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三十三）——杀狗运动和“除四害”运动

三十三，杀狗运动和“除四害”运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曾发动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如“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大运动，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或地方性的运动。这里就谈谈五十年代初的“杀狗”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除四害”运动。

“杀狗运动”进行时我还很小，大概在一九五一、五二年左右吧。在此之前，我们镇上有好多狗，既有有人养的家狗，也有野狗。这些狗常常摇着尾巴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我们小孩见了很害怕，远远见了就赶紧躲起来或避开它。但它们都很安全，除了咬人的狗，一般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去打它们，更不会有人去杀害它们。一到晚上，街上时不时会传来几声狗吠声。这是那些家养的狗，对接近它主人家的陌生人发出的警告。据说狗最忠心，不少人家养狗除了喜欢狗，也是用来防盗的。因此那时候晚上能听到几声狗吠声反而觉得安心，因为有狗在帮他们“站岗放哨”。但是“解放”后不多久，我们这地区就发动了一场杀狗运动。听说这是共产党从“老解放区”带来的习惯。当年他们“打游击”常常在晚上出没，狗吠往往会暴露他们的行踪，因此狗也就成了他们的“敌人”，誓要将狗灭光不可。一九四九年这批“老解放区”的干部随军南下，把这习惯也带到了我们“新解放区”。

“杀狗运动”进行时最高兴的当属镇上几个“无业游民”了。我所以称他们为“无业游民”是因为他们都无正当职业，衣着破烂，常在街上东游西荡，在当地镇民眼中他们是介于“乞丐”和“泼皮”之间的人，看不起他们但又有点怕他们，大多对他们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在这场“杀狗运动”中，这些人充当了主力军。一天到晚，他们一手提一个铁丝圈，一手拿一个铁锤，在街上四处巡逻捉狗。他们是如何捉狗的呢？有一次我在“圣堂”前玩耍，正好看到一个“游民”捉狗的过程。那时候因为天天有狗被捉被杀，狗也是有灵性的动物，许多都躲起来了。但那天这条狗也许是因为饥饿，竟然走到街上来，正巧被一个“游民”看到了。那条狗大概也认出这个游民对它是个危险，想躲避已来不及。只见那游民赶上一步，准确快捷地将铁丝圈往狗颈上套去，当那个铁丝圈套上狗颈后，那个“游民”就猛地将铁丝圈抽紧提高，狗的上半身就被提起离了地，然后另一手拿的铁锤对准狗头猛力一击，那条狗仅来得及呜咽了几声就没了声息。于是那“游民”就一手拖着狗逍遥地离去。我那时因为好奇心重，就远远地跟着这人一直走到一条叫混堂浜的后面、一条已经荒废的、平时没人经过的杂草丛生的小巷里，看见小巷深处还有两个游民正在那里杀狗。他们把狗吊在一根树桩上，正在剥狗皮。旁边还有一口大铁锅，估计是准备煮狗肉的。我想这条被套住的狗，等一下估计也是这样下场了。这些游民一天要杀好几条狗，自己是吃不完的。听说这些狗肉煮熟后，部分会卖给镇民。我们当地没有吃狗肉的习惯，但听说狗肉很香，在我们那儿狗肉也叫“香肉”，因此不排除会有人去问他们买来吃。

经过这场杀狗运动，此后差不多三十年间我们镇上见不到一条狗。记得在那次“杀狗运动” 后的第二或第三年，那时我还正在读小学二年级，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在操场上玩，忽然发现学校后面的农田田埂上有一条狗一样的动物，不知从哪儿跑来的。这匹动物身材颇高大，一身黄色的皮毛在阳光照耀下金灿灿的，显得格外高大威猛。学校中好多老师、学生都远远看着不敢走近。有人说是狗，也有人说是狼。但我们这儿是平原，而且从来没有狼，所以我想应该是狗。因为很长时间不见狗了，弄得大家也怀疑起来，吃不准这究竟是狗还是狼了。那狗看到有这么多人看它，先是站着不动，也盯着我们看，但突然间转头就跑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狗成了盘踞我心头的一个疑问，久久无法解开。我一直想，如果这是条狗，别的狗都被杀了，何以它没有被杀？是因为它生得高大威猛，人们不敢杀它？还是因为它聪明，总是能躲开危险？这些年它藏在哪里？以什么为生？它从什么地方来，又去了什么地方？啊，但愿不要被人逮住啊，逮住了就没命了！到以后，再见到有人牵着狗在街上走，那已是文革后八十年代的事了。

