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

 

中共建政初期的财政窘况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共的财政状况如何？一言以蔽之：入不敷出，赤字严重，物价飞涨，极端困难。

中共编撰出版的《李先念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经济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推进，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大批新增的国家军政公教人员和人民政权接收下来的九百万旧人员需要供给，重点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需要恢复重建，全国重点灾区的七百万灾民、城市中的四百万失业人员急需救济，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 （《李先念传 1949—1992》P124，《李先念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下面凡引自该书的文字，仅注《李先念传》和页数。）《陈云传》也说：“那时候（按：指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放战争还在广大的南方和西南地区进行，作战费用、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以及包下国民党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需要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这是在形势胜利发展中的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不能不面对如何稳定金融物价、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问题。”（《陈云传》P6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下面凡引自该书的文字，仅注《陈云传》和页数。）陈云和李先念是中共建政后最主要的两位财经领导人，他们的传记中都这样说，可知当年的财政困难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中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付这些困难的呢？概括来说，狂印钞票、大量增税和发行公债是“五反”运动前解决财政危机的三大法宝。

一，狂印钞票

从现有资料看，在一九四九年，中共解决财政赤字的手段主要是靠增发货币。据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的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说：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解放，他也进了北平。周恩来命他“先去见南汉宸，协助清查印钞票所需要的凹版机和纸张，计算印刷能力；同时按他的指示去见已先到北平的陈云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百分之十计算。陈云同志说：‘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币的印刷计划。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已为五十元和一百元，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当准备印刷五百和一千元的人民币，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 《李先念传》说：“在新中国成立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稳定金融，应付支出，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两个月内，人民币的发行量翻了两番。”（《李先念传 》P124。）

 大量发行钞票的必然后果就是货币严重贬值，物价腾涨。人民币始发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最早发行的人民币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几种。但不久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便就有面额二百元的人民币问世。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人民币面额最大的达到五千和一万元。即在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最高额的人民币币值扩大了一百倍。银行发行大面值的纸币无非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而市场需要又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蓬勃发展，货币流通量加大，需要大面额的钱币；另一种是货币严重贬值，物价腾涨，小面额的纸币已不能适应市场要求。中共在此时发行大面额的人民币，原因当然是后一种而不是前一种，与国民党政府后期的情形一样。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了五万元面额的钞票。钞票面额太大了，计算不便，因此中共不得不着手重新发行一套新钞，并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推出，将以前发行的钞票称为“旧币”作废。旧币与新币的兑换率是旧币一万元兑新币一元。这个兑换率所反映的事实就是：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发行人民币以来，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在六年四个月时间中，人民币贬值了一万倍。期间人民币贬值幅度最厉害的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前。这个贬值幅度，相较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从发行到停止流通，贬值超过二万倍，实在可称“难兄难弟”。记得我小时候看中共办的展览会，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卖一头牛的钱，过几天只能买回几盒火柴”。实在中共那时候的情况比之国民党也不枉多让，“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因为狂印钞票，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从一九四九年五月起，半年多一点时间中就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物价暴涨。对于这四次涨风，过去中共一贯的说法是因不法商人投机造成。但是，近年来也有些出版物比较地说了一些真话。据中共官方编著的《上海通史》说，上海的第一次涨风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当时，中共用人民币收兑了疯狂贬值的国民政府的金圆券。因上海市民深受通货膨胀之苦，对人民币缺乏信任，拿到之后或急忙购买商品，或从银元贩子手中买进银元保值。投机势力乘机炒作，银元价格一路飚升。“银元黑市价格，袁头从五月二十五日合人民币四百元涨到六月八日合人民币一千八百至二千元。银元的暴涨，带动物价上扬，从上海解放（按：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九日，物价上涨百分之二百四十七，大多数上海市民特别是工薪阶层蒙受了损失”。“从上海解放到六月上旬，一般物价上涨百分之二百七十左右，平均每天涨百分之十点九。”（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十二卷《当代经济》P34、35，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当时全国发生银元暴涨的城市不仅仅是上海一个。《李先念传》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武汉市物价两次陡涨，各种商品物价特别是银元价格扶摇直上。如以五月二十三日物价指数为一百，六月十七日则为四百八十四，上涨近四倍，银元上涨则近五倍；从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大米上涨了五倍多，布匹上涨了四倍多。”（《李先念传 》P125。）六月十日，中共用一个营的兵力包围银元交易的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二百多名交易商，并围捕街头的银元贩子，严禁民间私自卖买金银外币，才把这次风潮压了下去。

中共把第一次物价暴涨的原因归咎于投机商人，这是倒末为本。投机商人固然助长了涨风，但真正原因是人民之不信任人民币而信银元、信商品。而人民不信任人民币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币也因大量发行而在迅速贬值，是滥印钞票引起物价疯涨，从而造成人民宁信银元而不信人民币的。否则，若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信心自会建立，而银元贩子也无从炒作。因此，依靠暴力只能将通货膨胀的势头暂时地抑制一下。

            由于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即滥印钞票这个“病灶”并没有去除，因此十多天后第二次物价涨风又起。这次带头上涨的商品从银元换成了粮食。原因很好解释：既然存银元要被抓，那么就存粮食吧！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存粮也能保值。因为粮食供不应求，从六月中旬到七月底，一个半月内米价上涨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八。《上海通史》说“这次涨风的原因，首先是物资与货币数量的关系问题。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前方有几百万大军在南进，军费开支的庞大是可想而知的，后方还有政府开支，增发货币在所难免。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底为止，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二千八百亿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五、六、七三个月发行的，上海是人民币流通的主要区域之一，物价受到发行影响而上涨。”（《上海通史》第十二卷《当代经济》P36。） 所谓“物资与货币数量的关系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币发行量大大超过了物资供应量。

