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7）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7）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东北局这半年来走过的路程，那么，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东北局配合中央，为寻找解决抗美援朝战费，所有的谋算、经历和无奈，以及最后决策形成的大概思路，基本上已能清楚地看出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引起中共、首先是东北的财政极度困难。主政东北的高岗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时最初想到的办法是以反官僚主义名义清洗旧政权留用人员，藉以减少政府财政开支用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上。但此举效果不彰。因此到五月中旬在毛泽东建议下，开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试图用增产节约的方法来解决抗美援朝缺乏战费的问题。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发动过一个“大生产运动”，部分地改善了当时中共军队和根据地的财政和物资困难。现在发动增产节约运动，不过是故伎重施而已。此时，清洗留用人员的行动可能暂停。但是二个月以后，毛泽东和高岗发现靠增产节约也解决不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此时陈云与薄一波已经向中央提出了警告，若再无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整个物价将有崩溃的可能。怎么办呢？该想的办法都已想了，该试的办法也已试过了，都是“此路不通”。此时环顾四周，社会上比较有钱的只剩下民族资产阶级了。可是难那，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人民的一份子，新中国刚成立今后的经济建设也还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革命”的名义，用暴力直接剥夺地主财产的办法来对待资产阶级。估计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毛泽东和高岗这才想出了以“反贪”的名义制造干部受贿被腐蚀的“事实”，再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漏税”的罪名，逼迫工商业者以补交偷漏税款的名义向中共上交金钱的办法。也许高岗在做八月三十一日的报告时，因为习惯思维的影响，对党员干部的贪污情况还不敢说得太严重，或不愿自污太甚，只敢说“少数”。但毛泽东看了高岗报告可能觉得这样说力度还不够，发动“三反”理由还不能令人信服，因此指示高岗还需加大对党员干部贪腐情况严重性的指责，于是这才有了九月六日东北局的《决定》。九月六日《决定》的特点是故意夸大了东北地区党员干部贪污蜕化的严重性，尤其在宣传上把原来反贪的重点从党外留用人员身上转移到党内，这就为后一步发动“五反”作好了舆论准备。因为既然共产党对自己干部的贪腐都不能容忍，下手都这么狠，那下一步整治那批犯了“五毒”的工商业者，谁还能说三道四？九月六日以后，东北率先开展了“三反”运动。也是从这一天起，全国也开始沿着预设的“三反”“五反”轨道向前滑动了。
十月二十六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三反”运动至此正式定名。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也陆续开展。但这已是按既定计划上演的整套假戏的开场戏而已。等开场戏唱罢，很快地在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发动“三反”的决定。然后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图穷匕首见。中共一路遮遮掩掩、真正的运动对象、“筹款”的目标，至此才被推上“祭台”。
当然，对于这个预先策划好的阴谋，中共是绝对不会承认的。至今中共仍坚持说是因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不少干部犯有贪污浪费和严重官僚主义的事实而发动“三反”运动的；然后又在“三反”中发现了大量资产阶级腐蚀国家干部、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严重的“五毒”罪行，于是才发动“五反”的。但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了，幼稚得只能骗骗小孩。因为腐蚀和被腐蚀，受贿和行贿，不过是同一个钱币的两个不同的面而已。有受贿的，就必然有行贿的，这是不必有人去“发现”就可知道的。因此，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在全国发动“三反”的文件，即《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发出前一日，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中就已经严重地申明了即将严肃处理资产阶级腐蚀干部的问题。毛在这个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斗争来处理。”（洪承华、郭秀芝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P53，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毛泽东关于“五反”运动发出的最早的一个讯号。至于是否还有更早的指示，目前我还不知道。但就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在正式发动全国“三反”运动的前夕，毛泽东就已先在党内通知各级党委准备发动“五反”的问题了。所以所谓因在“三反”中发现大量资产阶级腐蚀干部的事实才发动“五反”的说辞，不过是拙劣的、欺骗人民的谎言而已。
