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三十）大饥荒的岁月（下）

三十，大饥荒的岁月（下）

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延续数年的这场大饥荒，使中国六亿多人集体挨了几年饿，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四千万，许多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事，实在是我们国家、民族几千年历史上少见的一场大灾难。对于这样一场大灾难，我以为凡中国人都有权知道这场大灾难发生的原因，有权知道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应对这场灾难的？然而可悲得很，中共至今仍在隐瞒这场大饥荒的原因。甚至当许许多多中外专家学者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还有许许多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已经把这场大饥荒的原貌、发生饥荒的原因，大体上勾勒了出来并呈献给了世人，中共仍坚不表态承认，而是继续一以贯之地欺骗世人，以致有些中了中共宣传之毒的人，反认为揭露这些真相的人都是为了“反共、反华”而故意制造的造谣。对于这些人，我很想劝他们去看看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这是我见过的、对这场大饥荒资料搜集最全面、最详尽，同时也是最可信的一部著作。里面不但有当年全国各地大饥荒真实的悲惨情况，也有那些年全国各地的气候和水文资料，足以证明这场大灾难完全是人祸造成的。只是我不清楚在中国大陆的人有多少能看到此书。因为此书在大陆好像没有正式出版的，但有盗版的。杨先生能收集到这么多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与他当时具有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身份有关。别人即使也有如杨先生那样的如椽大笔，也很难写出那样的书来。我个人认为此书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丝毫也不亚于前苏联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一部传世之作。我还深信有朝一日当中共和毛泽东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时候，此书将成为一份极具份量的起诉书。

作为这场大饥荒的亲历者，全面地揭露和分析这场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谈几点我的看法：

第一，这场大饥荒不是因某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一系列错误造成的。这些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和蔑视人权的本质，这是造成大饥荒最根本的原因；毛泽东为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从个人野心出发发动“大跃进”、“大炼钢”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大跃进”违反社会生产规律，共产主义不合人性，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五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不仅是造成大饥荒、也是造成国民经济大倒退的原因；“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所谓“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事件”及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使“极左”路线变本加厉，更加重、加深了饥荒的程度；一九五八年普遍的虚报粮食高产，带来“高征购”的后果，而为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许多地方出动民兵搜掠农民口粮，使原本就已开始的饥荒雪上加霜，造成了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恶果；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的自主权，也使民间粮食的流通断绝，在这样一个由中央最高层严密控制从而僵化了的社会中，不仅使民间自救不可能，也使广大农民在饥荒面前束手无策；蔑视人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颜面重要过人命，使不少地方干部面对灾情不是积极救灾，而是隐瞒灾情，非但不开仓赈灾，还封锁道路不准灾民逃荒自救，任人民自生自灭；在国内已经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反修大业”并显示其所谓大国领袖风范和骨气，不惜从人民口中夺粮，主动提前偿还对苏联的欠债，同时还要增加对所谓“亚、非、拉人民革命”的援助，也使灾情雪上加霜；等等。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重要的错误是中共的独裁本质和毛泽东的个人野心。

第二，中共是何时提出“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说的？就我个人的记忆，在灾荒最严重的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这三年中——也就是中共后来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共对何以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饥荒，基本上什么都没向老百姓解释过。在这三年中，中共告诉老百姓的都是又取得了比上年更大的丰收，即使提到灾情也是轻描淡写,对老百姓的要求仍然是“继续跃进”。解释是一九六二年后才开始有的。当时中共开始抛出“三年自然灾害”说和“苏修逼债”说，把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咎于老天不作美和“苏修”反华这两个原因。此后，这两个解释就成为中共对这场大饥荒原因不变的唯一解释。

因为事隔多年，我这个回忆究竟正确不正确呢？为此，我找来《人民日报》一九六〇、六一、六二这三年的元旦社论和头版头条消息来帮我作证。因为作为“元旦社论”，一般其主要内容无非两个部分，一是总结上一年的成绩、教训，二是展望或布置新一年的任务。在这个总结和展望中，执政者未必会说真话，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执政者的执政意图。一九六〇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展望六十年代》，头版通栏大标题是“实现一九六〇年的更好跃进  实现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在“元旦社论”中，中共虽提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遇到过“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但强调的是“就全国来说，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也就是说，这些自然灾害并未造成粮食减产，更没有造成饥荒。因此我还记得，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中共拼命宣传的是“一九五九年是更大的跃进年”，而下半年宣传的重点则是“反右倾，鼓干劲”，“用更加辉煌的成就，迎接建国十周年”。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多谈自然灾害的话，都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和“右倾”的。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头版通栏大标题是“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一九六一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一九六一年世界和平事业的新胜利！”头版头条消息是《中苏两国领导人互致新年祝贺——祝中苏友谊万古长青，祝在保卫和平和建设事业中取得新成就》。在社论中，中共盛赞苏共，说“在过去的一年，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达成裁军协议，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且坚决地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威望有了迅速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若说中共会向全国老百姓灌输反苏的“苏修逼债说”，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中共的宣传口径突然变调了，不再提“更大的跃进”和“连续跃进”了。《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说：“一九六一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连续第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粮食方面取得了较一九六〇年为好的收成，只是棉花和一些其他经济作物比上一年歉收。”我想，这大概就是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说”的出点。但其基调仍是报喜不报忧，对国内极其严重的饥荒只字不提。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开始在民间散布“苏修逼债”和刁难中方的各种传言。如当时我听到的一个传言说，中国出口到苏联的苹果苏方会用一个圈圈套大小，比圈圈大或小的都不合规格；一车皮苹果有几个不合格，整车皮苹果统统当垃圾倒掉。其他农副产品也一样。传言还说：你苏联认为这些苹果不合格，可以退回给中国，我们中国人可以自己吃啊！可他们就是不肯退。可见“苏修”确是在刁难我们，可恶之极。到了这年年底，中共就开始了对苏的公开论战。

