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五）

五，张嫂

张嫂其人，就其年纪言，我称之为张婶也无不可；但我初见她时她还年轻，正是众人眼中“嫂子”的年纪，故称其为张嫂。

我初见她时，她在离我家不远的圣堂桥（朝真桥）堍西，一民居门前摆一个小水果摊谋生。这样的小摊一天能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够不够起码的养家费，我不知道。但张嫂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衣着整洁，脑后编两条乌黑的大辫子，两只精明的大眼睛看人时忽闪忽闪的，人又开朗，整天嘻嘻哈哈，显得青春活泼，好像从不为生活发愁，因此颇得人缘。那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常常见到有一群青壮的男人围在她的小摊边与她说话。这群人是专门建造水闸的工程队的工人。我们这儿河网密集，而且地势低洼，常有农田被淹，需要建水闸的地方有不少。因此这群人也就常年在我们小镇周围的农村转战。逢上他们不开工的日子，他们就到镇上来。有的在她的小摊边一坐就是大半天。

张嫂有一个女儿，那时候已有七、八岁大小。但我从没有见过她的男人。听家中大人说，她男人因为“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组织，“解放后”后被政府抓了起来，判了好多年刑，在青海还是什么很远的地方“吃官司”，将来能回得来回不来也还不知道。但是，大约过了二、三年她竟然又生了一个女儿。然后隔几年又再生了一个女儿。镇上人背后悄悄说这是她跟水闸工程队的人生的，但究竟哪一个大家也不清楚。按说，那时的政府对这类“败坏社会道德”的风化案是管得很严的。就是普通人犯了这种事，只要被人知道，总是要受点惩罚的。而她和那批工程队的人关系那样张扬，镇上几乎无人不知；兼且她又是那样的政治背景，“反革命”家属，却好像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使大家感到很奇怪。当然，张嫂是否受到过惩罚我不清楚，我们很多街坊也不清楚。反正，她没有因此而被街道或派出所批斗，仍然在摆她的小水果摊，她那生父不明的孩子也都顺利地以张姓上了户口；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解放”后最初几年，我们镇上因丈夫政治问题被抓去枪毙、劳改的女子有好几个，据我所知，有的过了几年就另嫁了人，有的年纪已大再嫁不了，就苦苦守着儿子、女儿艰难度日，都是胆小慎微、规规矩矩、唯恐哪里做得不对也被政府“专政”了。总之，没有一个像她那样“嚣张”的。这实在让人感到诧异。

一九六四年后我去了县城工作，对家乡的一些事就开始隔膜了。文革后我去了香港。然后几年大陆开始掀起“崇洋出国”风，“海外关系”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令人望而生畏，而是变得十分“吃香”了。一次我从香港回乡探亲，看见张嫂把水果摊竟然摆到我家隔壁，才又记起她的往事。我最小的妹妹将我从香港带回来的饼干送了一包给张嫂，而张嫂也回报以几只苹果。开始我以为这是邻居的礼尚往来，并不在意。但随即我小妹妹的话让我吃惊了。她说这个张嫂让她的一个女儿生的小孩认她做了干娘，所以她与张嫂家也算是干亲了。听完此话，我不由得真想要唱一句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唱词：“这个女人不寻常”！她与戏中的那个阿庆嫂相比，鉴貌辨色、随机应变的功力何尝逊色半分！然而再一想，我竟反对她起了一种钦佩之意。人生多艰难，生活实不易。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有着这样政治背景的女人能艰难地存活下来，还要拖大几个孩子，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对命运的反抗，也因人而异，强者有强者的方式，弱者有弱者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只要敢于反抗，就不是真弱者。而张嫂，如果她不以这样的方式活下来，难道还能有更好的方法吗？

从大石压迫下长出来的小草，茎幹被扭曲是难免的。这样的小草当然无法与枝幹挺拔的大树相比，但我们无权鄙视它，且不能不赞叹它生命力的顽强。

202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