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十六）

十六，关于“七·七”的几点感想（下）

（十）关于“七·七事变”的疑点

“七·七事变”开启了八年抗战的序幕。就当时总的形势言，逐步扩大侵略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而中国若不甘于亡国，迟早也会起来反抗。因而这次事变不发生在七月七日，也会发生在另一个日子，不发生在卢沟桥，也会发生在另一个地方。但是，日军全面侵华是否一定要在七月七日那一天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这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据有关资料显示：事变发生后日军才开始调兵大量增援，要等到七月二十日才发动全面进攻。从这一点看，在七月七日那个时候日军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准备。而既然如此，日军为什么要在七月七日就匆忙挑起战事呢？这“卢沟桥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由于我们大陆出生的人从小受中共宣传的影响，一般都简单地相信这次事变就是日本人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侵华。但是，后来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心中才开始产生怀疑。

关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过程，中共官方的说法都是日军藉口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就开炮轰击宛平城，中国军队反击，于是战争爆发。如二〇一七年发表于“中国军网”上的一篇《“七七事变”八十年：国人须知的七个真相》就是如此说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星光黯淡，万籁俱寂，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内去‘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反抗，‘卢沟桥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卢沟桥事变》一文也是这么说的：“七月七日夜十时，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十一时许，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翌晨二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但日军趁交涉之际，于八日晨四时五十分，向宛平县城猛烈攻击。并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日军在同一天内，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均遭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抗战于是爆发。

这些是中共的说法。但是日本方面的说法和中国有很大不同。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的存档资料记载：日军确实于当年七月七日晚间在卢沟桥地区进行了军事演习。但打响中日战争第一枪的是当时驻扎在卢沟桥河畔龙王庙的中国军队。他们从那里陆续发射了约二十发子弹。而日军最初保持了克制态度，并未予以还击。直到中方第三次向日军方向发射子弹后，日军才下达了开炮还击的命令，但此时已是七月八日凌晨四点二十分。所以，对于日本来说，第二次中日战争打响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而不是七月七日。

又据大陆历史学者冯学荣著《日本为什么侵华》一书（北京金城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一月第一版）引事变发生时在场的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对现场的记述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驻丰台的日军“中国驻屯军”小股部队到宛平县郊区永定河旁边的荒地上举行军事演习。下午四点半左右他看到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在构筑工事。晚上十点半左右，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感觉，这是实弹。于是清水节郎命令号兵吹号紧急集合。这时，从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他看到卢沟桥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在一闪一闪，似乎在打什么信号。此时清水节郎就指挥陆续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战斗准备。有人向他报告失踪了一名士兵。清水节郎就命令部队立即展开搜索，同时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大队长用电话向北平的联队长报告，接到的命令是做好准备，把中国国军驻守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这个营长，就是驻守宛平城的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一〇旅 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

金振中对事变经过也有回忆。他的回忆与清水节郎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日军不是要谈判，而是要入城搜查失踪士兵。中国守军电话请示北京市长（亦是第二十九军代军长）秦德纯。秦拒绝日军搜查的要求，但答应天亮后由当地军警代为搜寻，如查到即行送还。双方相持到八日凌晨两、三点左右。但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并归了队。

长期在华从事谍报工作的日本军官今井武夫在所著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说：七月八日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一木大队长打电话给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问：“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应该怎样处理才好？请指示！”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在电话里回答道：“被敌人攻击，当然要还击！遭到敌人的攻击，居然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当时，今井武夫就在一木大队长现场。七月八日凌晨五点三十分，日军开始向宛平城开炮。二十九军开始抵抗。不久上级来电，说依据日方要求，双方暂停开火，等天亮开展联合调查。七月八日早晨六点左右，日方代表樱井进城，提了三条要求，第一条是宛平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失踪的日军士兵。国军代表当即驳斥日军的无理要求。于是双方打打谈谈，到九日凌晨三点钟才达成协议，以永定河为界，双方在早上五点钟同时停战并同时撤军。九日凌晨四点钟，日军松井机关长打电话通知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说失踪士兵已经找到。九日中午时分，双方撤军完毕。

