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十）

十，我们小镇的教堂

     关于我们小镇来自西方的宗教，地方志书《章蒸风俗述略》有记载：“宗教分天主、耶稣两派，各有教堂设立。教民入天主者约四百二三十人，入耶稣者约五百四五十人，大抵以渔户、农户为多。自来民教相和，未生事故。此亦社会良好之情形也。”《章蒸风俗述略》是练塘镇人曹家鼎（束厂）所撰，成书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翌年曹氏去世，该书未刊，二〇〇五年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从这个记载可知，我们镇上在抗战以前就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之设，信教者有近千人之多，以渔民和农民为主，镇民反少。这在传统以道教、佛教为主的江南农村，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曹氏书中没有说清楚天主、耶稣两派教堂共有几所，仅言“各有教堂设立”，我想这可能是曹氏写此书时新耶稣堂还没有建造之故。其实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我们镇上共有三座教堂：其中二座是耶稣教堂，镇民以“老耶稣堂”和“新耶稣堂”区别之；一座是天主教堂。据《章练续志》（曹修伦汇订，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老耶稣堂建于民国二年。这是我们镇上最早建立的一座教堂，地址在镇东下塘街东红木桥西侧。天主教堂在镇西市梢外，其地已属钟联村，建于何时不详。但它建在抗战爆发前是肯定的。因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派兵来占领练塘镇，这些日本兵就驻扎在天主堂内。至于这座新耶稣堂，则应是建于一九四〇年以后。

这三座教堂我最早接触的是那座新耶稣堂，因为离我家最近。它就在市镇中段下塘混堂浜里“长春园”书场的南面，从我家走去不过六、七分钟而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小学有个姓潘的同班同学，他的家就在这座教堂里。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教堂找这个同学玩，去了才知他的父亲是这座教堂的牧师，母亲也在教堂内服务。这座教堂因为建在稻田里，地基垫得不高，且地面是砖头铺的，不像老耶稣堂的礼拜堂是铺了木地板的，所以比较潮湿，是三座教堂中规模最小，建筑质量最差的一座。至于我那同学，还有他的父母和妹妹则居住在礼拜堂北面的一个二层小楼里。因为外面有围墙，环境倒也整洁、清净。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找那个同学，正好教堂在做礼拜仪式，我出于好奇就学那些教徒跪在最后一排椅子后面看他们怎么做礼拜，看到同学的父亲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站在台前严肃地布道，而他的母亲则坐在讲台一侧负责弹风琴。那些教徒虔诚地跪着祷告，有的好像还流了泪。又有一次，我在教堂后面小楼前的院子里近距离看到同学的母亲，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布袍，腰间扎一条黑布腰带，头上扎一块白色的三角巾，下摆一直拖到背上，戴一副眼镜，略胖的脸庞，大约三十多岁年纪，很和蔼的样子。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吧，同学的父亲不见了，星期天的礼拜活动也停止了，我的同学也不再邀请我去教堂玩了。稍后听说同学的父亲被政府抓走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抓同学的父亲，后来才知道这大概是中共镇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案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次镇压行动规模很大，全国无论天主教、耶稣教，很多教堂被封，神职人员被抓捕，还有些外藉的神父、牧师、修女被赶回国。这件事发生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这个同学，当时我也没在意，这样就失去了联系。又过了二、三年，其时已是一九五八年后了，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看见这个同学的母亲和妹妹，与一群在镇上草包厂做工的女工一起放工回家从我家门前走过，我这才知道他们竟然沦落到不得不要以织草包、摇草绳为生了。那时候镇上无业的青壮年，如果成分比较好的话，一般政府会安排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唯有那些成分不好的，才会安排到草包厂去。这种工作又脏又累，工资又低，一天不过挣人民币四、五角，养活自己也十分勉强。又过了几年，我听说我那同学和他妹妹都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一九六〇年新安江水电站开始发电以后，这所新耶稣堂就被改成县供电所的配电所。驻守配电所的是我的一个本家侄子，但年龄要比我大几岁。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住处，发现他就住在以前牧师同学一家住的小楼中。至于我那同学的母亲去了哪里则不得而知。再后来，这座新教堂被拆掉了，何时拆的也不清楚。总之，这座教堂是三座教堂中最后建造，却最先消失的一座。

