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二十三）

二十三，我的小学老师们

我就读的小学前身，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因为抗战发生本来已经停办的、而又由地方绅士张君钦和郭南周发起复办的英德小学。学校原在界弄，民国三十四年该址改为颜安中学学生宿舍，于是学校迁到北庄弄金家祠堂。民国三十五年英德併为章练塘镇中心小学分校。我读书时又改为练塘镇第二中心小学。我在这所小学读了一年幼稚园，一年级时因病休学半年多留了一级，到一九五八年毕业，在这所小学共读了八年书。这八年中教过我的老师很多，有些已经淡忘，有的仍然有很深记忆，有时回想起来，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又一个个出现在我眼前。对于这些老师，我除了感谢他们教我知识，大多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无特别的恶感；但其中有几个老师却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对其中的两个，我还对她们感到愧疚。

我第一个对她感到愧疚的是小学一年级时一个姓范的女老师。那时候我年幼不懂事却处处想在同学面前充英雄好汉。同班有一年纪比我大好几岁的男生姓王，他常在班里捣乱作弄老师，尤其喜欢欺负那个教我们语文的范老师。那时范老师正在怀孕，因此看见这个王同学走上讲台边要捉弄她，有几次吓得夺门而逃，去叫教导主任来训斥。然而王同学这样的行为却受到我这样的顽皮学生的崇拜，视他为英雄，成为他的追随者。一次正是冬天，范老师已大腹便便还来上课，可王同学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竟想去绑她。由于一条围巾太短，王同学就向我招手，要我把我的围巾也给他。而我竟然也解下围巾走到讲台前去递给他。王同学把两条围巾接起来套在老师身上，范老师奋力挣脱才逃出教室，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我也自觉很得意，觉得自己因此扬了一次脸。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不见范老师再来学校教书，也不知她后来去了哪里。但有两个流言开始在学校历流传。一是说范老师流产了，所以不来教书了。还有一个说法是范老师生下了一个小孩，但晚上范老师睡觉时不小心翻身压住了孩子，结果小孩窒息死亡了，于是范老师伤心之余也就不想再来教书了。两个传言究竟哪一个为真我也不知道。但多少年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中就充满罪恶感，总觉得我们对一个怀孕的老师恶作剧是莫大的罪过。所以后来我遭遇许多苦厄和不公，无可排解之时我就会想，这也许是老天对我当时犯下的恶行的惩罚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报应啊！

第二个我对她感到愧疚的是我四年级、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育琪。那时的张老师只有二十多岁，高挑的个子，白净的脸上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剪一头齐颈的短发，一边扎了一条辫子，是当时很多年轻女性流行的发型。她的先生在镇上的银行工作，有没有小孩我不清楚。前面我说过，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十分调皮的学生，读书也不用功，成绩平平而已。但是，到了读四年级时，我对读书感到有些兴趣了，成绩也开始上升。也许是这样，张老师就开始关注我。到了五年级，张老师跟班仍当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她就对我特别欣赏，曾公开在其他同学面前称赞我理解能力强。有一次班级选少先队中队干部，她希望我能选上，于是就向同学们推荐我。但是，她太过明显的倾向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因为我那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学生，上课小动作多多，不算一个好学生。于是有一个同学用粉笔在黑板和教室窗子上写了好多表达不满的字句，弄得我和张老师都很尴尬。少先队中队干部当然也没有选上。这件事发生在五年级的下学期开学不久。等到我升读六年级后，我忽然发现学校中再也没有张老师的影踪了，也不知道她的去向，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张老师是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小学去了。农村小学的条件当然不能与镇上的中心小学比，首先是生活上不便，要与家庭分开。而且这个农村小学所在地后来又属于另一个公社，这样即使逢上到中心小学开会、学习，她也不会再到练塘来，因此也无缘再见到她。这些年我一直猜测，她是否因我之故才被下放的？为此我也一直心中不安，总感到自己连累了她。

文革中我一次从练塘坐轮船回县城工作单位，在船上我看见了多年没见的张老师。我看到她在朝我看，但我自惭形秽，不敢与她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她，远远的找一个角落坐下，然后拿出一本书来装作看书。我觉得是我害她被贬到乡下去的；而且我又没有出息，小学升初中就没有被录取；至今也碌碌无为，只是在县城一个单位当临时工，实在无颜见她。自这次偶遇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张老师。有时想想很后悔，想当时如果走过去与她打个招呼，问侯问侯她的情况也好啊！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但有时我还是会想起她，想如果她还健在，现在应该有九十岁多了。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祝愿她生活幸福。我还想告诉她，她曾经的一个不肖学生，至今没有忘记她。