以上说的是“杀狗运动”，接下来说的是“除四害运动”。“除四害”最初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来的。《纲要》第二十七条说：“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纲要》公布后“除四害”没有立即成为实际行动，要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不过，这个《指示》中的“四害”，臭虫已被排除在外，换成了麻雀。按理说，这苍蝇、蚊子、老鼠和臭虫都是人人痛恨的东西，除掉它们是人心所向。但什么原因竟被麻雀顶替了臭虫的地位，也成了必须消灭的“四害”了呢？据当时中共的说法，说根据科学家研究，一只麻雀一年要吃掉多少斤稻谷，全国估计有多少亿只麻雀，合起来被吃掉的粮食就有多少亿斤。当时有句话，据说是毛泽东说的，叫“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又有一句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努力推广农业合作化，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合作化可以促进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他还大力提倡种植“双季稻”，也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而一只麻雀一年要吃掉这么多粮食，不除掉它，岂不是人们辛辛苦苦增产的粮食都白增了？所以非消灭不可。

那么当时“除四害”是怎么除的呢？先说除苍蝇。那时候无论大人、小孩，几乎人手一只苍蝇拍，见到苍蝇就拍。拍到的苍蝇要放在空的火柴盒或空的香烟壳中，每天上交街道、学校。拍到多少苍蝇都要计数，一天必须上交多少只苍蝇才算完成任务。当时很多大人小孩都不太懂卫生，拍到苍蝇都是用手去拿来放火柴盒中的，抓了苍蝇也不洗手。只有少数讲究的才会想到用竹筷劈开做成镊子去捡。

除蚊子，除了家家户户都要检查自己家的院子、天井，把露天放的坛坛罐罐里的积水倒掉翻转放，地上不平有积水的要填平，不给蚊子有产卵的地方；此外还每天傍晚焚烧“六六粉”杀蚊。“六六粉”是街道分发的，每户按地方大小给一包或几包，基本是每一间可以密封的房间焚烧一包。当时很多人家有铜的脚炉或手炉，实在没有的可用瓦罐等物，先在脚炉内放一些废纸、薄的木片等易燃物，然后把“六六粉”纸包打开放在上面等待烟熏杀蚊。到了傍晚统一时间，一般此时都已吃过晚饭，街道干部一声令下就一起点火焚烧“六六粉”。统一杀蚊时间的目的，是为了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不使逃逸的蚊子有别的藏身之处。因此到了傍晚统一点火灭蚊时，家家冒烟，村村冒烟，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大火灾。后来不烧“六六粉”了，改成烧“敌敌畏”农药。这个毒性更强，据说灭蚊效果也更好。灭蚊好像持续了二个夏天，到后来大饥荒实在太严重了才停下来。用农药杀蚊果然是有点效果的，那个夏天的蚊子确实少了不少。但是，其不良后果也慢慢呈现。从六十年代初起，发现癌症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当然，癌症病人多起来也不全是用农药杀蚊造成的，与那时越来越多使用农药杀农作物病虫害也有莫大关系。

灭老鼠没有像灭苍蝇、蚊子那样容易。除了养猫人家，一般人家灭老鼠就靠放灭鼠夹板，因此家家都要买几个夹板来灭鼠。一旦夹到老鼠，只需把老鼠尾巴剪下来上交街道就可以了，没有硬性规定的任务。

