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二十）

二十，我的娘娘

我久已想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的娘娘，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没有付诸行动不是不想写，而是一直拿不定主意怎样写才能不辜负娘娘。这次写《故乡片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心愿了了。这个心愿已经拖了几十年了。

我是在娘娘的呵护下长大的。所以，一想到我的童年，娘娘的身影就会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娘娘，这是我们地方的叫法，也就是外婆；而祖母，则叫“亲妈”。祖母一般比较严厉，外婆大多慈祥。我的外婆正是一个十分慈祥的长者。在我外公那一辈，他有一个弟弟，他们结婚成家后仍住在一起，奇怪的是兄弟两家所有的子孙都叫我的外婆为娘娘，而叫她的妯娌为亲妈。这种叫法是违背习俗的。但我想他们都这样叫自有他们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娘娘太过善良、太过慈祥了，叫亲妈反映不出大家对她的感觉，所以才都叫她娘娘。

娘娘姓何，大约生于公元一八八八年左右。那时侯普通人很多都没有做生日的习惯，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娘娘的出生日期。娘娘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小妹”。我猜这不是她的本名，而只是她在娘家时的小名。在那个时代，很多妇女是没有名字的。娘娘的娘家在浙江嘉善县一个叫张金汇的地方，这是我小时候偶尔听娘娘提起记住的。这个地方好像离枫泾很近，但不知道是否确实这样。因为我从没有去过张金汇。记忆中我母亲也没有去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张金汇有亲戚来探望过娘娘。但我小时候有一次做梦，梦中到了一个村庄，就像我们当地的村庄一样，村庄外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河上有一座木桥，我趴在木桥栏杆上眺望，小河的两岸都是稻田。那天阳光普照，成熟了的稻子金灿灿的，一望无边。不远处有一座村庄，白墙黛瓦，竹树掩映。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张金汇。于是这个梦就一直留在我记忆中，并将这个梦中的张金汇当成我娘娘真的出身地。我小时侯从我娘娘的说话中知道她有一个哥哥，对她十分好，而且在当地乡下是一个颇有声望的人，因为乡民们都尊称她哥哥为“何先生”。但这位何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后来怎样了，为什么从不见何先生和他的家人来探望娘娘，对这些我一概不知，也从未听母亲说起过她的外婆家的事情。这是不正常的。我想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而且估计是不好的原因，所以他们都闭口不言。我外公家是世代做制橹修橹业的手工业者，自家开有一个小作坊。在我们水乡，制橹修橹是不用愁没有活做的，所以外公家也算小康之家。娘娘大概十多岁就嫁给外公了，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从小有病，后来死了。这女儿就是我母亲。

娘娘不识字，不客气地说一句，也并不能干。因此之故，我母亲从小就被训练并被赋予管理家务的重任。那时每天光吃饭就有十来个，不单是自家人，还有请来帮工的师傅，收的学徒，以及经常要请来帮忙解树的师傅，买菜、烧菜、做各式点心给师傅们吃，不但花样要经常翻新，还要味道好，这些都由我母亲一手操持。后来大舅娶了亲，可能因为舅妈是农村的，不懂城里那一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公并不将管理家务的重任交给她而仍由我母亲负责。而我母亲因为担当了内当家的角色，外公一直不舍得将女儿嫁出去，后来到了三十岁成了老姑娘了才嫁给我父亲做了垫房。

但是，娘娘实在是个好人。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娘娘是常年吃初一、月半素的。只是我不清楚她是单拜观音菩萨还是所有菩萨都拜。她经常的一句口头禅是：“吃诎（当地方言，诎，音qu ，意为吃亏、受委屈）人常好过！”因此她从不与人争执，从不恶言伤人，也从来不发脾气，更不要说打小孩了。别人有时凶她、骂她、冤枉她，她从不还嘴，也从不解释，静静听完之后默默走开就是。有时我们看到她被人欺负为她抱不平，她总是摇摇手，劝我们：“吃诎人常好过，吃诎人常好过。不要去同人争。” 世传唐代高僧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说：“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我娘娘的气度比拾得还大。因为她时常受人欺负，却从没有“再待几年你且看他”的想法。她是真正对人没有一丝恶意的人。在许多人眼中，娘娘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但谁能明白她才是最坚强的人呢！有时侯娘娘无事一人默坐，嘴里就喃喃地不停地在念什么，但究竟念什么我们听不清楚。我总怀疑她是在念佛经。可是她不识字啊。那么这是她小时候听人念经记住的？这是一个谜。娘娘在时我没有问过她，娘娘走后就永远无人去解这个谜了。

