要因为另立“中央”的错误受到处分的后果，篡改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授意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到青海、甘肃去“开创新局面”，试图以此保持自己的势力作为要挟中央的筹码，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政委等领导人在明知中央意图的情况下仍然执行张国焘的暗中指令，将四方面军主力带到了黄河以西人烟稀少的荒原沙漠地区，致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历史教训表明，当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对党的组织原则认识不清，目无中央，唯张国焘的马首是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张国焘违背革命原则，在任用干部时实际上实行了培植“张家军”的军阀主义式的组织路线。
综上可知，何笃才与黄克诚老同志的“组织路线”认识有较大偏差，这使他们对革命中某些问题的观感局限性很大。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队伍中只可能出现一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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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克诚对毛主席的这段批评成立吗 秦明 2021-10-17 来源:遥望黎明公众号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第二轮的“打AB团”，这时毛主席被排挤得更厉害了，被毛主席写进苏区政策文件的“坚决废除肉刑”也被“三人团”废止了，而李文林、何笃才都是死于这一时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钱”关系吗？
最近跟几位朋友谈起《黄克诚自述》一书中的一段文字：
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再版《黄克诚自述》P112-P113
我们都知道，80年代初“反毛”甚嚣尘上的时候，黄克诚将军勇敢地站了出来，坚定地捍卫毛主席，并说过“中国丢掉毛泽东思想，会碰得头破血流”之类的话 —— 这是在“大节”上对毛主席的肯定。
但是，就“自述”对毛主席“小节”的这段批评 ——“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问题，“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 就真的符合历史事实吗？
笔者的朋友白头豕（欢迎知乎网友搜索关注“白头豕”）针对这段回忆录的文字首先在逻辑上提出了几点质疑：
1、“自述”对毛主席“组织路线”的批评不是基于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先用一个所谓的“反对毛主席而被靠边站”的何笃才的观点，作为对毛主席的第三方评价，然后再引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借别人的口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表述一则缺乏担当，二则本身就带着很大的主观性。
2、对何笃才这个人的评价，是来自与其交好的黄的主观臆断，认为他是因为“反对毛泽东而不被重用”，继而被整肃。这符合事实吗？其他人也这么想吗？
3、何笃才说毛主席用的人都是听他话、顺从的，就像美国人认为大陆的人都被洗脑了一样，是作为“对立面”的不满者的一家之言。退一步假设，即便何笃才说的“因为反对而被靠边站”情况存在，何笃才明知道毛主席的政治、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还要故意作对，毛主席为了正确路线的推进难道就不该先用“可用的人”？在何笃才以这样的理由批评毛主席的组织路线时候，自己在组织原则上首先就已经立不住了。
4、说朱更会团结人、得人心，这就有趣了。因为他口中有大才的毛，就是被朱陈等斗走、逼到地方上工作的。只要求毛主席团结人，不必平等要求别人团结毛主席？
5、说毛主席只用“顺从自己的人”，让持不同意见的人靠边站。当时被打倒的毛派里还有邓，怎么不说他也是“顺从的人”，却偏偏举出一个与毛主席未必有太大关系的李韶九？
6、当初排挤毛主席的朱陈，都在古田会议后与毛主席冰释前嫌，还合作了一生，这怎么说？后来导致毛主席“遭遇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的张国焘，在他叛变以后，他的部下徐、许等人都是反对过自己的人，毛主席还不够“重用”吗？给毛主席下过无数“绊子”的王明，毛主席后来却力排众议坚持选他做中央委员，曾经忠实执行王明路线、极力反对毛主席的博古、凯丰都被毛主席重用，且合作得很好；即便是那个在四平战役让解放军吃过大亏的前国民党将领陈明仁，毛主席不也“重用”了？
7、退一万步讲，毛主席的“用人原则（组织路线）”即便不完美（跟同时代的人比又有谁是完美的？），却绝不是应该以“自述”这段话的逻辑来批判的。“自述”夸耀何笃才有资历、有功绩、有能力、有见识，这样“高水平”的人却在明知道毛主席政治军事路线正确时，因为小事不合意反对毛，造成盲动主义时期重大损失，甚至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希望革命失败。难道在“自述”看来，个人的地位和待遇重过革命路线？重过革命事业的前途？这反而反衬出自述者“论资排辈”、自私狭隘的封建主义意识。这样的逻辑不也是在发泄自己后来遭遇的“不公待遇”吗？
看完这段分析，有些读者或许会认为笔者及笔者的朋友“小题大作”，因为黄克诚将军在“大节”上是维护毛主席的。
但是，负责任的历史陈述绝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回忆录是个“好东西”，为了把自己说得仿佛一贯正确，可以洗白、可以污蔑、可以淡化、可以转移、可以掩盖。各类回忆录，都在从个人视角回忆毛的各种“不堪”，他们“为尊者讳”，为自己讳，却独独不为毛主席讳，给人感觉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然而，这仅从历史逻辑上讲立得住吗？更别说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了。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从“大节”上看似乎并无大碍，但正是一个个人在一个个具体细节上的不合逻辑更不合事实的歪曲，才构成了对毛主席整体的抹黑和否定，更别说被有心之人肆意发挥。
“自述”这段话后来被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剪裁使用，恶毒污蔑毛主席：
高华这段文字的潜在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污蔑毛主席1930年借“打AB团”清除异己、杀害反对过自己的何笃才。
高华在这段文字里故意模糊、错乱了时间线，他说“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事实上1930年黄克诚根本不在红三军团第三师，黄克诚在红三军团第三师任职的确切时间是1931年4月~1931年10月。这样的公开履历很容易查，只是读者不带脑子的话根本不会去查就轻信了高华。
且不论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跟毛主席的个人意志没有多大关系，至少何笃才根本不是死于那次“肃反”。
真要论履历，何笃才跟毛主席其实没有什么交集，毛主席熟不熟悉、甚至认不认识何笃才都是存在疑问的。红军七大反对毛主席的不在少数，军团领导级别的都不在少数，否则毛主席也不会被选下去。红军七大时，论反对毛主席的程度，何笃才总比不上萧克吧；论反对毛主席的级别，何笃才更是远远比不上与毛主席平级的陈毅，真要论资排辈，一个“小小的”连长何笃才“算老几”，值得毛主席“想法设法、处心积虑”地去整他？反倒是陈毅、萧克被整肃时，毛主席想尽办法保护他们。高华为了诋毁、抹黑毛主席，就不惜编造这样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的低级谣言。
