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4）

“抗美援朝”突增大笔军事开支，令中共财政雪上加霜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韩金日成政权为了“统一祖国”，突然向南韩发动战争。十月，中共在毛泽东坚持下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先后派出了三百多万军队入朝参战，打了二年九个月的仗，但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志愿军才全部撤出朝鲜。战争需要大笔的经费，钱从何来？突然增加的大笔军费开支，对于原本就十分困难的中共财政，就如俗语形容的那样：“屋漏又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风浪”。能否筹措到战争经费不仅是攸关“抗美援朝”成败的关键，甚至关系到新生的中共政权能否稳固生存。

“抗美援朝”军费的开支有多大？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六十多年了至今没有一个可信的数字。有多种说法，差距很大。中共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说，中共在朝鲜战场上共花费了六十二亿元人民币。中共解放军军史专家徐焰、著名学者沈志华等人的著作也采此说。因此，六十二亿似乎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一直遭到广泛的质疑。而且，它与同样是中共出版的一些书刊，包括徐焰本人著作所透露的情况也对不上头。下面我们就试着来算算这笔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女士有一篇文章《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其中提到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仅十一、十二两个月军费支出估计要增加四亿元。请注意：这四亿是在原有军费基础上增加的部分，所以这两个月志愿军入朝参战所费的军费总额就肯定不止四亿。但这里我们姑且就算它四亿。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说：一九五一年“这一年，军事开支超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十，其中直接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同它密切相关的项目的又占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六十。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占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那么，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是多少呢？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提供的数字，一九五一年的国家财政支出是一百二十二点五亿元人民币。照此计算，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的费用在三十六点七五亿元以上。因此，加上一九五〇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增加的战费，志愿军入朝参战最初一年零二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战费就超过了四十亿元。

虽然，志愿军入朝参战打得最激烈是在五〇年十月下旬至五一年七月，这段时间也应该是人员、装备、物资损耗较多的时候。但此后战争又拖了好几年，战斗并没有完全停息下来。抗美援朝中打得最激烈的上甘岭战役，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和十一月间打的，志愿军在三点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入了十万兵力。抗美援朝中规模最大的阵地战是在一九五三年打的夏季反击战。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从五月十三日到七月二十七日，中朝军队共投入十二个军的兵力，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三次，中共自己承认的志愿军伤亡即达五万三千以上，可见战斗规模之大。如此看来，五一年七月以后的战争耗费也并不会比五一年七月以前的减少多少。甚或相反，由于战役规模的升级、使用武器装备的日益完善和提升，所耗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给养的代价也会更多。

再以志愿军入朝的数量来说，一九五一年入朝志愿军人数有一百十五万，一九五二年九十七万，一九五三年一百三十五万。在此期间中共将解放军轮流调往朝鲜以实战训练军队，前后入朝部队总数超过三百万。据一篇署名贺赛的文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何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五年后才全部撤离？》称：“一九五四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先后分三批主动公开从朝鲜撤离，一共撤出六个军共十九个师部队，其中一九五四年九月撤回七个师，一九五五年三月撤回六个师。另外，还秘密从朝鲜撤出了野战军六个、炮兵师五个、高炮师四个、公安师一个、铁道兵十个师以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时，在朝志愿军部队还有四十四万人。”此后，又有部分志愿军部队撤回，但到一九五八年留在北朝鲜的志愿军至少还有二十五万以上，其中陆军就有五个军，其他还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后勤等部队，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才全部撤回国内。这么多人在朝鲜，别的不说，光吃、穿、用就是一笔十分庞大的支出。 另外，为朝鲜战争服务的后勤人员光东北地区就有近四百万，直接赴朝的民工达到七十四万。（见《高岗传》P248。）这些人的开支要不要？这些开支应该不应该也算在朝鲜战争经费内？

所以，如果中共用于整个朝鲜战争的费用真的只有六十二亿元人民币，那么按《周恩来传》的说法，除去了一九五〇年两个月和五一年的战费，其余差不多七年的战费总共也不过花了二十亿元，平均下来一年只用了二亿多不到三亿元。这可能吗？这一点钱不要说支付枪支弹药等费用，就是光供应部队吃、穿、用也不够！

