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九）

九，我们小镇的茶馆、书场

中华民族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家乡虽然不产茶叶，但很多人有饮茶的习惯。因此无论大小乡镇一般都有茶馆之设。茶馆除了供人饮茶休息，供人聚会洽谈，往往也是供人娱乐的场所。而这种娱乐就是评弹。在我们家乡，固然有锡剧、沪剧、越剧流行，但那时候剧团很少到乡下来演出，估计主要原因是一个剧团至少要几十人，有好多道具、乐器，还要有表演的舞台，兴师动众，小地方安排住宿和演出场地都不容易。而评弹表演只需一人或两人，使用的道具、乐器也十分简单，说评书的只要一块“醒堂木”、一把折扇，唱弹词的只用一只三弦和一张琵琶，表演的场所也要求不高，只要有能安放一张桌子、一二把椅子的地方即可，于是茶馆就成了评弹最佳的表演场所。在我们家乡，茶馆往往就是书场，而书场也是茶馆，两者是高度的完美结合。

评弹是一种发源于苏州地区，以苏州方言表演的曲艺，流行于围绕太湖的苏、浙、沪地区。评弹分两种，一种叫“评弹”，也叫“小书”。所谓“小书”是指使用琵琶、三弦，既说又唱的一种表演形式，通常是一男一女搭档。最常演的书目有《珍珠塔》、《玉蜻蜓》、《描金凤》、《三笑》等，内容大多是“落难书生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才子佳人书。评弹的听众大多是镇上的小市民，其中又以小商人居多。还有一种叫“评书”，也叫“大书”或“农民书”。顾名思义，听“评书”的大多是小镇周边的农民。常演的书目有《三国》、《水浒》、《隋唐英雄传》、《说岳全传》、《英烈传》、《红鬃烈马》等，大多是些英雄好汉的历史故事。记得上海评书名家唐耿良先生就曾来练塘说过《三国》，而评弹名家余红仙、刘韵若也来练塘表演过节目。喜爱评弹的人坐在茶馆内一边喝着香醇的酽茶，一边欣赏吴侬软语的评弹，乐何如之也！

据我记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小镇上至少有一家专唱“小书”的书场“长春园”，还有九家以上茶馆。“长春园”，坐落在一条叫“混堂浜”的小河边，可容纳近百位听众。小时候我跟我父亲也去听过书。因为听众主要是镇上的居民，所以表演时间就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各一场。而这些茶馆，规模大的有上下两层楼，可安放几十张茶桌，坐二、三百人，如上塘街东市惠世义学桥边的雅稚茶馆、下塘街流芳桥堍的兴隆轩茶楼，混堂浜口的“畅春园”，都是规模较大的茶馆；其余小的也有十几二十张茶桌。在这九家茶馆中，据我所知至少有四家大茶馆是兼书场的，常年有评书表演。这些茶馆兼书场的，由于顾客主要是镇四周的农民，所以表演的都是“大书”，而且他们最晚下午三点后都要回家去，因此说书表演的时间一般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茶馆可能因为规模较小，茶客也少，较难请到说书先生；但若一旦请到，就会挂牌出来公告大众。（今日读到也是练塘人袁定成先生写的《茶馆》一文，刊登在《颜安老校友 ——2013》上，文中列举的茶馆竟有十五家之多。2020年9月16日补）。

评弹在长三角地区如此流行，我常想这必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评弹（这里的“评弹”主要是指“小书”，因为“小书”才是评弹艺术的主要体现者。）流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第一，它使用苏州方言作为表演的载体，仅这一点就使它拥有了高度的优势。我们当地有句俗话叫“宁可跟苏州人吵架，不愿与宁波人说话”，其原因就是苏州话声调软糯，几乎人人爱听。第二，评弹的曲调大多平和而又婉转，比较悦耳，激越昂扬的不多。据我听过的一些流派，好像只有徐丽仙创的丽调悲切激越，别具一格。而这平和婉转的曲调，又与苏州话声调软糯，以及与水乡平静的氛围和水乡人大多爱平静的性格契合。第三，琵琶、弦子叮叮咚咚的弹奏声，轻盈灵动，如珍珠撒落玉盘，又仿佛下雨天大小雨点打在荷塘、竹林上，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忘却尘世烦恼，有按抚人心的作用。这三点集合一起，于是评弹一经问世就广受大众喜爱了。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原因，那就是离不开当地民众包括农民普遍地比较富裕，有财力去喝茶听书。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茶馆喝一壶茶要多少钱我不清楚，但去“长春园”听一场书价钱我是知道的，单听书每位八分钱，若加一壶茶加四分，总共一角二分。由此估计，一般的茶馆兼听书费用可能还不足一角。这个价格虽然不贵，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我们镇上居民无分老小总共六、七千人，而镇上的茶馆就有十来家之多，假设平均每家每天有一百个茶客，就要上千人，单靠镇上居民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茶馆书场的。所以，若地方贫瘠，人民普遍经济拮据，这评弹和茶馆文化也是不可能兴旺发展的。