“自述”当然根本不是高华所“发挥”出来的这个意思，但“自述”的确留下了一个空白，那就是没有说明白“究竟是谁整死了何笃才”，这才给了高华“发挥”的空间，而“自述”的留白就是典型的“为尊者讳”（注意：这里在黄克诚心目中的“尊者”，不是毛泽东）。
不过“自述”也交代过，关于黄、何议论“组织路线”的事情发生的事件背景：“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不难查，那就是1931年6月之后的事。为了说清楚究竟谁该对何笃才之死负责，就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红军肃反的这段历史。
高华在“红太阳”一书中声称，“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作俑”这其实是非常恶毒的话。高华把打AB团追溯到1928年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的“整党运动”。
事实上，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当年毛主席喜忧参半表示：“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县四个区，发展近三千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74页）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28年8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人反水，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这些人出卖同志，导致有的同志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具体部署有(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宣布问题有问题的人，支部会上除名；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这次整党时间很短，规模很小，这跟后来的“反AB团”在做法上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详细阐述打AB团的历史，仅仅交代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和关键问题：
1、“打AB团”真正的源头，是当时的上海“中央”在1929年11月13日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
AB是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组织，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
2、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1930年7月22日，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1930年8月，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按照上海中央的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
受命于临时中央的李文林积极推进“打AB团”，其目的就是肃清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击异己者，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让红军去打大城市。为此李文林在“打AB团”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大量使用“肉刑”。而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就力主废除“肉刑”，但李文林使用“肉刑”的做法却得到了当时的中央的支持，李文林所依据的正是中央8月份做出的《肃反工作决议》。
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而这起大案实际上是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对赣西南反富农不力不满，亲自到各路行委推动反富农的过程中，偶然破获了AB团，真正破获AB团的准确讲不是赣西南特委，而是受到刘作抚批评后的西路行委。“打AB团”实际上在一开始成了上海中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抓手。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受到批判，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依然在党内继续。第一次“反围剿”关头，李文林等却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煽动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破坏“反围剿”，批判总前委为富农路线。
3、1930年11月底的“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为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部署等，根据临时中央“打AB团”的指示和军内一些将领的要求，总前委会议决定“快速整军”，与之相伴随的的就是一方面军肃反“打AB团”。在李文林、彭德怀等的推动下，由“政治整军”变为“肃反整军”的。会议上，毛主席反而再次强调了废除肉刑。罗坊会议后，毛主席基本不在一方面军，多数时间在地方调研和纠正土地分配、经济政策，更没有发布过打AB团的指示。
红军打AB团，是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李文林就是因为三军团的这个公函，才带人到总前委督促打AB团的。
4、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缴了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连的信件。打AB团的积极分子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反而又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12月7日，总政治部派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最终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5、高华以及“自述”里的何笃才，仅仅因为李文林反对过毛主席，就将李韶九说成是“顺从毛泽东的人”，这是极其荒谬的。李韶九的资历与级别实际上与李文林是相当的，都是受临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干部，后来，也是临时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职。反而是在“富田事变”之后，是毛主席为李文林平了反，直到“三人团”到达苏区后，才对参与“富田事件”的红二十军的干部给予了严厉的制裁，下令枪毙了李文林。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第二轮的“打AB团”，这时毛主席被排挤得更厉害了，被毛主席写进苏区政策文件的“坚决废除肉刑”也被“三人团”废止了，而李文林、何笃才都是死于这一时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钱”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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