一九五七年我升读六年级，班主任是一个姓蒋的女老师。她是两年前据说从宜兴调来的。因为她的先生——姓朱，也是宜兴人——在练塘中学当教导主任。蒋老师一到我们学校，就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听说她还是县里评选的“优秀教师”。因此刚开始时我对能上她的课还充满了期待。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她对于我这样以前在学校“出了名”的学生十分严厉。我甚至感觉到她对我有一种无法解释来由的敌意。因此上她的课，我渐渐有一种动辄得咎的担忧，对她的好感也很快消失。我不知她何以会这样对我，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五年级时已经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怪自己了，谁叫我以前不是个好学生呢！

但渐渐的我知道问题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当时有一批高我一届的学生由于没有考上初中而对她们夫妇两十分痛恨。据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比蒋老师的儿子成绩优秀，蒋老师妒忌他们，才故意让他们考不上初中的。为了泄愤，他们经常在晚上成帮结队沿街高叫“宜兴夜壶”、“蒋夜壶”、“朱夜壶”。大概宜兴不但茶壶有名，连夜壶也有名。这件事闹了好几个月，从夏天闹到深秋，当时在我们小镇上也是一件差不多家喻户晓的事情。

蒋老师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她的儿子本来与我三姐同届同班，要比我高两届。曾听我三姐说，因为他成绩不好，蒋老师夫妻俩估计考初中没有把握，在五年级时就故意让他留了一级，想让他把基础打打好。因为到六年级毕业班后，即使成绩不好也不能留级，这样考初中就悬了。如此一来，她的儿子就只比我高了一届。那一年，她儿子考上了本镇的初中。但是有好几个与蒋老师儿子同班的、读书成绩不差的男同学却没有录取，于是他们怀疑是因为蒋老师妒忌他们才不让他们考上中学的。我不知道他们这种说法有什么证据，但对照我自己的情况，我对这个妒忌说也是有点相信的。我那时候在她班上读书成绩也不差，至少可算中上，课堂纪律也比以前遵守得多了，总之是比读五年级时进步多了，但我从没得到过她一句鼓励的话，甚至一个好的脸色，相反，她射向我的目光始终是那么严厉和冰冷。由此推断，很难说蒋老师对学生就没有一点偏见。而那批学生所以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的先生朱某在初中学生中口碑也不太好，很多学生在背后也骂他“朱夜壶”。在当时学生的想象中，他们夫妻两人一个是中学的教导主任，一个是小学的教导主任兼毕业班的班主任，都是对学生升学可以起一定影响的人。

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到六年级下半学期时，我一想到升学问题心中就已充满了不祥之感，仿佛有一朵乌云始终笼罩在我头上不肯离去。一九五八年我小学毕业，果然就没有考上初中。我自知升学考试考得并不差，却不录取，许多平时读书成绩不及我的同学却被录取了。我无法解释其原因，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一直怀疑是他们做了手脚才使我考初中落榜的。此事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当年我不被录取更大的原因是家庭成分。自一九五七年中共发动“反右派”斗争，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标后，我们这些父母开过店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小业主，大部分都没有录取。这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大气候。作为学校老师，他们也左右不了这个局势。虽然那时也有少数成分不好的学生被中学、大学录取，但这些都是被学校认可的“好学生”，或虽非“好学生”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而被学校“网开一面”，一般人没有这样的运气。

那一年我不能升读初中，一个还不满十二足岁的孩子又能做什么呢？说来万幸，正巧那时成立人民公社，公社办了个农业中学，正在招生。这虽不是一个正规学校，教学质量也谈不上，但总比没有书读好。于是我那一届好些没有考上初中的同学，以及前一届没有考上初中、正在一个民办补习班学习的学生，就都进了这所农业中学。初中三年，我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这毕竟是自己学校的成绩，与普通中学比其间究竟有多少差距我心中无数。初二时一次我们学校与练塘中学举行数学联赛，我们的试卷是练塘中学老师出的，结果我的成绩也没有给学校丢脸。这让我对自己的学习增加了自信心。也幸亏又多读了三年书，才让我具备了踏上社会工作最起码的学识。不过我们这所学校终究属于“野鸡学校”，初三毕业学校竟然没有安排我们参加高中升学试。于是我们这批学生都被剥夺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

