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的历史尺度上，中国的社会进步并不大。社会发展多是伴随朝代兴亡的周期性变化，

1. 在朝代末期，通常阶级利益冲突严重，人口，贫富分化，阶级，土地和社会资源占有都到了一个临界点，社会进步已经走到了尽头，英明的统治者也必然变得昏庸。
2. 统治者只能靠镇压解决社会冲突，失去自我变更的能力, 没有放弃部分资源的可能。
3. 农民面临生存问题，暴力成了改变自身生存的唯一的选择。
4. 大规模的起义成功与否，都让社会各方面清零、重置，人口压力大大减少，资源进行再分配，为进一步财富兼并打下了基础，普通统治者也能变得英明。

农民起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呢？ 从长期来看，农民起义并没有改变任何制度，只是改朝换代，让历史进入新的一个循环。因此农民起义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小的时间尺度上，农民起义的后果造成了一个促进旧经济崩溃、让经济再次走向复苏，这是一种残酷、又伴有发展过程。这是统治者人性极度贪婪、不择残手段酷压榨民众的自然结果,  是人口，分配，资本到了一个临界点后崩溃和再次重建的一种力量。这不是农民起义有意识地要去达到的结果，而是马尔萨斯，马克思和达尔文发现的一些自然和社会原始规律在后面起作用。革命者可以把农民起义的局部推动社会发展的现象当成一种被动的社会发展动力，但不值得推崇，年年来一次，谁也受不住。

长周期的历史循环现象，是统治者最大限度极度贪婪、失去自我调节能力的结果，暴力起义是一个有最大缺陷的社会制度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