以上所引资料当然不是全部资料，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资料多得可说汗牛充栋，但事变大概的过程、主要的细节，上引资料中都说到了。看了这些资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中方在说这个“事变”发生的原因时，都凸出了日军搜查失踪士兵这个要求，却隐去了日军演习时有人从背后向他们打枪这个关键的事情。按常情分析，七月七日晚上发生了日军士兵失踪和有人向日军打枪这两件事，日军提出要入宛平城搜查，其目的显然既要搜查失踪士兵，也要搜查在宛平城上用手电联络永定河堤上向日军打枪的人。可是中方却都将日军要求入宛平城的目的解释为仅仅要求搜查失踪士兵，对搜查开枪人一事只字不提。还有，七月八日凌晨四点多日军向宛平城开炮一事，今井武夫的回忆很明确说是为了回击中国军队向日军三次开枪，可是在中共官方的解释中，也被说成是日军因为中国军队拒绝日军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而开炮的。这就于理不通。因为这两件事对于日军来说都很重要。相较而言，士兵失踪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失踪士兵也不一定是进了宛平城；但有人三次向日军开枪，清水节郎还看到有人从宛平城上与永定河堤方向打枪的人用手电联络，这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所以，日军要进宛平城搜查，搜查打枪人显然要比搜查失踪士兵目的更明确、理由更充分。而这就奇怪了：日军充分的理由不用，反要用不充分的理由向中国军队要求进城搜查，难道日本人都是智商底下的蠢人？如果说，有人向日本人开枪是日本人制造的谎言，那么在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中，这三次打枪的时间、地点、打了多少发子弹都说的一清二楚，这比起中共故意不提有人向日军开枪一事，谁说的话更可信，我想只要不抱偏见，谁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再说到失踪士兵问题，中共对此也是说法不一，对这个士兵究竟何时归队的，也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的一篇《追寻卢沟桥事变真相》，说失踪士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错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二十多分钟（一说约三小时）。”这个说法我认为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如果说，这名士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延误归队时间二十多分钟，那么等日军发现有人失踪而集合士兵，再去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时，这名士兵应该已经归队。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还要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入宛平城搜查，即使日军蓄意要挑起战事，好像也不会这么愚蠢，拿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作为两国开战的藉口。如果说这个失踪士兵是三小时后才归队的，则这个士兵走错方向走了去哪里，才需要三小时后才回到自己队伍？虽然，我见到中共有资料特地说明这个士兵是新兵，但日军在永定河边荒地进行夜间演习至少也有十多天，即使新兵难道他还辨别不清方向？就算他是第一天调来的新兵，但既然是军人，那么靠星星、月亮以及四周地形等办法辨别方向的基本技能都是必需具备的。我记得我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老师就已经教导我们在野外和晚上如何识别方向的常识了。日本中国虽然国情不同，但这些人生必备常识我相信日本人也会重视。七月七日农历是五月二十九，没有月亮，除非正巧下雨或云多，否则星光灿烂，北斗星很好认。清水节郎的回忆并没有提到那天晚上下雨或密云天阴，所以说走错方向这种说法实在是令人起疑的。

而且，据今井武夫的回忆，七月八日早晨六点左右，日方代表樱井进宛平城，提了三条要求，第一条是宛平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失踪的日军士兵。这说明直到七月八日早晨六点，这名失踪士兵还没有归队。日军松井机关长是在九日凌晨四点钟，才打电话通知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说失踪士兵已经找到。这样，据日军方面的资料，这个士兵在七月七日晚上十点半左右失踪后，过了七、八个小时，到七月八日凌晨六点前还没有归队。我们用常识分析，一个人再怎么人生地不熟，就离队去解个手，解手也不会走得太远吧，走个一百米就差不多了吧，怎么就会找不到回去的路？要过九、十个小时，甚至一天一夜多才找回家？其实据我见到的一个说法，是这名士兵出去解手被人绑架了，这才过了一天多才被放回家。我想这倒是很有可能的。这几个趁天黑潜伏在河堤上打枪的人，离夜间训练的日本兵不会太远，因此他们极有可能看到这个落单解手的日本兵，也可能是这个日本兵也看到了这几个潜伏的人，于是为了防止泄密或其他目的，就顺手将他绑架了。