灭以上“三害”要兴师动众，但最大阵仗的莫过于灭麻雀。麻雀会飞，反应敏捷，一般人很难抓到它。怎么办？不知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办法：用疲劳战术累死它，用“人民战争”的声势吓死它。据说麻雀胆小不经吓。具体办法是安排人爬到屋顶、树上，或驻守在田头、旷野，布下“天罗地网”，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敲锣打鼓、高声呐喊、挥舞红旗，让麻雀飞在空中吓得不敢落地。如此几小时连续不停地飞，而且受到惊吓，麻雀就会支持不住而从空中掉下来。除此之外就是用枪打。为了满足运动需要，各地都赶制了一批使用黑火药和铁砂子的鸟枪。由于这些枪支大多是土法上马制造的，质量很成问题，常有炸膛或打伤人的事件发生。我们镇上有一个姓董的年轻人，原是“袁同济”药店的学徒，一天他去打麻雀，不料鸟枪炸膛，火药、铁砂从后膛喷出来都喷在脸上。练塘卫生院没有救治本事，马上送朱家角、上海医院抢救，人没死，但一张脸毁了。后来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再见到他，右边半张脸都是青紫色的，青紫色中还有数不清的黑色斑点，比《水浒》中“青面兽”杨志那张脸还要难看。还有那时我们农业中学挂名的校长，一天从公社出来，听见河对岸一棵树上有麻雀叫声，就急忙回公社拿鸟枪出来，对准那棵树就是一枪轰过去。不料那棵树旁边有一户人家，墙壁是竹篱笆泥糊的，铁砂射穿薄薄的墙壁，打在了屋内的人身上。幸亏这鸟枪本身力量不大，又隔了一层墙壁，屋内人只是受了一些外伤，不然被真的猎枪打中恐怕命也没有。

麻雀成为“四害”之一，据说是科学家的“研究”不够科学造成的。后来弄清楚了说麻雀虽然吃掉粮食但也吃掉不少害虫，两相比较功大于过，于是就给麻雀“平反”了。为了仍然补足“四害”，就又把“臭虫”补了上去。中共把除麻雀的责任推到了科学家头上。但是，我就疑心这些科学家怎么这么粗心，在解剖麻雀时竟然只发现麻雀会吃粮食而不发现麻雀也吃害虫？分不清究竟是害虫对粮食的危害大还是麻雀的危害大，对这个问题不做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蹩脚的科学家，只要稍稍具备一些科学研究的基本常识都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不是因为某种政治压力，这些科学家怎会得出这样不科学的结论！而据有关资料，当时却也有不少科学家提出过不同意见，但都被中共压下去了，有些还受到了批判。所以，把麻雀列为“四害”，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普遍的官僚主义和先入为主的偏见造成的。事实上，自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不单是文艺工作者要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所有各行各业的科研人员都成了中共手中的工具，科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上之所好，就成了科研的方向。往昔是“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现在是领袖抓粮食，麻雀成“四害”。若不是紧接着因为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而造成大饥荒的诸多原因中有一条与麻雀被大量消灭，造成虫害泛滥有关，恐怕麻雀至今仍是“四害”之一。

说起来，中共提出“除四害”，出发点不坏。与此相似的还有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提出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但做法大可商榷。一九五八年江西余江县上报中央说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兴奋地写了七律《送瘟神二首》，认为凭着发动人民战争，“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血吸虫病一定可以消灭掉。因此消灭血吸虫病与“除四害”一样，劳师动众，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苏德隆教授提出不同看法，说消灭一种生物是不可能的（大意）。结果苏教授受到批判。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证诸现实，许多已经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地方血吸虫病卷土重来。而苍蝇、蚊子等“四害”也至今没有消灭。看来苏教授的话是符合科学的。在这方面（仅仅在这方面），我不怀疑毛泽东的好心，但我总觉得他缺乏现代的科学知识，总是凭个人的意志蛮干，以为人定胜天，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但往往落个“劳命伤财”的结果。以我的看法，就目前人类拥有的各种手段，控制某种疾病流行或控制某种生物大规模繁殖，或许是可以做到的。但要人为消灭一种生物，真还很难，除非它是自然淘汰。

202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