以上是用《周恩来传》的说法来对照《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的说法，指出《战史》数字的不可信。但《周恩来传》的数字也并不可信。同样也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陈云传》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的支出占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陈云传》P733。）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一百二十二点五亿，百分之五十七则是六十九点八亿元。这个数字与《周恩来传》的数字相差了几乎一倍。两本同样是由中共官方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传记，对抗美援朝战争经费的叙述有这么大的差别，则中共官方出版物的可信度，于此可见一斑。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至六月五日结束。这次会议主要是重新确定一九五二年的预算。据中共国防史研究专家徐焰的说法，“为适应新的形势，会议编制预算方针以经济建设排第一位，军事第二位，行政第三位。最后确定一九五二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费用为五十七点八亿元（新币），比一九五一年还增加了五亿元。”（见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那么，五二年的国防经费其中用于朝鲜战争的有多少呢？徐焰没有说。但我想，那时候国内已经基本上没有战争了，唯有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经费若以国防经费的一半算，那也要近二十九亿。加上五〇、五一年的战争经费，算下来仅仅这两年多一点的战争费用就已达七十亿，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所说的六十二亿。那么，还有一九五三到五八年这几年的志愿军难道就一分钱也不花了么？所以，徐焰在这里是自己打了自己嘴巴。据《百度百科》介绍，徐焰是中共具有少将军衔的军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可见他不是一个小专家而是一个大专家，可这样的大专家却只有这样的水平，对关键数据的说法自相矛盾，实在让人汗颜。

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说，抗美援朝全部军费一百亿元人民币。唯这个数字来源，书中没有说明。

总之，以上几种说法无论哪一种，算下来的数字都要远超六十二亿。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报》上刊登了一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包国俊的文章，名曰《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容歪曲》。文中说：“在近现代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军队在境外打得最漂亮的仗，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一百亿美元。”一百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合人民币二百三十亿元（新币）。这个数字彻底颠覆了过去的传统说法，可谓放了一个震撼弹。他这个数字根据是什么，文章没有详说。但是以我看法，这个数字倒是比较最为可信的。理由之一是这个数字与战争的规模、时间，估算应该花掉的战费比较符合，与《陈云传》的说法也比较接近。按《陈云传》提供的数字计算，一九五一年一年的战费就要七十一亿多，则其余前后差不多共七年的战费用掉一百六十亿，平均每年二十二、三亿，还不到一九五一年的三分之一，虽还有怀疑，但比较起来还算是最贴近实际的。理由之二，以包国俊的身份和《解放军报》的权威地位，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也即抗美援朝五十周年这个时候发表对朝鲜战争军费重大修正的文章，如果包国俊所说的没有根据，而且也没有得到中共领导高层的同意，以中共对报刊控制之严，这样的文章是不可能发表出来的。

以上是我对抗美援朝战争费用问题算的一笔账。主旨是要说明中共公布的朝鲜战争费用不可信，实际费用远超公布的数字。而中共所以要隐瞒战争实际费用，是有很多目的的。主要因为这是一场不义的战争，花钱太多，怕引起人民不满。此外，中共还要歪曲战争的起因，歪曲战争胜负的真相，隐瞒志愿军伤亡的真实数字等等。说到底，也都是怕引起人民不满。关于这些问题，下文还会说到，这里就不详说了。下面言归正传，继续来说志愿军入朝以后中共的财政问题。

且说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仅仅一个星期，十月二十六日，主管经济的陈云和薄一波就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他们对时局的估计和财经问题的对策。他们以一九五一年度概算草案为基础，提出一九五一年新的概算草案。根据这个草案：“预计增加军费支出一百一十三亿斤米，准备被炸后减少税收和折旧费八十亿斤”。也就是说，由抗美援朝引起的战争开支和损失，总计达到一百九十三亿斤大米的代价。《草案》提出的应付办法是：“减少经济建设投资、文教卫生救济费等五项支出共一百五十一亿斤，增加纱布统购专卖、糖专卖、出口土产压低二成收购、国营进口品加价出售等收入共六十亿斤。减支、增收与增支、减收相抵，尚余十八亿斤。原概算草案有二百亿斤赤字，其弥补办法除尚余的十八亿斤外，通过向苏联借十八亿斤、向银行借六十亿斤，发行新钞一百零四亿斤来解决。”（《陈云传》P722。）