总而言之，中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原因这个问题上没有说实话。而据我对中共处理历史问题习惯的了解，凡是他们极力要隐瞒的、或歪曲的事情，其中必定有见不得人的猫腻。中共为什么要刻意隐瞒有人向日军打枪一事，以前我对这个原因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因为这个打枪的人就是中共安排的人。他们安排人向日本人打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中日全面战争。

据中共打入国民政府军的间谍、时任国军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后来的回忆文章说：“我在一九二九年就入了中共地下党。一九三七年四月，萧明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被中共北方局作为中共秘密代表，派到国军第29军军部秘书处做联络工作，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政协副主席等职）要我对日本积极开展作战，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将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两万多名日本兵，一股气赶出去……。 解放后，党的上级领导同志让王世英（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一九三六年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副部长，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等职）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见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北京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九辑，第105页。）

张克侠回忆中说的“一九三七年四月，萧明同志要我对日本积极开展作战，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将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两万多名日本兵，一股气赶出去”，实际上就是要张克侠想办法主动开展对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张克侠虽然是第29军的副参谋长，但仅凭这个职位、这一点权力，要主动发动大规模对日战争是不可能的；不过，安排几个人去打日军的黑枪，以此来刺激日军从而挑起战争，这一点他还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当时在第29军中，除了有张克侠等暗藏的共产党员外，亲共的官兵也很多。如驻守宛平和卢沟桥部队的第29军第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他是不是中共党员我虽没有查到证据，但是就凭中共执政后在介绍“卢沟桥事变”的有关资料时对金振中的高度赞扬，称他为“抗日英雄”；以及金振中死后其家乡河南固始县为金振中特地建了一个“抗日民族英雄金振中纪念馆”这两点，我就觉得这个人绝不简单。他即使不是中共秘密党员，也必定是非常亲共的人，被中共认为可靠的“自己人”，这才会生前获得中共信任，把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重任交给他，死后又获得近乎“庙享”这样的殊荣。此外，金振中所属部队各级上司，如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等各级主官，也都是亲共的。其中何基沣在一九三八年经中共党员赖亚力安排在武汉会见过周恩来，然后又在周恩来安排下于三八年二月秘密去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何在延安还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经中共豫鄂边区特委特批，何基沣终于如愿以偿秘密加入了中共。在这样一支部队中，张克侠想要搞一些反日的小动作，应该是不会太难的。而这也是刘少奇为什么要选中张克侠来做这件事的原因。

虽然，张克侠的回忆基本上已将“七·七事变”的真相揭露了出来。但是，若要将整个事变的过程勾勒出来，我觉得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搞清楚。为此我在网上又查了一些资料，这才将事变大概的情形弄清楚。现在我将整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的过程还原於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经过所谓的“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兵残将疲，人数从江西出发时的八点六万人减少到只有七千余人，至一九三六年底时才增加到三万左右。但被国民政府二十多万军队重重包围，随时有被彻底消灭的可能。因此中共急谋化解之术。当时，日寇正加紧侵华步伐。这就给了中共机会，只要中日全面开战，中共就可在“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名目下，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进行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公开呼吁团结抗日，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方面通过渗透、影响东北军和西北军，让这些军队将领出面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结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臣一起搞出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答应停止剿共，但在中共立场上，只要国民政府一日不给中共合法的政治地位，中共就始终没有脱离被剿灭的危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对内曾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布主席团通令，说“为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各兵团原地集中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一月四日，周恩来、博古电毛泽东，说“南京已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兵力可能向西北抗日联军进攻，万不得已时，联军先消灭西进部队，停止其进攻。”这些指示、通令，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感觉仍处在国军的威胁之下。因此中共很希望再加一把火，真正将中日之间的战火挑起来烧旺，这样就可迫使蒋介石在新形势下接受中共要求，彻底放弃剿共政策，给中共合法的政治地位。刘少奇要张克侠设法挑起中日战争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会选中卢沟桥作为挑起战火的地点呢？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当地驻军第29 军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官兵大多有强烈的亲共倾向，具备去向日军挑战的条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地有日本驻军。自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引起八国联军进京，清廷在一九〇一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此后按《条约》第九款之规定，日本等战胜国就开始在京、津至山海关一带驻军。“九·一八”以后，日军经中国政府允许在丰台驻军。丰台距卢沟桥和宛平城都只有数里之遥。因此，由第29 军驻守宛平和卢沟桥的部队去挑衅日军，比较容易找到机会。

