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十七）

十七，我所见过的一个绅士

在中华民国及之前的社会，政府最基层政权只到乡一级。政府往往不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由一个绅士阶层的人在中间起传达作用；而民众的诉求和利益，也由这些绅士代为转达或去争取。因此这个绅士阶层既是政权统治的基础，也是民众的代表，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起一种上传下达和润滑剂的作用。绅士一般多由地方比较富于财力、知书达理、而又颇具人望的人充任。一九四九年后，因为这些人大多与旧政权有过密切关系，于是统统被中共归于“反动势力”，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之间的“土改”和“镇反”运动中，大部分被中共以“土豪劣绅” 或“恶霸地主” 的罪名枪毙。

但这些士绅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呢？是否都是称霸地方的恶人呢？因为现在的人已经见不到他们了，所以也很难明其究竟。可是我曾见过一个，内心深觉他非但不是什么恶人，还是个大善人。后来我读地方志书，见到一些士绅的名字，那个人也在内，这就一下子觉得这些士绅不再是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的人了。这里，我先从《章练续志》上摘录几个绅士的事迹与大家分享。

唐汝绅，“民国初，任青浦县议会参事员，及章蒸西坪市市议员、章练乡乡董等职。其任乡董，每届冬令，必筹冬防，擘画筹款，不辞劳怨。故他乡时有盗驚，而练塘镇得以倖免焉。甲子齐卢之役，章蒸一隅，地介苏浙要冲，被兵独甚。时练镇驻有浙江方面北洋第六混成旅第三营全营兵队，汝绅常与营长马玉振、营副王春堂联络感情，以冀地方安靖。且会同警察局长张伯平、商会长龚仰之，协力同心，组织维持治安会，不时购备柴米酒肉，犒赏全军。故浙军败退时，秋毫无犯。及苏军得胜，练塘开到江苏第二师二团兵一团，该兵往来街道，购物不付价；入公泰典，强索当价；闯入居户，不论财物，任意掠取。汝绅见状，以乡董名义，前往犒师，并向团长赵光戴报告情形。赵氏亲自巡查，该兵始稍敛跡。故齐卢之战，论者咸谓汝绅能相机行事，维持得力，是以闾阎无恙，居户不驚云。”

——《章练续志》卷四，“人物”类

陆征麟，“经营乡村学校，不遗余力。前蒸溪乡立第三、第八、第十等校，皆由征麟手创而新筑校舍者也。地方自治制度兴，而章蒸西坪市成立，征麟被选为市议会议长。嗣以措施不便，力主分区。遂经法定手续，划分章练塘乡，大小蒸乡、西坪乡为三区。征麟又被选为大小蒸乡乡董，克尽厥职，服务地方，一秉至公，施应咸宜。人皆称为外和平而内果毅，一乡赖以保障。泖西数百乡村，初无征收局，乡民自封投柜，远至青城。清季路途不靖，人咸危之。征麟为力请於县署，历三年之久，卒设分局於章练塘镇。远近称便。民国六年，螟虫为灾，白穗遍野。乡农汹汹，各持枯稻，麕集城中，叫嚣不散。征麟赶至，片言劝散，并力请张知事到乡察勘，剔除荒歉减赋。民心遂定，而人皆以万家生佛目之。……丙寅三月寿终，年七十三岁。曹漱石有联輓之云：乡阙负众望，解纷排难，劳怨不辞，记频年经野襄猷，窃听公评推遗老；国土併豪强，据理直诤，操持有力，问后此农田保障，代表舆论付何人。

——《章练续志》卷四，“人物”类

英德小学校  “抗战时学校停闭。由绅士张君钦、郭南周发起，即将已停办之民教馆为校址，复於左旁，募资添筑教室。校中经常费，亦有二氏向地方筹给。民【国】三十四年，旧民教馆归并颜安中学校宿舍，该校即乔迁北庄弄，假金氏家祠开学。三十五年秋，该校併为章练塘中心小学之分校云。”

——《章练续志》卷四，“学校”类

志书上记载的绅士，当然不止这几个。而我之所以只录了这几个，一是因为他们颇有代表性；二是其中有的人我以前听到过他们的名，如张君钦、郭南周和龚仰之，而且我小时候就读的小学练塘第二中心小学，它的前身是英德小学，抗战时期原已停办了，就是由郭南周和张君钦复办的。