            第三次涨风发生在十月到十一月。这次涨风“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是解放后最严重的一次。”中共主管经济的陈云承认：“此次物价上涨，除部分地区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贵等等）外，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二千八百亿元，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到今天（十一月十三日）为止为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陈云文选  1949-1956》P29，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版。）三个半月内人民币发行量增加了五倍，币值焉能不大跌？物价焉能不猛涨？

            第四次涨风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二月。其中粮价上涨尤为突出。“中白粳米每石价格，一九四九年最后一天为十三万元，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为二十四万元，涨百分之八十四点六。”《上海通史》说：“这次涨风的原因，首先仍然是人民币发行增加问题。由于存在巨额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发行总额为一万八千九百亿元，十二月增发一万亿元，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发行总额为四万一千亿元。”也就是说，在不到二个月时间内，货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货币贬值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不能不影响到全国物价水平。”（《上海通史》第十二卷《当代经济》P40。）

            所以，以上四次物价疯涨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人民币大量发行引起的。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资料计算：一九四九年七月底发行人民币总额为二千八百亿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五、六、七三个月发行的，则五月以前的人民币总发行量还不到一千四百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币发行量达到四万一千亿。即是说：在九个月不到的时间中，人民币的发行量扩大了三十四点五倍以上，一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经过九个月只剩下三分钱还不到。中共如此狂印钞票，人民币何能不疯狂贬值，物价焉能不疯狂上涨？

宋云彬先生著有《冷眼红尘》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是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日记，内中对一九四九年和五十年代初的物价记录甚详。今我将书中在那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的同一商品价格摘录下来，做一比较，或可令我们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形有一比较感性的认识。

            小米：

1949年7月15日：“理发师朱君好谈论，为余言，彼每月可得小米三百斤，每月在北京饭店吃大灶两餐。”

1949年8月5日：“今日补发七月份全部薪水。小米一千零四十斤，以每斤八十八元折算，九万一千五百元，视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相差甚远。”

1949年8月16日：“会中发本月上半月薪水，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一百七十三元。”1950年1月5日：“阿庄来信昨日发薪（一月上半月），计小米五百二十斤，以每斤人民币八百二十六元折合”。

1950年1月19日：“下午领到本月份下半月之薪水，仍照原额发，计小米五百二十斤，每斤以八百四十元计”。

1950年2月11日：“因过旧历新年，向局方借米二百五十斤，以每斤一千二百十二元折合人民券”。

1950年2月23日：“今日补领二月份下半月余薪小米二百七十斤，评定米价一四六五元”。

1950年3月4日：“今日发薪，叶蠖生代为送来。评定米价每斤一五五六元”。

1950年3月20日：“局中发三月下半月薪，评定米价一千五百四十四元”。

1950年8月4日：“近来小米跌价，猪肉、白糖及其他日用品皆涨，每月收入不敷支出矣。”

以上小米价，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每斤八十八元，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每斤一千五百五十六元，七个月中上涨了十七点五倍。而且这还是中共政府发给工作人员的官定粮价，与市价还有一段差距。

            洗澡：

1950年1月15日：“赴松风园洗澡，费四千元。”

1950年1月29日：“赴松风园洗澡，费六千元。”

1950年2月12日：“赴松风园洗澡，费七千元。”

1950年2月26日：“赴松风园洗澡，费一万一千元。”

1950年3月12日：“洗澡，费万五千元。买五洲白酒一瓶，一万九千元。”

两个月不到，洗澡费贵了近四倍。

            理发：

1949年5月12日：理发一百十元，上次只六十元。

            烟丝：

1949年7月31日：赴安东市场买烟丝三匣，十天前每匣一百元，今已涨至二百二十元矣。

又宋云彬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的日记云：“今日以十元港币换得北海币四万八千元。北海币一百元值人民币一元。”三月九日的日记云：“居停主人（姓高，名富顺）送来鸡子八枚，情意甚殷，未便坚却，遂受之，与尊棋（按：刘尊棋，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英文《人民中国》总编辑。）谋，封北海币二千元，封面书《贺仪》二字，并署余等二人姓名，置一肥皂缸中，藉作答谢。”礼尚往来，礼物的价值一般相差不会太大。若按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换算，二千北海币等于人民币二十元，一枚鸡蛋的市价大约在二点五元人民币左右。而据我记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当时我们小镇上的鸡蛋价格，夏天一般在三百元、四百元一枚，冬天四百元、五百元一枚（以上价格均为人民币旧币，即一九五五年后新币的三分、四分、五分），则数年间鸡蛋的价格也上涨了一百多倍。

宋云彬是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其时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建国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处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他的工资（不计稿酬）是普通工薪阶层理发员朱君的三倍半，而且他们发的是按小米市价折算的工资，物价涨，他们的货币收入也涨。但由于他的工资是半个月一发的，按小米市价折算的工资仍追不上物价几乎天天上涨的速度，所以他也在叫：“每月收入不敷支出矣。”相对而言，不按小米折算工薪的普通低收入百姓，他们受害的程度应该要更深一些。而一般的工商业者也是如此。因为工商业者无论是按预接订单的价格生产，还是用商品出售后回笼的货币再去补充商品进行第二轮的销售，所得利润往往还抵不上通货膨胀的损失。

总而言之，中共用狂印钞票的办法来应付财政赤字，所费只是微不足道的纸张、油墨和一些人工而已。而这些货币投入市场以后，引起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要由广大老百姓来承担的。这个事实，中共自己是心知肚明的。所谓“投机商人”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说法，只是用来推卸责任和欺骗老百姓的。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陈云在其起草的《财经旬报》中承认：“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四万一千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二百一十四亿斤小米。这四万一千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五百万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陈云传》P656-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