果然，这个机会不久就被第29军驻守宛平的金振中找到了。据“维基百科”“金振中”条说，丰台日军从六月二十五日起就一直在卢沟桥一带荒地上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又据“百度百科”“金振中”条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卢沟桥地区大雨。午后，金振中换上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500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向。”然后“金振中马上回到营部召开会议，通报情况，并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们将以上这两个重要信息与清水节郎在七月七日下午四点看到有二百多中国军人到永定河堤上构筑工事，以及晚上十点多有人从河堤方向向日军打枪一事联系起来，那么“卢沟桥事变”发生经过的原貌也基本上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据我推断，这个事变的原貌大致是这样的：张克侠接到刘少奇命令后，便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和合适的地点去完成刘少奇的命令。最后他找到了金振中。当金振中知道日军连续多日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这个情况后，就设计出了挑衅日军的计划。为了保证这个计划切实可行，他在七月六日下午假扮当地农民先亲自去察看了日军演习的现场环境。然后在七日那天他派二百多士兵去永定河堤上假装修筑工事，到傍晚士兵回营时就偷偷留下几人藏在河堤上，准备晚间行事。金振中派这么多士兵去河堤上筑工事，主要是因为日军也在附近演习，若去的人少，回来时少了几个人，恐怕日军会觉察；而人多就难以觉察了。这样到了深夜十点多，这几个留在河堤上的人跟宛平城里的人用手电联络以后就开始动手，趁天黑向正在演习的日军打黑枪。为了让日军确切知道有人在向他们开枪从而引起注意，这些藏在河堤上的人共开了两次枪，打了二十来发子弹。正巧在那时有一个日本兵离队解手被他们看到，就顺便绑架了。绑架的目的或许是为了不让这个日本兵把事情泄露出去；更有可能是绑架了日军，日军发现有士兵失踪后必然会有激烈的反应，更易吧战火挑起来。结果正如金振中他们预计的那样，日军因为有人向他们打枪以及有士兵失踪，而且发现宛平城上有人与河堤上打枪的人打手电联络发信号，意识到这两件事的发生都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有人故意挑衅，于是要求入城搜查。守军当然也按预先设计好的方案，断然予以拒绝。也许，按金振中最初的设想，以为这样就可激怒日军，让日军先开枪挑起战事了。而只要日军开一枪，驻守宛平的国军必然会还击，这样战火就被点燃了。可是出乎金振中意料的是日军被拒绝入城后只是要求谈判，并没有发动军事进攻。于是金振中只得让人在八日凌晨四点前第三次向日军开枪，再次刺激日军。这一次开枪后，日军大队长在请示了在北平的联队长后开炮还击并进攻宛平城。而宛平守军也立即予以还击。于是中共的计谋终于得逞。等到日军向宛平城开炮，战争被挑起来后，被绑架的日本士兵留着也无用处，就将他放回了。据我估计：这个失踪日军被放回的确切时间应该在七月八日早晨六点以后和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以前，而不会如有的资料说的那样：“很快就归队了”。至于为什么不将那个被绑架的日军顺手杀了呢？我以为这也是经过考虑的：若将那个日本兵杀了，以后找到尸体必然要追查死因，这样就有可能将中共整个阴谋暴露出来；而只要人不死，即使这个日本兵归队后将失踪的真相说出来，我估计绑架他的人必然是便装的，第29军也可以不认账。这样中共挑起战火的阴谋也不会暴露。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反应最快的是中共。仅仅几个小时后，远在几千里外延安的中共就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其实，中共在七月八日发出这个《通电》的时候，中日之间虽已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很快就被日方叫停。此后双方是谈判与小规模战事交替进行，尽管有时战斗也很激烈，但仍属局部冲突。真正的大打要到七月十六日以后。因为到这一天，日本五相会议才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开展对中全面作战；到这一天，日军才完成兵力集结并对平津完成了包围。在这一天，日方向中方提出以七月十九日为华北谈判最后期限，胁迫中国接受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表明中国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这间接表明了中国政府并不是这次事变的挑起者。蒋介石接着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然后至七月二十一日，日军对宛平和长辛店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大战才真正爆发。所以，中共这么短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反应，并危言耸听大叫“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很让人怀疑如果中共不是事先知道卢沟桥会发生中日军事冲突，何以动作会如此快捷？如果不是满心希望战争迅速扩大，又何以会出此言？依我看，这个《通电》稿恐怕是早就拟好了的，就等宛平城里发来讯号，中共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所以，从上述这些不正常的迹象看，“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策划的阴谋。