这个草案里的数字都是以大米而非人民币计。当时一斤大米值多少钱呢？人民币一千元（旧币）。也就是说，原草案的赤字二百亿斤加上预估因朝鲜战争新增的军费一百一十三亿斤和敌人轰炸后的损失八十亿斤（当时中共因为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准备美军会来报复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因此将轰炸可能造成的损失也作了估计），赤字总额达到三百九十三亿斤大米，相等于三十九万三千亿元人民币（旧币，即新币三十九亿三千万元）。这么庞大的赤字，陈云和薄一波计划以减少经济建设投资和文教卫生救济等项目的支出，以及抬高国营进口货售价、压低出口土产品的收购价、向苏联借债、向银行借债、发行新钞等办法来填补。其中增发的一百零四亿斤大米的新钞、即十万零四千亿元人民币（新币十亿零四千万元），其引起通胀的后果则明显是要由全民来承担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陈云和薄一波的《草案》中为什么没有提进一步大规模增加税收和发行公债的办法，而要以减少经济建设投资和文教卫生救济等项目来保证战争开支呢？原因前面讲过，一九五〇年初的广张税网，提高税率，再加上分摊公债，已经严重伤害了工商业者，导致工厂、商店大量关门。如果继续提高税率、增加税种、增发公债，这将摧毁整个私营工商业。其结果是杀鸡取卵，今后再也无蛋可收。所以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明白不能再靠此法来解决赤字了。这是陈云、薄一波等主管财政的中共官员当时的主观愿望。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们附和毛泽东的主张，用发动“五反”这种对国民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伤害更大的办法来解决“抗美援朝”的经费问题，也只能说是“形势比人强”吧！

以上是“抗美援朝”刚开始时陈云和薄一波，对财政形势的预测和所提出的应对办法。然而他们的预测还是保守了。迅猛增加的军费开支很快就将修改了的预算又打破。一九五一年五月，陈云在一次会议上就惊呼：“同志们！现在是这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意思是弄不好整个财政就要崩溃。“七月，陈云，薄一波根据当时看到的一些征候加以研究，担心秋后全国物价稳定的局面有一下被突破的危险。他们把财政收入不够支出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说用钱太多，照这样下去到一九五二年三月，我们的物价平稳就保持不住。”“当时估计十一、十二两月因军费增支而来的财政赤字及收买外汇两项，现金支出至少缺四万亿元，如部队、机关、团体继续向银行提取存款，现金将短缺六万亿至七万亿元” （ 旧币）。（《陈云传》P779、729。）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后任日本北海道大学特聘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马立诚先生所著的《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则更明白指出：“据一九五一年秋季匡算，该年财政支出将比原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其中军事费用为百分之五十五。”

国家财政支出比已经增加了的预算还要增加这么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也不再是单纯的赤字问题，而是攸关中共政权存亡的大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既然插手了朝鲜战争，百万大军在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面对面地干上了，一旦战争失败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谁也不能保证你仍可全身而退。而若你想不败，至少你要能继续打下去。但没有钱又怎样打？问西方有钱国家借吗？中共正与这些国家在打仗，怎会借钱给它！同唯一的“老大哥”苏联借吧，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以给斯大林祝寿为名去莫斯科想要一点援助，呆了差不多五十天，才要到三亿美金，而且是分五年交付，还要先扣除从前的贷款，第一年只能给两千万美金。如此小气的“老大哥”，恐怕再借也油水不大。而在国内，增发货币、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办法也已经用到了极限，再用下去无异自杀。因此当时中共的财政处境真的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想哪里去发笔横财吧，曾经有钱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打倒，地主阶级正在被打倒，他们的财产或已被没收后花掉，或正在被贫苦农民瓜分。而且这些没收来的财产多数是不动产，中共能从中拿来充当战费的资材并不多。怎么办？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毛泽东和中共必须为战费问题找到出路。而此时环顾整个社会，还比较有钱、能从他们身上刮出一点油水的人，唯有民族资产阶级了。当然，从民族资产阶级头上敲诈金钱，最爽快的办法是用对付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的办法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直接的剥夺。但是，限于当时中共的大政策略，对民族资产阶级还在利用改造阶段，经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也可谓渖墨未干，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不可以用对付地主阶级那样的办法来对付民族资产阶级。当时，东北局承担了支援“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后方基地的重任，庞大的财政压力使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焦头烂额，也正在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为抗美援朝战争多筹措一点经费。因此毛泽东和高岗可谓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经过他们一番密谋，一个大阴谋就此出笼。而这就是随后发生的“三反”和“五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指出：“预计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将或者达成停战协议，但志愿军仍有相当兵力留在朝鲜，以防止敌人破坏停战协议，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而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是进行准备的最后一年。一九五二年财政预算的重点，是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P355-356。转引自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则对会议提出了既要“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要求。很明显，毛泽东对与会者提出这个要求，目的是要预先堵住再以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及增税、发行公债等办法来解决财政赤字的老办法，逼着他们必须另找出路。这是“三面围敌，独开一面”战术在政治上的运用，为接着要发动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预先解决了组织上 “合法” 的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