接下来说说那座老耶稣堂。这座教堂与我有些缘分。在一九五八年和六一年之间，这里曾是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我在那所学校内读过三年书，因此对这座教堂比较熟悉。后来看了几本小镇的志书，对这座教堂的历史就更清楚了。前面说过，这座老耶稣堂建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四年，由教会出钱创办东吴第十一附属小学，在教堂南面建造了两排平房做教室。这两排教室后来也就是我们农业中学的教室。民国十一年秋第十一小学停办。但随即有由西方修女方雅贞在民国五年募资创办的慕卫小学搬入。所以这里又做过慕卫小学的校址。这所慕卫小学最初是借李华港巷内一所民宅为校舍的。开始只有初级部，即到小年四年级为止，只收女生。我母亲说她小时候读过一年小学，不知是否就是在这个学校读的。民国廿一年秋，慕卫小学改为男女生兼收。到民国廿二年又增设高级部。慕卫小学办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不清楚，但据《章练续志》的记载：“（民国）廿四年起，始有小学毕业生。其经常教育等费，均由上海基督教教育部小学委员会拨付”。由此观之，这所小学至少在一九三五年前是一直在办的，而且其经费都是由上海基督教会拨付的。所以，这座老耶稣堂的教会对我们镇上的民众教育实在也是作过不少贡献的。

这座老耶稣堂的建筑大致是这样的：从临街大门由北向南进去，首先是一个一丈多宽、三四丈长的小院子。中间有一条四、五尺宽砖砌的走道。右侧是民居的外墙，左侧有一个属于教堂的厨房。走道顶端就是礼拜堂。一堵白色的山墙有普通民居的三层楼那么高，顶上竖了一个很大的天蓝色的十字架，下面开了两扇天蓝色的大木门，很是庄严。大门右侧是钟楼。农业中学开办后因为有少数农村女同学路远不能天天回家，这钟楼就做了女同学的宿舍。礼拜堂的左边有一条通往南面教室的走道。走道左边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小楼。这座小楼以前是教堂牧师住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牧师被捕或被赶走后，到了农业中学时期这座小楼就成了老师的宿舍。小楼南面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花园北边左右分种了两棵月季花，南边东面是一棵腊梅树，西面有一丛细竹。花园东边是一道墙，西边、南边是一道用荆树修成的围栏。从花园边走过顺一条小路向南走十多步，越过一条大水沟，就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了。操场有大半个篮球场大小。操场北面一排两大间平房。西边一大间是教室。铺砖地。东面一大间隔成两小间。靠东一小间铺有木地板，是教师办公室。看格局，这里在东吴十一小学时也是做教师办公室的。操场南面一排是两间半平房，泥地。但从房屋质量看，比北面一排差多了。总的看，耶稣堂的建筑建造得很漂亮、精致，但学校就造的比较粗糙，我怀疑建造时是不是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

由于农业中学是半工半读学校，学校除了也种一些地，还办了一个草包工场。学校初办只有两个班级，所以教室也只需两间。这南面两间大房一间做了我们的教室，另一间就成了织草包的工场。还有半间墙壁也已有点倾圮，只能放些稻草等物。此外，那座礼拜堂也做了织草包的工场间。在学校最初搬进去时，礼拜堂内的地板基本都还是完好的，堂内还有很多长条的靠背椅子。窗是双层的，外面一层木的百叶窗，里面一层是木板窗，与大门一样也漆成天蓝色。所有窗户都还完好。看着这样的窗子，与我们当地老式的蛎壳窗和新式的玻璃窗迥异，一阵强烈的西洋味就会无声无息地散发出来，让人向往那陌生而又诱人的西方文明，总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去亲眼见一下。还有，我在小学时就读过小说《牛氓》。不知怎的，有好几次当我走在这礼拜堂边的走道上，一边望着礼拜堂外墙上斑驳的青苔，一边闻着荆树发出的气味，觉得这里幽静而远离尘嚣，就不由得会想起书中少年亚瑟与神父蒙泰尼里在古老的修道院花园内一边散步，一边谈话的情景。总之，这座老耶稣堂与新耶稣堂不同，有一种更浓的欧陆情调。因此“农业中学”虽是不正规学校，但我对它仍是颇有好感的。可惜，学校搬进来不久，适逢“大炼钢铁”高潮，镇上各处都是“小高炉”，白天黑夜炉火熊熊。我们学校当然紧跟形势也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要燃料，于是教堂内的地板不知是被谁逐点逐点撬走，椅子越来越少，窗也被拆走了好几扇。仅仅过了一、二个月，教堂就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一九六〇年夏秋，学校靠我们学生两年多来劳动赚的钱，在旧校舍东面建造两间半新教室，至年底落成。因此一九六一年春新学期开始，我们是在新教室内上课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时因“大跃进”失败中央贯彻“调整、巩固”政策，学校勉强等我们这一届毕业就停办了。此后这座教堂作何用我就不清楚了。以上，就是我与老耶稣堂的一段缘分。