当然，消费不起这几分一角的也是大有人在的。但这也无碍于他们对评弹的热爱。记得每到夏秋季节天气暖和时，有些经济能力不够或因时间关系不能听完终场书但又难忍书瘾的，每到傍晚时分就会纷纷以乘凉为名，站在“长春园”书场外隔着一条一丈来宽的小河浜听“壁脚书”。因为那时书场的窗户都大开，书场内除了演员的说唱声、琵琶弦子“叮叮咚咚”的弹奏声，连人的咳嗽声也难得有，所以尽管隔着一条小河浜，声音仍很清晰。那时候，听“壁脚书”也成了我们小镇的一道风景线。

在我家，我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一个评弹“发烧友”。他除了偶尔也会去“长春园”听书，在家每天从收音机里听书。他有一架电子管的五灯收音机。上海广播电台每天下午和晚上都会播送好几个小时的评弹节目。在父亲没有去香港之前，他还常在夏秋季节的下午，将收音机喇叭用一根长电线从楼上拖到楼下放在门前堂屋桌上，放大声量，让周边邻居和街上行人都能听到电台里的评弹节目，说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时，我们镇上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估计至少也有好几十家。这一点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当时的收音机使用的都是直流电，要有一大一小两只铅板流酸的电箱。这电箱要定期拿到镇上的电灯厂去充电。充电是免费上的，因为家中有收音机的都是他们的客户。有好几次我家这小电箱充电的任务都是由我担当的。在电灯厂充电房内，我每次去都会见到十几二十只大小电箱在那里充电。我当时就想，看来镇上有收音机的人家也不少，而这些电箱的主人可能与我父亲一样也是热衷评弹的人。

在我记忆中，在一九五三年农业实行合作化以前，我们镇上几乎所有茶馆的生意都是很好的。尤其冬季稻谷收上场，农活减少，许多近镇农民几乎天天会来镇上喝茶听书。那时候茶肆里人头济济，水气烟雾缭绕，嗡嗡翕翕，热闹得很。因为茶馆里嘈杂声浪大，所以喜欢听书的，往往会坐到靠说书台近一点的地方，以便听得清楚些。至于那些专来歇脚喝茶或与朋友会面的，则会选择离说书台远一点的地方，坐得离说书台太近反而不方便说话。茶肆门外则守着几个卖糕团、粢饭的小贩，方便茶客肚饿买了充饥。那时候有句俗话叫“热闹得像茶馆”。确实，那时候在江南水乡的乡村小镇上，最热闹的地方非茶馆莫属。这种繁荣景象到一九五四年后，因为农业实行了合作化，尤其政府对粮、棉、油实行了统购统销后就逐渐褪色了。到一九五六年农村建立高级合作社，城镇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小镇商业荣景就不再，茶馆数量也立刻减少，茶客更少。“长春园”勉强维持营业，但听说也要靠兼营为居民供应开水的“老虎灶”维生。到了文革，茶馆还有少量存在，书场统统绝迹。

前十几二十年，苏、浙、沪一带好像评弹又有点兴盛起来。我在网上看一些当地的旅游视频，里面往往少不了有演奏评弹的片段。但是看其气势，这些书场好象主要是为吸引游客而设的。大众化的茶馆少见，倒是开了一些文静优雅的茶室，是专让人在里面说悄悄话的。像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茶馆、书场文化的盛景，怕是永远不可能再现了。

202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