母亲嫁给我父亲以后接连生了好几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的祖母还在。但在我出生前祖母就已经死了。所以当我们后面几个小孩出生时，娘娘都会来帮忙。我记得我最小的妹妹出生时，娘娘就来我家住了一段日子。母亲生我最小的四妹时已是高龄产妇。为生四妹母亲大流血。四妹生下来时浑身发紫，奄奄一息。母亲无力照顾她。医生也说没有办法，要看天命了。娘娘二话不说，把四妹抱过来贴身放在胸前用自己的体温捂她。当时我们见到，娘娘与母亲面对面对躺在两张床上，那时正是冬天，娘娘披了一件棉袄坐在床上被窝里，把四妹捂在胸前。除了把四妹抱到母亲那里喂奶，其余时间不分昼夜，娘娘背靠在床架子上坐着，将四妹连续捂了三天三夜，看着四妹浑身紫色一点一点慢慢褪去，皮肤泛出红润来，终于将四妹一条小命救了回来。所以后来我四妹对娘娘的感情最好。在我们小时候，娘娘常常在白天来我家帮母亲照顾我们。到晚上有时还会带我一起回舅舅家睡觉。反正两个家离得很近，走路几分钟，过一座桥就到。一九五六年我父亲申请去了香港，母亲有病，而我们几个孩子还小，娘娘就住到我家里来帮我母亲照顾家务，在我家住了一年多，帮我母亲度过了那段“青黄不接”最艰难的日子。

说起来，我小时候真是一个坏孩子，每天不知为了什么总要大哭一场；脾气又倔，软硬不吃。父亲见了我头痛。一次父亲把我的衣服包了一个小包裹叫我走，说你喜欢去哪里去哪里。母亲不舍得打我，坐在一边默默流泪。只有娘娘总是不声不响一直伴在我身边。她也不训斥我，也不跟我说小孩要听话之类的大道理，看我饿了就去盛一碗饭给我吃，看我哭得累了，就轻声劝几句：“好了，不要哭了。我们出去走走好吗？”这是一个下台阶。于是我跟了娘娘到街上去转一圈后再回来。后来我大了一点，我的三妹又像我的脾气，也是天天哭闹，也是娘娘伴她哄她。所以三妹对娘娘的感情也很好。后来想想，我们真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娘娘。

娘娘一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惜小儿子生下来就有病，后来死了。母亲一提起这个弟弟就心疼不已。母亲对她的哥哥也是很好的。舅舅的大女儿出生时我母亲还没有出嫁，所以我这个大表姐小时候基本上是我母亲给带大的。一九五二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舅舅因为开了一个制橹修橹的作坊，被中共勒索所谓的“逃税”、“漏税”款，倾家荡产也交不清，几乎被逼死。后来是我父亲母亲拿出钱来帮他缴清了钱才过了“五反”这一关的。“五反”以后，舅舅家的经济一直无法翻身。期间因为无力抚养所有孩子，曾把两个最小的孩子送了人，也是我母亲知道后托人花钱把孩子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母亲与她哥哥的关系是很好的。可是，后来母亲与舅舅的关系就不那么好了。最初是为了娘娘。那时候舅舅加入了镇上组织的木业社，领一份工资，家中人还织草包搞副业赚一些钱补贴家用，但日子还是过得很艰难。大概在一九五八年，娘娘回到自己家去。那时候娘娘已经七十多岁了，可是舅舅还叫她用好几斤重的木榔头敲做草绳的稻草。一次娘娘不慎扭伤了肩背，不敢声张。舅舅家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大概因为没有钱看病所以也不管她。后来是住在一个大门内的、母亲的堂嫂看不下去了偷偷来告诉我母亲，母亲才知道。我母亲去和舅舅理论，责怪他不该让年老的母亲还做这些重活，不该母亲受了伤既不理也不声张；否则，你不带娘娘去看医生，她可以带去看医生。舅舅并不领情，反而和母亲吵了一场。后来是母亲去请了镇上的一个伤科医生马志祥来敷了伤膏药才慢慢好转的。后来又有一次，娘娘不慎摔了一跤躺在床上动不了，也是同样情形。这次当然也免不了与舅舅小吵了一架。其实就舅舅的为人，我以为他本质并不坏，甚至非常老实，只是因为穷了，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心情也就慢慢地变了。同时，他也与很多弱者一样，不敢将自己受穷的怨气向真正的罪魁祸首发泄，相反妒忌我家经济条件比他好，嫌我母亲对他们照顾还不够。更有甚者，在社会风气带动下，舅舅一家人认为我家是资产阶级，而他们是劳动阶级，特别是舅舅的大儿子参军家里成了“光荣家属” 以后，这条“阶级”的鸿沟似乎越来越深。那时候中共宣扬的是“亲不亲，阶级分”。当时一个镇政府的干部听见我母亲与舅舅吵架，就公然挑拨说我母亲是“阶级报复”。于是我母亲越责怪舅舅，舅舅就越疏离母亲。

