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耀

陈伯达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阴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刚拿起碗吃饭，突然电话铃响了。

他放下碗去接电话，听对方说完，他放下电话自语道：“怎么会呢?”老伴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了几句。老伴说：“那你和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饭。保春一进门就急匆匆地说：“告诉你，陈老头去世了……”文耀一怔，忙问是何时去世的。

保春说：“是公安局的老萧刚来电话说的。不巧的是晓农今天上午去石家庄看他母亲去了，只有兰华在家。怎么这样突然，上个星期咱们去看他时，他身体、精神还挺好的。你快吃饭，完了咱们去一下。”文耀说：“不吃了，咱们走吧。”

我们俩一路紧着骑车，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兰华和孩子。兰华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着述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头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晓农走前，去陈屋里看过几次，想告别一下，可每次见陈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刚找出的毛裤放在陈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门走了。

陈起床后即连声说冷，一边问：晓农走了吗?兰华说：他走了，他去您屋里几次，见您睡着，就没叫醒您。中午吃饭时，陈在过厅吃，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忽听到过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都发紫。

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

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陈大夫说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

兰华说，她当时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住地派出所长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将陈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我们听了兰华的讲述之后，又去住在对门的公安局萧键同志家中，听他说了抢救陈的过程(他和兰华讲述相同)。当天晚上8点15分，我们离开了陈宅。

将陈伯达去世情况告知领导同志

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现在陈已经去世了，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因此我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

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已是晚上9点钟了，他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这样晚了来，有些诧异。当我们将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他半晌没说话。待了片刻，他慢声地问我们：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们答：85岁了。

他说：他什么时间出的院?

我们说：今年春天出的医院。

他说：从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他还写了些东西吧?

我们说：可能写了些东西，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而是从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不知写了些什么。

他转了话题说：告诉晓农，处理后事，不要提什么要求，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还是什么地方?家属可斟酌一下。家属都应通知到。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刘生了两个孩子吧?

我们说：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还给周总理看过，不知算不算数。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受了惊吓，不敢再与陈联系。

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

我们说：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还有两万多。听晓农说，这些稿费85年已发还了。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但小弟没要，让给了晓农。晓农工资低，兰华为照顾陈，又留职停薪几年，经济较拮据，发还稿费就好过些，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用去一些钱。

领导同志还问道：陈伯达那里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没有?

我们说：没有几篇，他原来的书，连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后一直没有发还。

领导同志说：他在延安时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几本书，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他的《论谭嗣同》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们说：他一直想要这几本书，可是原有的书未发还，这几本书现在市场上又买不到，一般图书馆也不让借阅。我们只好从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图书馆给他借了几本，是批陈整风时编辑的，1974年印刷的，书名叫《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动言论集》，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约编了20多个分册，是供大批判用的。我们借出了很少几册。陈看了目录以后很高兴。他说自己都收集不了这么全。

领导同志说：在延安写的怎么能说是反动言论？就是在白区写的也不能说成是反动言论呀!

谈了大约一小时，我们就离开了。

丧事的筹办

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陈晓农说文史馆(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

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

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

25日在保春家中，几个人按照文史馆向晓农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

1、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自愿参加；

2、准备一张遗像照片；

3、老人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

4、送花圈、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

大家商量之后，马上分头准备。

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平时不喜照像，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

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

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曹永和的帮助下，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并帮他准备了其他事项，夜里10时许才返回家。

遗体告别

9月28日早上，最先来到八宝山的文耀、志敏和露菲打听到指定的告别室，是八宝山殡仪馆西边旁门内，编号第一的告别室，面积约有一问教室大小。前边一位告别仪式正在举行，待他们举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整理场地，这时北京市文史馆的人也来了。

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推到化妆室里排队。由于前边排队待化妆的遗体不少，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的说了陈的名字。

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让垫在陈的头下。

遗体修饰完后，耿军和陈钢帮着晓农到院子里找了两块合适的砖头，垫到陈的枕头下，换下了姚老的棉背心。

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

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爸爸安息吧”。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

告别室内气氛肃穆，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失声痛哭时，全场一片恸哭声。

白发苍苍的史立德同志和拄着拐杖赶来的张楠、王拓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缓慢地走在前面，向陈的遗体告别后，走到花圈跟前同陈的家属晓农、岭梅、兰华及陈的孙子握手表示慰问。

洪禹、姚黎民、马关、史凤歧等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露菲同志和我们俩，以及李景如、郝志敏等十来位曾接近过陈的同志。

还有北京市文史馆的同志等，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和朝阳医院的大夫，也都分别缓慢走过陈的遗体，向陈的家属表示慰问。

参加遗体告别的人中，有的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如走在最前面的史立德同志，他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就自己来了，并在留名册上签了名。

2000年他去世后，我们从当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吕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曾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抗日战争中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洪禹同志原准备与爱人叶茵一起来，因叶茵病重，只能自己来。洪禹告诉晓农，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特务受审查时，是陈伯达向毛泽东转交了他的申诉信，并促毛亲自写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审查的人都得到解脱的。

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已被收进《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洪禹郑重地代叶茵在留名册上签了名。洪禹同志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国改革报》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还有三位远在外地的老同志，听到陈伯达的死讯，打来长途电话，托他们认识的同志代他们在留名册上签名，并给陈晓农发了唁电。

告别后，陈的遗体在他的儿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缓缓地从告别室送到火化炉旁，排队等待火化。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和一位帮助办理此事的同志谈及陈伯达。他讲，医院大夫问他怎么看陈，他答道：“我认为陈有功有过，功、过分开，他还是做了不少事的。”说完他极小声地对我们耳语道：“大夫对我讲，陈老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呀!”

告别仪式中，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就这样完了!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而他就这样走了。”

陈伯达去世之后，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就进行了报道，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一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

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

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