虽然，我在本文开始就指出，由于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中国若不愿亡国，中日之间迟早要爆发一场大战。但是，由于中共用阴谋手段提前将战争挑起，其结果对中国究竟是好是坏，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抗战前的十年（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建设全面发展的十年，因而被人称为“黄金十年”。《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介这十年，说中华民国政府在积极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建设道路、改善公共卫生、立法禁毒、扩大农工生产等诸方面都“取得成就”。因此我想：如果这个建设的势头不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打断，让中国再多几年发展、再多几年备战的时间，则日后当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力量或许会更加强大，不致败仗连连，让中国付出惨痛代价；而中国由于相对强大了一些，说不定也会让日本不敢轻易动武。据说，当时国民政府中就有不少人是希望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的。只是历史不能推倒重演。今天，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从历史中找出教训来，以儆将来。譬如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武汉肺炎”，它究竟是自然发生的，还有人为造成的；如果是人为造成的，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弄明白，从而让人们警惕、防范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十一）中国自清末起一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但这些列强对中国的伤害程度是不一的，其中有些国家对中国也非完全的侵略和欺凌，在一定程度上也释放过一些善意，对中国进行过一些帮助。比较起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最小而帮助最大。日本对中国的辛亥革命起过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的伤害也最大。其次，则以苏俄对中国的伤害最大。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就是苏俄。从沙俄到苏联，近百年中直接从中国拿走的土地有一百一十万多平方公里，相等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一点五。此外，苏联帮助外蒙独立，中国失去的土地又有一百五十六万多平方公里。日本投降前夕，苏联以打日本为由出兵中国，实际是到中国来大捞了一把油水，把日本人在东北经营几十年留下的工业设施几乎全部拆了运去苏联。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了无数的妇女。这两点东北老百姓提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比恨占领了东北几十年的日本人还恨得多。然而，毛泽东得到政权后立即宣布向苏联“一边倒”，肉麻地称苏联为“老大哥”。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把“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列为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之一，许多对苏联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因此被打成“右派”。苏联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政策，对通过不平等条约霸占的中国领土，一寸也不肯归还；而中共从不敢对此说半个“不”字。清廷和国民党政府都不敢签字承认历年被沙俄夺去的中国领土是苏联的领土，中共党魁江泽民就敢签。最近，俄罗斯高调庆祝沙俄占领原中国领土海参威一百六十周年，中共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不仅自己不说，还不准老百姓说。在对日本的关系上，当中共需要“中日友好”时，中共就大力宣传“一衣带水”、“世代情谊”，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被它封杀；但当它需要敲打一下日本时，便又重新翻出日军侵华、钓鱼岛等问题来不断炒作，甚至煽动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把日本人开在中国的公司封掉，将日本产的汽车砸掉，完全不顾国际交往原则。至于对美国，中共始终将美国则视为头号敌人。即使在中美两国建交以后，有一段时间中共表面上对美国表示友好，实质对内的宣传仍然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外交思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有人说中共是出于民族主义，其实中共何尝有过什么民族主义？“抗美援朝”是出于民族主义？“反帝反修”是出于民族主义？目前的“中国梦”是民族主义？我看统统不是。民族主义不过是被中共不断操弄、用以欺骗民众的一面旗帜。现在这面旗帜也快要被操弄烂了。中共的目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蒙骗百姓，使中共维持一党专政，将中华锦绣河山作为中共权贵家族的私产一代一代往下传。中共之不喜欢美国，视美国为敌人，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而这些正是任何独裁者包括中共最害怕、最痛恨的。所以尽管美国对中国最友善，中共仍要视美国为敌。这是制度之争，而非国家领导人个人的好恶。