如果光是为了娘娘的事，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极点。但接着来的两件事，可能使舅舅家对我们真的当成了“阶级敌人”一样。这两件事我在《抄家痛史》中已详细说过，这里就简单说一下。第一件是“大跃进”失败后全国发生大饥荒，我们也与全国老百姓一样饿了三年饭。一九六二年初，那时正是刘少奇在中央主持工作，中共为扭转国家经济困难局面，动员侨眷要海外的亲人尽量多寄钱来，以增加国家外汇，帮助国家度过困难。在此同时，政府也允许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向国内亲友邮寄食品包裹，作为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示好的一个表现。我父亲在香港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也加入了邮寄食品包裹回国的大军。那时候海外亲人寄包裹来多数是寄大米、猪油、花生米这一类能填饱肚子活命的食品。这些东西在香港买价格并不贵，但是包装费、邮寄费却是所寄食品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那时我见父亲寄来的包裹外面贴的香港英女皇头像的邮票总要五六张、七八张，算一下总金额要七八元、十多元港币。那时香港工人一般每月工资不过在三、四百元港币，所以大多香港人也是没有能力大量邮寄包裹回国的。我父亲也只能顾到自己在国内的家人而已。而母亲收到食品包裹后当然也先要顾到自己的孩子。这样，虽也分润了舅舅家一点，但数量就不多了。其时，母亲是知道舅舅家人对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意见的，但实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第二件事。一九六二年秋，我的三姐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这是一所新办的特殊学校，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杨西光奉市委之命，从统战角度为安抚上海资产阶级子女高考普遍不被录取的不满情绪而临时决定举办的。它在全国高考放榜后才在《解放日报》上发出招生消息，经过报名、考试、发榜等一套程序，到考生收到录取通知已是八月底。录取通知规定录取的学生必须在九月初某日前报到，否则取消录取资格。三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品学兼优好学生，不料大学考了两年没被录取，这次有学校录取自是喜出望外。但去上海读书需要一笔费用，母亲却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因为当时我家的家用都是父亲按月从香港寄来的，也仅够家用，并无多余。若写信去问父亲要，信件来回起码半个月，时间上来不及。母亲思来想去，找不出能商借的人，只得去与舅舅商量。不料舅舅一听母亲来意，立即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母亲也是刚硬脾气，见舅舅如此不讲道理，也就与舅舅大吵了一场。最后一分钱没拿到，反哭着回家。那么舅舅为什么发火呢？后来我们才弄明白有两个原因：除了为香港寄来的食品分给他们不多他们早已心有不满，这次母亲去借钱舅舅还误以为是来讨债的，于是两股无名火合在一起就爆发了出来。关于“讨债”的误会，前面说过当年“五反”时舅舅缴不出罚款，是我父亲、母亲拿出钱来帮他缴了才算过了这一关。这笔钱有多少，父母从不与我们说过，甚至连提也没有提过，更不要说要舅舅还这笔钱。据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当时去与舅舅商量借一点钱让我三姐去读书，事先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想现在舅舅家有几个孩子已经开始工作，虽然都是工资低微，但凑个十几二十元应该问题不大，等父亲寄钱来就可还给舅舅。但是舅舅误会了，以为他经济上刚刚有点好转，母亲就以借钱为名实际是来讨债了，于是就大发雷霆了。按说，为了经济等问题亲戚之间吵架的并不少见，但吵过也就算了。可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个年代，母亲去问他们借钱这件事在舅舅家几个孩子看来，就好比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一样可恶。于是到了文革，他们就乘机报复了

一九六六年夏秋，“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到八月以后，“破四旧”开始变成抄家运动。到了九月，先是有中学学生来我家“破四旧”，抄了好多书藉去。这时候，舅舅家有人就开始动坏脑筋，两次向镇上的商业红卫兵诬告，说我家有两斤黄金，说解放前有一次强盗抢，我们曾把黄金藏到他家去，是他们亲眼目睹的，怂恿他们来抄我们家。解放前因治安不靖，一次我父母确实曾将一盒黄金首饰放到舅舅家保管过，但没有两斤，只有半斤多一点。所以舅舅家说有两斤黄金那是故意夸大的。结果镇上的商业红卫兵听说我家有这么多黄金，对我家连续抄了三次家，不但将所有黄金首饰抄走，连家中稍稍值钱一点的东西也统统被抄光。后来，据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偷偷告诉我们：镇上的商业红卫兵以前就商议过想来我家抄家，但因为前几年政府推出过一些优待侨眷的政策，他们吃不准抄我们这样的人家会不会违反中央政策，一直没敢动手。这次实在是你们自己的亲戚来告密，说有这么多黄金，于是他们就动手了。言下之意，没有我舅舅家人告密，这次抄家本是可以避免的。对于这个说法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当时全国所有有“海外关系”的人家鲜有不被抄家的。但是舅舅家人的诬告，肯定对抄家起了催化剂作用。因为这次抄家，镇上房管所趁机来把我们的房子也没收了，说如要继续居住，每月要交房租；不然就自己另找地方去住去。那时每月房租八元还是十元我已记不清，后来足足交了十年多房租。而街道干部因为我家被抄家了，也立即将我母亲当“五类分子”对待，挨批斗、罚扫街。总之，文革抄家足足害苦了我家十年多，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平反。

