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二十八）——疯狂的一九五八年（之四）

二十八，疯狂的一九五八年（之四）

以上，我简单地说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这三大运动的情况。但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必须要说一说。那就是出现一九五八年种种疯狂运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为了让中国迅速强大起来，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快点让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当然，这样的愿望我不说一点也没有，历史上再荒淫无道的君主也少有不希望自己治理的国家不繁荣富强而是贫穷落后的，所以即使有，这个愿望也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更后面的。因为毛泽东虽然嘴上常常挂着“为人民服务”这些漂亮话，其实统统是在做秀，是为着蒙骗人民的。人民在他心中其实没有多大份量；人民只是他用来完成他的“伟大革命目标”的工具。这样的事实很多，下面我举二个例子即可证明：

一个例子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兼祝贺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十八日的大会发言中他对各国共产党代表大谈他的原子战争观。他说：“現在還要估計一种情況，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坏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党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氫弹。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辩论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战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國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過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億，一定还要多。我們中國还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們也只有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635-6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毛泽东说这番话要表达他什么样的意思呢？第一，如果帝国主义要打核子战争，我们就跟它打。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但苏联有，所以不用怕。当然，如果苏共领导不肯与帝国主义打原子战争，那就证明了他们怕帝国主义，怕死，也就证明了他们是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这么说实际是在将赫鲁晓夫的“军”。第二，打仗要死人，但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即使全世界人死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也是值得的。因为到那时“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而死掉的人口“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会多。”仔细体会这番话，让人毛骨悚然。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如蝼蚁，人命不值钱。打原子战争即使死掉几亿、十几亿人也无所谓，换来帝国主义被消灭，值得。那么毛泽东自己是否不怕死呢？不是的。其实这番豪言壮语后边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再怎样摔原子弹，也死不到他头上。此话怎讲呢？因为他自信他有足够的防护措施可以确保他的生命安全。据我所知，早在他发表这个讲话的前几年，“抗美援朝”的时后，志愿军空军为了确保指挥部的安全，在中朝边境的丹东挖空了两座大山，修筑了一个地下指挥所。以此推测，我不信北京反倒没有这样的地下庇护所。文革时我们都知道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所设在北京西山，大山之下的防空设施深入地下一百多公尺，可以抵挡原子弹的冲击波和辐射。此外还有地道四通八达，据说西山的地下通道可直通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所以我相信毛泽东在说这些话时，他是确信即使发生了原子战争，即使原子弹炸了北京，也是炸不到他的。也正因为他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可以藏身，所以他才敢大言不惭地说出这样毫无人性的话。据说当年毛泽东的这番话一出口，就震惊了全场。与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中不乏也有极左思想的，但对毛泽东那样的观点也难以接受。所以，像这样一个对生命如此轻蔑的独夫狂徒，怎会将人民的福利摆在第一位呢？如果有人真相信他发动大跃进是为了人民谋福利，那是会笑掉人大牙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跃进”失败后全国大饥荒，仅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四千多万，其中大多数是直接被饿死的。河南、安徽、西川、甘肃、湖南、山东等地还都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在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开始严重以后，为了自救，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省份的农村基层，就出现过包产到户的现象。但在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中都被压下去。一九六一年，农村又自发出现包产到户的现象。此时是刘少奇在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研究后都认为包产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应阻止。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陈云先后向中央提出重新分田到户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得到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支持。刘少奇也同意这个办法，准备向下推行这个政策。据刘少奇儿子刘源说，当刘少奇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时，毛泽东一见刘的面就狠狠地训斥刘，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毛泽东不听。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等领导对挽救饥荒的措施说成是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予以严厉批判。他向全党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暗示凡提倡“分田单干”的人就是代表了地主、富农阶级利益，在向社会主义进攻。

是毛泽东听不懂“人相食，要上书”这六个字的含义，掂不出这六个字的份量吗？当然不是。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自诩要超过历史上所有“伟大”君王，秦王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他眼里，如果真的被史书书上一笔，说“毛泽东时代发生大饥荒，人相食”，他的颜面将何在？可他又怎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呢！他自有他的考虑：只要他抓住权力不放，不下台，谁也奈何不了他。以中共一贯的对舆论控制的严密，造谣瞒天过海本领的高强，他自信可以将这些事统统湮没在历史迷雾中不留痕迹。而当时毛泽东责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目的就要刘少奇顶住这股分田到户风,坚持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因为农业集体化也是涉及他一生功业的一件大事。在这件事上他是绝对不肯让步的。然而，他要刘少奇“顶住”的“单干风”背后，难道不正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命吗！为了他的个人功业，置千万人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人，你能相信他发动“大跃进”是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

那么，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呢？这要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说起。斯大林未死之前，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共产阵营中威望崇高，毛泽东即使心有不服却不敢公开表示。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接班，毛泽东就开始公开表示对赫鲁晓夫的轻蔑了。也许在他看来，无论比资历、摆功绩，赫鲁晓夫都无法与他相比。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因为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是共产主义的“祖师爷”，地位无人可以比拟；列宁、斯大林因为领导“十月革命”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因此地位崇高，可他赫鲁晓夫算什么东西？他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入的党，怎能与他领导世界上第二个大国革命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绩相比？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就存了一个要取代赫鲁晓夫做国际共产阵营“头”的想法。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不是看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是不是事实，而是觉得他抓住了赫鲁晓夫“叛变革命”的把柄，找到了反对赫鲁晓夫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切入口。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公开表示不同意赫鲁晓夫的立场，把斯大林对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难免会犯的“错误”，肯定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再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含沙射影地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并由此开启了最后把赫鲁晓夫和苏共打成“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长期斗争。