（十二） 抗战中，有坚贞不屈、为抗敌而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也有甘愿卖身投敌的汉奸。我不知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否仅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抗战中投敌成汉奸的，有不少原来是共产党人。比如在汪政权中起作用最大的、堪称汪精卫左臂右膀的两个人陈公博和周佛海，他们原来都是共产党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是真正的中共元老。还有，汪伪政权中残害抗日志士和老百姓最厉害、最狠毒的特工机关“七十六号”，其主持人丁默村和李士群，他们原来也是中共的重要干部。丁默村一九二一年即加入中共，曾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任书记。李士群，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被中共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一九二八年回国在中共中央特科第一科工作。若以资历算，以上四人都可称中共元老级人物。即汪精卫本人，他虽非共产党员，但众所周知他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合流”之前是十分亲共的。当时毛泽东就曾受到他的特殊关照和提拨。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曾担任代理宣传部长，这个重要职位就是汪精卫叫他代理的。后来国民党决议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汪精卫又按排毛泽东去广州农民讲习所任职。而这个农民讲习所基本上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当时湖南、江西、广东和其他省份的农民运动都是由农民讲习所培训的人去发动的。再联系到抗战中，中共和日本侵略军及汪伪政权勾勾搭搭的事情很多，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人不热心，打国民党军十分积极，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内中有某种必然性？

就我本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共产党人奉马克思主义为“圣经”，以阶级利益为第一，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共产党宣言》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工人无祖国”，一句最有名的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人若信奉了这样一种社会观，势必会冲击、并进而否定传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因此中共在有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第一个根据地后，就堂而皇之地建立国中之国的苏维埃政权，公开认苏联为祖国，以本国政府为敌人。细究他们思想深处的认识，我以为莫不与这种世界观有关。而共产党人既然以阶级利益为第一，以阶级斗争为改善无产阶级地位的手段，则他们首要的斗争目标就是夺取政权。因为没有政权，其余一切都是空谈。共产党人又是所谓的无神论者、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因此，他们不敬上帝，不畏鬼神，也不守信用，所有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都不能约束他们。为了夺取政权，他们可以无所不为，为所为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对“无产阶级”夺权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即使做勾结外敌的事情也无所谓。因此，一九二九年当张学良为收回中东路权益而与苏联发生冲突时，身为中国人的中共党员伍修权（后曾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要职）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参加苏联红军，为了苏联的利益与中国军队作战。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可以一面高唱“团结抗日”，一面向党内推销他的“三国论”，警告大家“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而忠贞的共产党员潘汉年等人也可以毫无羞耻感地充当中共与日寇暗中勾结的联络员，与日寇商定新四军与日军互不攻击的密约。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信奉阶级斗争理论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国家观、民族观和道德观是怎么一回事。而丁默村、李士群这些人既然不以国家、民族为念，一旦当他们将所谓的“阶级利益”转为个人利益的时候，则明知作了汉奸，在他们看来也是无所谓的事了。所以，一个人的世界观对他的行为会起怎样的指导作用，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应深思熟虑，谨慎处事，而不要轻信那些漂亮的宣传、慷慨的言辞。

2020年7月8-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