张君钦，他在民国时期做过练塘商会的会长和地方议会等职务。龚仰之也做过商会会长。他们都在“解放”初期的“镇反”和“土改”运动中被枪毙了。他们因什么罪名而被枪毙，或他们有些什么具体的罪行，我并不清楚。我仅知道他们都很有钱。“解放前”龚仰之家的买卖做得很大。在练塘下塘街混堂桥和流芳桥之间有一排八、九个店面，还有店面后面的一大片房子都是他家的。张君钦的家在混堂桥堍，也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后来被中共没收后做了人民银行的营业所。至于郭南周，他在我们镇的西市开有一家十分气派的、叫“大源”的绸缎庄。这家绸缎庄我小时候还见过，四开间门面的一座洋式楼房，二楼外面还装饰了雕花的铁栏杆。其中三间门面是店铺。店堂的高，是一般店面的一倍半。门面一排柜台，里面靠东墙是一排陈列绸缎的柜子，叠了三层高。店内的地面是水磨石子浇的，连店外一大片街面也是水磨石子的。这样气派的建筑在这个小镇上除了“大源”，只有“大源”东边一点的南货店“西恒丰祥”有。只是我不清楚“西恒丰祥”是谁家的产业。“土改”时，郭南周没有被枪毙。中共没有枪毙他，我不清楚他是否因为不是地主，或在国民政府时期没有担任过商会会长之类的地方公职，也查不到他有任何劣迹的缘故？否则，以郭南周这样大的家产，又在乡下小镇，是很难逃过“土改”这一关的。

“大源”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关掉了。不过它究竟是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以后关掉的，还是在此之前就关了的我记不得了。其实，“公私合营”与否对郭家来说已无关紧要了。因为郭家虽然以前在我们镇上绝对算得上是有数的富户，但我知道他家早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前就已穷下来了。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说来话长。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或五四年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住在“大源”隔壁。因为我常去找这个同学玩，结果也认识了郭南周的一个孙子。他比我小大概一、二岁。一天正是端午节。我们那里习惯端午节要吃咸蛋、粽子，几乎家家都备有此物。那时候玩具少，有的小孩把粽子或咸蛋（煮熟了的）先当玩具玩，玩过之后再吃掉它，家长并不禁止。那天我就拿了一个咸蛋去找同学，在路上刚好遇到了郭南周的孙子。他见我手里拿了个咸蛋，就盯着看了又看，一脸的羡慕之色。我就问他有没有咸蛋，他沮丧地摇了摇头。我觉得他可怜，就把自己的咸蛋给了他，他也高兴地拿了。这件事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满脑子想的都是为自己的慷慨而骄傲。但过了好多年偶然想起，觉得这件事背后还有文章。因为一个咸蛋，在当时不过值四分、五分钱，除了穷家小户或不舍得给小孩玩，按郭家那样的大户人家，如果家境还好，即使大人没给他咸蛋玩，家里也必然有，断不至会去羡慕一个咸蛋。再联想到一九五二年“五反”那场浩劫，运动过后，镇上不知有多少商户被弄得倾家荡产，如我舅舅家就此从小康穷得连吃饭也成问题，还不得不先后送掉两个孩子，所以我估计，这郭南周土改时候是否已被清算过一次我不清楚，反正“五反”这一关是绝对不好过的。以他这样有名的财主，不扒掉他几层皮，共产党怎会放你轻松过关？所以很可能从“五反”以后，郭家就如我舅舅家一样，已是一贫如洗了。

除了以上说的这些，其实我与郭南周本人也有过一点小交往。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我失学无业在家。父亲从香港寄来字帖，要我练习毛笔字。父亲在信中说，世俗习惯“先敬罗衣后敬人”；一个人字写得好，就如穿了一身罗衣，人家一看就会敬重你。这对一个将来要踏上社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很重要。于是我就尊父嘱在家每天临帖。当时我家只有一只比巴掌还小的砖砚，还是我读小学时使用的。我很想有一只大一些的，但外面商店售卖的砖砚质量不好我并不喜欢。我大妹妹有个要好的同学是郭南周的孙女。她常去郭南周家玩。她知道我想要一只大一点的砚台就对我说，她看见郭家有好几只砚台，都放在一个木架子上不用，她去替我借一只来。果然，第二天放学后她去了郭家，回来时就带了一只砚台回来。那只砚台有我自己的那只两只多大，是石头的，又重又细润，只是砚池的一条边可能掉过地下豁掉了，但丝毫不影响使用。后来我用这只砚台在家练了二年多毛笔字。当时我因失学在家自学，没有老师教，所有书藉、字典在我眼里都是我的老师，我就自己刻了一个石章：“珍宝之，为子良师益友”，盖在这些书藉上。这只砚台对我来说如此宝贵，亦如我的师友一般。但砚台上不能盖章，我就把这几个字刻在砚台的背面。后来我出去工作了，一度也将它带在身边，有空时就拿出来写几个毛笔字。