当时，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独裁和大国沙文主义罪行，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人民反对共产独裁制度的民主运动。毛泽东又将此作为考验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能力的好机会。一九五六年十月，当波兰民主运动达到高潮，苏共出动军队准备镇压时，中共强硬表态反对镇压，说这是人民民主运动，中共将坚决站在波兰人民一边。结果苏共就此撤军罢手。可是，紧接着当匈牙利也同样出现民主运动，苏共鉴于处理“波兰事件”的教训，对匈牙利的民主运动抱不干涉态度时，中共又出来指责，说匈牙利出现的不是民主运动，而是反革命暴乱，苏共必须出动军队予以镇压。结果苏共又乖乖听命。其实，中共说匈牙利的民主运动是反革命暴动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兰、匈牙利两国发生的民主运动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反对斯大林的独裁，反对苏联对他们国家的民族压迫。当时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情况分析，都是对匈牙利民主运动正面的评价。毛泽东坐在北京中南海，没有实地考察，也不尊重驻外使馆发回国的报告，凭空想象，把波兰的说成是民主运动，把匈牙利的说成是反革命暴乱，这纯粹是毛泽东在戏弄苏共，试探赫鲁晓夫的能力。而经过这一轮试验，毛泽东更不将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放在眼里了。

其时，苏共正在筹备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即上述毛泽东亲自参加的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大会），因为波、匈事件的挫折，威信受损，筹备行动有点困难。毛泽东就试图趁机夺取苏共在共产阵营的领导地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苏联、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六国，企图拉拢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中共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一九五七年一月中旬，彭真到达南斯拉夫。其时周恩来也正在苏联访问，毛泽东就要周恩来从莫斯科打电话给彭真，要彭真单独约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向铁托提出由中共和南共联合发起召开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世界共产党大会的建议。毛泽东为什么要拉南斯拉夫一起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呢？因为铁托与苏共有矛盾，而且铁托在东欧各国有很高威望。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南斯拉夫是铁托在二战中靠自己的力量解放的。如果毛泽东拉铁托一起筹备大会，成了，当然要以中共为主；不成，也可将南斯拉夫做挡箭牌。这是毛泽东的如意算盘。然而铁托也是老资格的政治领袖了，在听了彭真的提议以后，铁托立即明确加以婉拒。毛泽东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但铁托的拒绝也使毛泽东明白到，看来现在就想取代苏共在国际共产阵营的地位，时机还不成熟。但他还是要杀杀苏共的威风。于是他一面告诉苏共，苏共仍是国际共产的“头”；另一面，从不肯出国门的他平生第二次跨出国门到莫斯科去参加大会。他要到大会上去“亮相”，施展他的“风采”，为今后争夺国际共运领袖宝座争取更多拥戴者。

这次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与会的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毛泽东亲自参加这次大会，除了要在国际共产阵营中亮相造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与赫鲁晓夫“别苗头”。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走“议会道路”观点，大讲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不用因害怕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而放弃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仍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尤其，他针对赫鲁晓夫害怕核子战争的观点，故作豪言说了那番中国不怕原子战争，全世界人死掉一半还有一半的话。赫鲁晓夫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知道毛泽东亲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来者不善。可能也是为了杀杀毛泽东的气势，赫鲁晓夫在十一月六日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大会上，提出了苏联在今后十五年内，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的目标，变相以苏联的经济实力向中共示威。果然，毛泽东一听当场就坐不住了。他认为这口气必须要争。当时，坐在他旁边的是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毛就对哥穆尔卡说：“再过十五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可是哥穆尔卡当场甩他的脸，冷冷地回答说：“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挨了这一记“耳光”，窝了满肚子气，不等回北京就指示国内为“大跃进”造舆论，并公开喊出了“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口号。可能他当时的想法是：国共内战时他用“人民战争”的办法三年就打败了蒋介石，搞生产难道不可以同样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取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文章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此后经过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和三月的成都会议，经过毛泽东带头力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到五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气氛、声势已经形成。于是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然后，在“大跃进”的声势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炼钢”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所以追根溯源，所有这些发疯似的运动都是由毛泽东的个人野心派生出来的。

“大跃进”失败后，鉴于形势的严重，中共中央常委会在一九六零年八月十日“北戴河会议”结束时宣布毛泽东因病“休息”，由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毛泽东担心从此失去权力，就紧紧抓住“反修”这面大旗不放，对外升级与苏共的论战，对内强调“阶级斗争”，先后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藉此，毛泽东不仅从刘少奇手中夺回了中央大权，而且还想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奠定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块里程碑”的地位。可惜事与愿违，毛泽东的野心到头来终究是黄粱一梦。文化大革命搞得天怒人怨。一亿多人受到冲击，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到“林彪事件”以后，反文革的力量已成为国内政治的主流。“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就是当时民心的反映。等毛泽东的气一咽，他老婆江青就立刻成了阶下囚。曾经风靡一时的“雄文四卷”和“毛主席语录”很快成了人们清理垃圾的废纸。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连社会主义阵营也瓦解了，可见毛泽东生前孜孜以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块里程碑”，是何等的虚妄！然而，中国人民因为毛泽东、共产党的统治，却无端经受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许多苦难。

202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