一九六二年秋冬，我正失学无业在家，因为镇上粮管所征粮需要司磅员，我去做了二十天临时工。期间我有机会进了镇西的那座天主教堂观看。原来那里在“解放”后成了我们镇上最大的粮库。这座教堂离开大路，建在一片农田中，外面有一道用红砖砌的、坚固高大的围墙，里边有一大片用红砖红瓦建造的房屋和一座三层高的钟楼。整座教堂建筑显得十分雄伟。对这座教堂我早已神往久矣，但以前只能在外面远望而进不去。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里边地方大得很，面积远超老耶稣堂，不仅房舍多，还有好几块大砖场。不过我估计这大砖场以前可能是泥地，因为教堂用不到砖场，是后来改为粮仓后需要晒谷才铺的。我又观察到钟楼外墙上有好几个枪弹打的小洞，外边围墙上也有许多弹孔，因想这里大概发生过战争，但不知究竟。后来读地方志书《长水塔誌》（曹修伦编辑，姜汉椿标点，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才知道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夜，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阮清源将军亲率部分将士，分乘数艘民船，由浙江方向来到练塘，在西栅口登陆后袭击驻守教堂内的日本兵。仗打了差不多一夜。由于地形不利，敌兵有坚固围墙据守，且居高临下，而忠义救国军处在旷野无遮无挡，因而攻击没有成功。最后忠义救国军在第二天清晨撤出战斗，转往小昆山方向。是役忠义救国军击毙了四名敌军，而自己死伤了十二人，可谓伤亡惨重。这此战斗也是我们小镇在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战斗。遗憾的是关于这次战事，即似我一辈的人也知道的不多，至于更年轻的后辈就不更用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一出，忠义救国军成了汉奸部队的代名词，实在是歪曲历史。这座天主堂是何时成为粮库的我不清楚，估计也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吧！

以上是我们镇上三座教堂的大致经历和结局。

此后大约是二零零几年，那次我从美国回乡探亲，表弟“小弟”陪我在镇上走了一转。我在西栅远望了天主教堂，只见红色的建筑依然巍然屹立，但没有走近去看。路过老耶稣堂，也就是我读书过的农业中学旧址，我们进去看了一下。门面还是老样子，但里面的旧建筑已统统没有了。新建的礼拜堂是一座东西向的大棚棚。大棚腰部是大门。门边挂了一块招牌，写了某某爱国会等字样。正对大门的另一边也有一个门，有两个人坐在那里聊天。他们看到我们，只是望了一望并不加理睬；我们便也不理他们看我们自己的。礼堂中靠讲经台的地方，放着几十张铁皮的单张靠背折叠椅，而非过去教堂专用的、椅背后面有一条长木板的长条椅。过去教堂长条椅背后做这么一条木版，是方便教友做祷告时双手可以搁在上面，同时木板条上还可以放圣经。现在这样的椅子，我想不出教友怎样做祷告。莫非做祷告时要把椅子反转来放，然后再趴在椅子坐板上做？总之，这样的礼拜堂不像教堂，倒与一般的会场差不多。本来一座庄严的教堂，现在被“改造”成这样不伦不类的样子，我也是无语了。

关于西方宗教，有时我想天主教也好，耶稣教也好，宣扬的教义不外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信上帝的人死后会上天堂”等等。因为这种宣传最易打动一般人的心。而这种教义其实与共产主义也有相通之处。比如共产主义说人穷并非天生命穷，而是被人剥削的结果，这与“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义是有共同之处的。共产主义说穷人起来革命将来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侯人人都会过上幸福生活；而基督教说人死后会上天堂，也是差不多。所以两者是可以成为“同道”、“朋友”的。然则何以共产党就容不下这种宗教呢？有人说这是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对这种解释开始我也相信。但后来看共产党对待其他宗教、社会团体也是一样的要赶尽杀绝，我才明白有神论无神论之说只是皮毛之见。君不见毛泽东生前凡决定大事前，大多要请高僧老道替他占算吉凶；江泽民在当上海市委书记时，上海人都知道农历新年静安寺第一柱“头香”是必定要由他来烧的。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党魁，也都信这些，这算哪门子无神论？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共产党要独霸世界，唯我独尊。无论何种宗教，在共产党眼里都是在与他们争夺民心；而争民心就是与共产党争天下，所以无论何种宗教它都不能相容，统统都要消灭后才心安。一时消灭不了，至少也要让你们怕我、听我，尊我为最高领袖；不论上帝、佛祖、玉皇大帝、真主，统统都要跪在我面前称臣，服从我的号令，为我所用。这样，或者才可勉强暂时放你们一马。而服从我的具体标志之一，就是要参加由我控制的“三自会”或什么“爱国佛教会”、“爱国道教会”之类的组织。

前几年，浙江、山东等地不断传出地方当局强拆教堂十字架、甚至干脆推倒教堂的行为。而今年以来，中共趁新冠肺炎流行的机会，先是以防止病毒传布为由封闭所有寺庙。这几天看到最新消息，许多省市包括四川、福建、山东等多个地区的地方政府，趁疫情还没有解除之机，竟派出施工队强拆寺庙建立的露天佛像。如福建漳州市龙云山古寺在山顶建造的一座高十三公尺的观音像，在地方政府统战部门人员现场指挥下，以“超高”为由拆除，并威胁说只要有人敢阻拦就抓。彻彻底底暴露了几十年来中共“亡宗教之心”一直不死的真面目。

202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