而我认为毛泽东发动的“三反”“五反”是一个预设的阴谋，还有一个证据可证明。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此时“三反”刚进入高潮，“五反”还没有正式开始，资产阶级的所谓“五毒”还没有被充分揭露出来（按：中央一级的“三反”在一月中旬以后进入高潮，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而真正开展“五反”运动已在二月上旬），可是毛泽东在给高岗的一个电讯中就不仅已经说到如何对付资本家的方法，还谈到了“五反”结束后处置资本家的办法。毛泽东对高岗说：“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地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尤其要有步骤，先组织若干强干的检查小组，向最顽强而有确据的若干家实行检查。不查则已，查必破案（有些需坚持数天之久才能破案，不破案不许撤回）。第二批再检查若干家，又均破案。这样便取得了经验，训练了干部，教育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及一部分大资本家，促使他们坦白，同时动员工人店员实行检举。然后再组织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和更多的检查破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例如，逮捕、枪决（只是少数）、没收、徒刑、罚款等。”（《高岗传》P232。）
现在时隔数十年看这些话，我仍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同时也如醍醐灌顶一般令人猛醒过来。我仿佛看到两个心怀叵测而又经验老到的猎人正在布置一个围猎场，虽然围猎还没有真正开始，但他们凭经验已经预见到走投无路的猎物必然纷纷就擒的结果，其得意兴奋的样子跃然纸上。所以，这个电讯出现在这个时候，就再一次证明了“三反”、“五反”是同一个阴谋的两个组成部分。毛泽东之所以先发动“三反”，后发动“五反”，不过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实施预先策划好的阴谋而已。而电文中的“没收”、“罚款”就成了后来“五反”的主要目的。
“三反”这场戏是东北率先上演的。“东北王”高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都堪称是密切配合毛泽东的第一人，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关键人物。毛泽东曾多次表扬高岗，推广东北的“三反”经验。因此在进一步探讨“三反”这个问题前，了解一下高岗是怎样一个人物？以及他与毛泽东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或许对我们更正确、深刻地理解“三反”“五反”的真相会有一定的助益。
据有关资料：高岗一九〇五年出生于陕北米脂一户农家，读过中学，进过冯玉祥办的军事学校，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为陕北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任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五年高岗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中共内部肃反中被捕。一九三六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纠正肃反错误，高岗才被释放出来。从此高岗视毛泽东为救命恩人，对毛十分忠心。而毛也视他为心腹，不次予以提拔。据说高岗私下喊毛泽东为大哥，可见两人感情十分亲密。在高岗主政东北时，毛泽东曾委托高岗密查刘少奇在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和出狱的经过。一九四九年九月高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五一年十月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二年九月，高岗与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五大行政区书记一起奉调中央，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政务院二十个部委中工业方面的八个部全部划归高岗领导。国家计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平级。此举实际是将政务院一分为二，既抬高了高岗的地位，也削弱了周恩来的权力。因此五大书记进京，唯有高岗独领风骚，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语。一九五三年，高岗在毛泽东挑唆下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他四处活动造势，妄想把刘、周拉下马并取而代之，结果遭到陈云、邓小平等人揭发。一时党内汹汹。毛泽东看情况不妙，将高岗抛了出来任凭刘、周联手整高。高向毛求救，要求见毛，毛不予理睬，结果高愤而自杀。一九五五年高岗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头子，开除党籍。高岗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以私生活荒淫著名，早在陕北时就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处问。据当时在东北工作的人说，凡被高岗看中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脱他的手掌。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看，高岗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道德败坏，骄妄自大，尽管已身列国家领导人行列，但身上还有一股强烈的江湖习气，对他信任的人讲义气，对不信任的人往往会无原则的攻击。这些特点很容易被人利用。他后来落得一个自杀的下场与他这种性格都是有关系的。朝鲜战争爆发时，高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抗美援朝决策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全力坚持定下来的。中央赋高岗全权负责志愿军后方供应的重任，高岗因此而特别卖力。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最高人民议会授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当时高岗还没有出事，彭自谦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高岗是麻脸）。”他又说过：在抗美援朝中有两个“麻子”功劳最大，第一个是高岗，第二个是主持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副司令洪学智（洪也是麻脸）。所以，当抗美援朝遭遇到财政困难，高岗千方百计要想办法化解这个困难，密切配合毛泽东策划“三反”、“五反”阴谋，也就无需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