兄妹交恶，我想最痛苦的莫过于娘娘了。抄家以后最初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人去舅舅家看望娘娘。等后来社会形势稍稍缓和了一些，母亲就自己或派我的三个妹妹轮流去看望娘娘。常常是家里烧了什么适宜老人吃的和娘娘喜欢吃的菜，就盛在一只小碗内拿过去让娘娘趁热吃掉。因为路很近，只要过一座“圣堂桥”，二、三分钟就可走到。我那时候有机会出差，看到有卖肉松的，就会买一袋叫妹妹拿去给娘娘。后来有一次我趁休息在家也去看娘娘，那时她的眼睛已几乎看不到东西了，不方便走动，所以整天坐在床上被窝里。我坐到床边与她说话，她就拉住我的手，似乎有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我看她干枯的眼眶里慢慢出现了一些泪花，嘴巴嗫嚅了一阵，突然激动地说：“他们对不起你们啊！当年是你父亲母亲救你舅舅的啊！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们啊！”听娘娘这么说，我也一阵心酸，抓紧娘娘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知道这话憋在娘娘心中一定很久了，今天见到了我，她才肯说出来。

一九七七年春，我父亲最后一次从香港回家探亲，住了半年。那时我已有了女朋友。一次我带女朋友回家看望父亲，顺便也把女朋友带去看娘娘。那天娘娘十分高兴。她坐在床上，要我女朋友坐到她身边，拉着我女朋友的手，似乎在端详女朋友的长相，其实那时她已什么都看不到了。她问我女朋友：“你是允成的新娘娘？你叫黄建？”我女朋友笑着对她说：“是的。我叫黄建。”娘娘抚着黄建的手背开心地自言自语：“允成有新娘娘了。允成有新娘娘了。”她又对黄建说：“你来看我，我应该给你一个红包的。可是我现在没有钱。等以后有了我会补给你。”黄建笑着说：“不用不用。应该我们给钱娘娘花。希望娘娘健康长寿。”那天娘娘脸上一直带着笑容，一直拉着黄建的手，直到我们要回家了，才不舍地放开。离开娘娘家以后，黄建对我说：“你娘娘真是一个好人。”是的，凡见过娘娘的，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到了秋天，我父亲要回香港了。临回香港前没有多少天，一直申请想去香港探亲的母亲，申请了几年都不批准这时却突然批准了。于是父亲就带了母亲一起去香港。母亲去香港后，我的几个妹妹遵照母亲的嘱咐，隔三差五地分别去看望娘娘。

进入一九七八年后，很奇怪，我总感觉有什么祸事会发生。果然，先是我二哥在香港车祸身亡。接着是娘娘去世。娘娘走的那一年已过了九十岁。大殓那天，我和三妹、四妹都去了。娘娘平静地躺在门板上，放在大门口中间的走道上。舅舅家没有一个人在旁边。三妹边哭边替娘娘梳最后一次头。我俯身看着娘娘，握紧娘娘已经僵硬的手，默想娘娘的过去，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说不出来。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娘娘，你寿是有了，可惜福没有。”是啊，我们所有的子孙都是不肖子孙啊！孙子、孙女、外孙虽不少，但除了给她添麻烦，她辛劳一生享到了我们哪一个子孙的福啊？第二天，娘娘遗体被送到青浦火葬场火化，我和三妹、四妹也一起去了。娘娘生前一直说她害怕火葬，说没有棺材哪怕用稻草扎一个囤埋掉也好。但那个年代，哪里去弄棺材？即使弄来棺材，都是公社的土地，她又能埋到哪里去？娘娘终于是带着害怕离开了这个世界。

娘娘去世后没有多少天，三月底，我父亲在香港也去世了。当接到这个噩耗，想到这次母亲突然被批准去香港，也许是上天冥冥中让她去为父亲送最后一程的吧！父亲去世后，我立即申请去香港奔丧。四月下旬申请批了下来，于是我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乡。十二年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至今，我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多年，家乡的一些人与事，有些已渐渐淡忘，唯有娘娘的音容笑貌仍十分清晰，不时浮现在我脑中。

202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