再说那个蒋老师的儿子虽然进了普通初中，因为成绩不行，在考高中时没有被普通高中录取，仅被一所也是“大跃进”中县办的中专学校录取。大概读了一年多吧，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学校办不下去了，将这些学生并到普通高中去继续就读。这样，蒋老师的儿子总算读到了高中毕业。但是，大学的门他就进不去了。他失学无业在家呆了一年，一九六四年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招临时工，与我一起进血防站做了同事。文革大革命开始后，因为蒋老师的先生是地主出身，被学校学生以“逃亡地主”罪名抄家、批斗。有一次这个朱老师到我单位来找他儿子，不知怎的被我单位几个造反派知道了，伙同上海红卫兵将他父子抓起来也批斗了一顿。我心知这是欲加之罪。因为从朱老师儿子的年龄可以判断，朱老师结婚生子时抗战还未结束，中国人讲究成家立业，结了婚还靠家里养活不太可能，所以当时他可能已在当老师了。我怀疑有人乘机报复泄私愤，但不清楚究竟是何人出的主意。我这个同事在单位内虽不讨人喜欢，但也非奸恶之人，这样对待他也做得太过了。

我和蒋老师的儿子，从一九六四年起做同事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那一年因工作需要我从血防站调到县革会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一九七八年春，因父亲在香港去世，我申请去香港奔丧，以后就留在香港。一九八九年底我又全家去了美国。一九九五年我全家在美国取得绿卡后回练塘探亲。据我大妹妹告诉我，说我们回到练塘那一天，蒋老师夫妇举止好像有点不正常，当我们从汽车站走回家中时，他们站在街边远远望着，嘴里不住地说：“来了！来了！”好像神情十分激动。然而等我们走近点，他们又都躲回家去了。大妹说她不懂他们为何这样紧张；“你回不回家根本不关他们事，他们何以这样关心？”这倒重又引起了我的怀疑，难道当年他们真的在我升学问题上做过手脚，因而心中不安？不然，我这个曾经的不肖学生，恐怕不至于让他们这么在意吧？二〇〇几年一次我又回乡探亲，听我四姐说，那个朱教导已经死了，那个蒋老师患老年痴呆症被送在老人院。她的儿子去看她，已经认不出人了。听此消息，我心中五味杂陈。虽然我一生命运坎坷，似乎多少与他们有点关系，但几十年过去，见过多少世事如白云苍狗，当年的恩恩怨怨，我已能以平常心待之，因此无悲亦无喜。唯回想当年，那个蒋老师也是个多么精明泼辣的人啊！真是岁月无情，韶华易逝，功罪恩怨，转头成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有时我想，如果当年张老师与蒋老师的位置换一下，蒋老师做我五年级的老师，而张老师做我六年级的老师，我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呢？我想很难。以我三姐后来高中考大学的经历来看，她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时学校老师推荐她考外语学院，但没有录取。第二年再考又没有录取。大环境如此，所以即使我侥幸进了初中，高中、大学也未必能进。

因此我又想：一个国家办教育究竟为了什么？中共提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究竟是正确的教育方针还是狭隘的、错误的教育方针？作为国家，办教育不是就为了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吗？而既然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那么作为培养机构的学校难道不是应该招收那些读书成绩好、而道德上又无大错、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吗？为什么要以学生的家庭出身成分来定录取与否的标准呢？作为学生，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过去因为社会贫富限制了很多穷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这种现象不公平，要改变。共产革命声言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确实也帮助了很多穷人子弟上了学校，但为什么同时又要剥夺其他一批人受教育的机会呢？难道这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都没有可堪造就的资质吗？这种教育方针岂不与他们宣示的“解放全人类”目标背道而驰的吗？对于中共这样的政策，我只能认为他们的所谓“革命”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而仅仅是为了他们这一批人，或所谓的“无产阶级”翻身得利。他们把受教育看成是他们应享的特权和优先权。与此同时，为了保住他们通过“革命”夺得的江山“永不变色”，他们害怕被他们打倒的阶级的子女通过受教育走上各种领导或重要工作岗位，会慢慢蚕食他们的政权；甚至害怕这些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因为受了教育变得“聪明”起来，会识穿他们这个政权的性质、识穿他们宣传的骗人把戏，会危及他们政权的稳固，于是干脆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实行愚民政策。我想，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教育政策的真谛。

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