自借了砚台，有一天我大妹妹从郭家回来，带来了两支竹签，说这是郭老先生要她带给我的。竹签上有几个毛笔写的字，十分漂亮。那时我正在学临赵孟頫的《道德经》，觉得这几个字就很有赵体的风格。但我猜不透郭老先生给我这两支竹签的用意。我知道这两支竹签是以前的酒令，显然郭老先生不会是要我去学喝酒行酒令那一套的，但竹签上有限的几个字也当不成字帖啊，那郭老先生的用意是什么呢？当时我猜可能他是要我亲眼见一下过去人的毛笔字可以写得那么好——也许这竹签上的字就他写的也不一定——从而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不要习字稍有进步就骄傲自满起来。我不能肯定郭老先生的用意就是如此，但他的关怀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很感激他。那时我还在读父亲从香港寄来的《唐诗三百首》。一次，郭老先生又托我大妹妹带来一本《随园诗话》和一本元人杂剧的话本。与上次给我两支竹签一样，我也不明白郭老先生给我这两本书的用意，难道他知道我在学唐诗？但这是两本性质迥异的书。因此我又猜这是不是郭老先生在测试我的文化水平和兴趣所在呢？我以前就知道《随园诗话》这本书，它是清代学者袁枚写的一本关于中国诗的美学和创作理论非常有名的著作，但没有看过。因此见到此书后我很兴奋。可惜的是我的文化基础实在太差了，文中多用典故，看了几天，似懂非懂，看得十分吃力，最后只得放弃。元人杂剧能看懂，但对此没有兴趣，不久就把两本书交大妹还给了郭老先生。近日在网上偶然看到青浦最后一个秀才沈瘦东的事迹，从中得知原来郭南周也能诗，与沈瘦东是朋友，两人常有诗文唱和，难怪他要给我看《随园诗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文化馆奉命“抢救历史文物”，组织人写了一本《青浦小掌故》，采访的主要对象就是沈瘦东。文革初期《青浦小掌故》被当作“毒草”批判，我因而知沈瘦东之名。据该文介绍沈瘦东善诗文，工书法，因想到郭南周不知他是否亦擅书法？若当初他给我的两支酒令，上面的字的确是他写的，则他的字也是非常好的。

虽然，郭老先生借书、借砚台给我，其实我们两人从末正式见过面。可是有一次我已记不起为了什么事去一个地方，那是一进一进有好多进的大房子，里边住了好多人家，练塘有很多这样的大房子。在经过其中一进时，我看到一位鬚髮皆白的老先生坐在院子里一张小竹椅上，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看书。那时正是夏天，他穿了一件老式的對襟钮襻的白布长袖衫。他不认识我，因而抬头望了我一眼后就又低头看他的书了。而我也不认识他。但就在我准备穿过这个院子往后面去时，我一眼瞥见我大妹妹的同学正在这老先生身后一间门开着的屋子内在做什么。因为她来过我家，我是认识的。由此我断定这位老先生就是郭南周了。但因为没有人介绍，我也羞于自我介绍，就没有与他打招呼擦肩而过了。这是我唯一一次亲见郭南周。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参加工作离开练塘，此后就再也没有与郭老先生有来往。郭老先生以后的事我也一无所知。二年后文革来临，我家被抄家，母亲也被街道批斗。有时想起郭老先生，但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想如果他还在世，估计免不了还要遭一次罪。多年后，那时我已去了海外，一次我回乡探亲特地向我大妹打听郭老先生的后事。听我大妹说，郭南周是老死的。可什么时候去世的她也不清楚。我在心中默祷但愿他是在文革前去世的吧！在那种特殊年代，对于郭老先生那样的老人，早走几年反而是福气。大妹又说：郭南周在“土改”时被定了个“工商地主”的成分。他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她那个同学的爸爸在这时候离家出走，从此不再回来，所以我大妹的同学和她的弟弟——即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男孩，都是由郭老先生抚养长大的。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一般中国传统的老人都会这样做，何况郭老先生还是传统的绅士呢！

郭南周老先生应是我们镇上最后一个、也是中国最后一代绅士吧？在那一代人都走完后，从此中国再无绅士。

2020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