上述这些证据，基本上证明了我的记忆是正确的。中共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这三年中，隐瞒灾情，欺骗人民，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毛泽东领导正确的形象，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正确。一句话，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然而一九六二年后中共大力宣传所谓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是否说了真话呢？否，仍然是在欺骗人民！他们的目的是在推卸中共对大饥荒的罪责，同时转嫁责任，煽动人民仇恨苏联，以服从毛泽东“反修”斗争的需要。事实上，那三年中全中国并无特大的自然灾害,苏联也没有趁机逼债。反倒是毛泽东为了“反修”，觉得仍欠着苏联的债腰杆子不硬，主动提出要提前还掉欠债。关于这两点，文革以后已经有太多的资料证明，已不需我再来饶舌。特别是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就我见过的有关回忆资料不下几十种，这些资料都说到他们那个地方当年饿死了多少人以及怎样死的，但都没有提到当地发生过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收集的全国气象、水文资料，也证明这几年是属于正常年份。而所谓“正常年份”，并不是指一点自然灾还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东边日出西边雨”，北方干旱南方涝，每年局部地区有一点自然灾害是正常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机制是健全的、有弹性的，再加上国家的正常运作，一方有灾八方支援，是绝对不会造成全国性的、而且连续好几年的大饥荒的。所以，把大饥荒的原因推到老天头上去是毫无道理的；推到“苏修”头上更是冤枉的。

第三，关于这场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众说纷纭，多的有说五六千万的，少的有说一二千万的，也有干脆不承认有饿死人的。一般推算在三千多万至四千万之间。我根据中共公布的历年人口统计数字也推算过一个数据，在一九五九至六一这三年中，因不正常死亡和出生率降低，人口数字比正常年份应有的人口数减少了四千五百万左右。所以那些推算在三至四千万之间的数字，应该不太离谱。但是，这终究不是权威的数字。而这麽多专家学者都拿不出确切数字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原本应该是公开的、正确的人口统计数字。这是中国政府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责任。是中国没有做这方面的统计吗？不是的。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中共很快就建立起日益严密的户口制度，对所有城市、乡村的人口都有详细的登记和统计。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不肯公布这个数字，或公布的是经过“修饰”的假数字。所以后来中共发表的《年鉴》里面公布的各项统计数字，其可信度都是有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一年底那个时候，当时的中共国务院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部长贾启允和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他们三人曾经对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进行过专项调查。他们将调查结果上报给总理周恩来。可是周看了后立即下令要他们把调查资料统统销毁。因为不放心，隔了一个星期他还特地追查了一次，问销毁了没有。就这样，这个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就此被“毁尸灭迹”。时隔多年后，三人中的周伯萍还在世，《墓碑》作者杨继绳曾采访过他，问他当年调查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周伯萍只笼统说了“几千万”，却不肯说确切的数字，还斥责杨继绳查这些干什么。显然，尽管周恩来已去世多年，周伯萍还在坚守周恩来立下的规矩。现在又是好多年过去，连周伯萍也已去世了，想要知道这个确切数字更加困难了。不过我想，只要公安部门仍保留历年原始的人口统计资料而没有被销毁或篡改，那么有朝一日还是有可能让大饥荒饿死人的确切数字大白于天下的。

第四，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冲破毛泽东设下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框框，大胆地说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很不容易的。由此，他得罪了毛泽东，种下了文革被打倒迫害致死的祸根。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必须要指出：那就是刘少奇这话是在党内对中共的高、中级（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们说的，不是对全国老百姓说的。所以，他这话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事实上这话直到文革他被打倒整死也没有向老百姓说过。老百姓知道这话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把刘少奇这话当作反毛的罪状通过红卫兵抛出来，这才知道的。一九六二年中共抛出“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说来欺骗人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正是刘少奇，还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因此炮制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说的很可能就是刘、周、邓他们几个。退一步说，这个谎言即使不是他们炮制的也是得到他们同意的，这才能在政府控制一切舆论工具的情况下将这个谎言传遍中国，并且这个谎言非但不受到政府的追究，反而成为此后几十年中中共对发生这场旷世难见的大灾难唯一的解释。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个谎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有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了：如果说毛泽东要对人民隐瞒大饥荒的真相而炮制出“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谎言，这不难理解，因为他就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可是刘少奇他既然对毛泽东掩饰灾情的态度有不同看法，认识到这场灾荒主要由人祸造成，为什么同时又要向人民隐瞒真相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内外有别”？如果说是因为“内外有别”，那么谁是“内”，谁是“外”呢？如果说这个“内”和“外”是以中共党员和非党员来区分的，那么刘少奇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有没有传达到全党呢？还是仅仅在这七千人的小圈子里边呢？至于那个周恩来更其荒谬，竟然下令销毁大饥荒饿死人的证据。显然，这样的证据他是连“党内”的人也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所以，所谓“内外有别”不过是中共高层一小撮为了他们的私利，向人民和广大基层党员隐瞒他们错误甚至罪行的藉口。“大跃进”虽然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但是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员干部的跟风起哄，也是搞不大的。从中共在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扶植下诞生，一直到夺取政权、到文革、再到现在，近百年中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坏事。其中截至到文革以前，最大的坏事莫过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汉奸政策和发动“大跃进”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饥荒。这些罪行刘、周、邓他们都是参与其中的，而且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控制这个党但也依附于这个党。他们都已与这个党命运与共。因此这个党若一旦因坏事败露而被人民抛弃，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他们要一起来维护毛泽东，协助毛泽东隐瞒大饥荒真相的原因。

202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