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9）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9）

 

二，发动“三反”运动并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的意愿。

毛泽东与高岗为了寻找朝鲜战争经费的出处，两人想了许多路子，试了一些办法，直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九月头才确定了主攻的方向，以及勒索的方法和运动展开的步骤。期间两人的互动用“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来形容，我觉得比毛泽东对胡风的污蔑更确切。“三反”运动东北先行了一步。然后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日批发了东北局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再在十二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发动“三反”并非是政治局集体的意愿。尤其在最初一段时间，“三反”运动明显遭到中央机关和军队的冷处理。“三反”是在毛泽东一再的胁迫下才勉强发起来的。

这种迹象首先反映在十月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其《决议》上。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为讨论当前的经济困难以及解决之道。而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如前所述，除了自解放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的庞大赤字，主要是朝鲜战争的巨大开支。此外，《决议》中提到的为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准备资金，这确实也是中共面临的问题。但是，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要到一九五三年才开始的，而且，这个计划中所列的以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的基础建设，其相当多的物资、资金是由苏联贷款提供的。所以，这个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经费相比，还算不上当务之急。《决议》这样说，我以为不过是为了使“三反”和跟着发动的“五反”多一个堂皇的理由而已。毛泽东对会议提出了‘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方针。毛认为这个方针：“它既是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8页）当时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开展四个多月，“三反”也开展了有将近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在会上一方面推销东北的经验，一方面规定了“物价不许波动”这一条硬杠子，显然他是要堵住增发货币这条路子，而将会议引向增产节约和“三反”这一条路上去。然而从会议的结果看，与会者并不完全照着毛泽东划出的路子走。因为《决议》确定的解决财政困难的五项措施（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前四项都是属于“节约”方面的措施，而非“增产”方面的措施，更没有“三反”的内容。至于第五项则是早已决定的国防政策方针的改革，与增产节约运动无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全国复员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即指出：“我们今天要从志愿兵制度走向义务兵制，即征兵制。”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和编制的决定》，确定了民兵制度。）这就反映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态度：他们或者是不赞同东北的经验，或者是对东北的经验心存怀疑，不打算将东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则不可能如此。而政治局之所以不推广东北的增产节约经验，应该是他们对东北增产节约的真实效果完全清楚的结果。

十月五日的中央政治局决议下达后，从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的反应看，好像对“增产节约”和“三反”都不太积极。如华北区各机关拖延了一个半月，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才成立“机关精简节约委员会”的。这个迹象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即使是精简人员，华北区党委也是有保留的。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机关精简节约委员会”的名称中竟然还没有“增产”两字。十一月二十二日，西北区军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习仲勋做《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中虽然有“增产”二字，但细看报告内容，主要谈的是机构调整，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力等事，如报告要求大区机关缩减五分之一的人员，省、市机关缩减十分之一人员，都属于精兵简政的范畴而不及增产。因此我怀疑报告之所以冠了“增产节约”之名，或许与上一天，即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转高岗的报告有关。题目是临时换上去的，因此有点文不对题。

就目前所知的资料看，中央政治局的五条措施不提“增产”问题，毛泽东似乎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毛泽东自己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虽然提到了增产节约问题，但也仅是一语带过，没有更多解释或强调。（按：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致词，在谈到抗美援朝问题时提到了增产节约。他是这样说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50。）又，从十月五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到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转发高岗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也是在长达一个半月时间中中央没有再为增产节约问题发过一个专门的“决议”或“通知”之类的文件。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也没有为这个问题专门发过一篇社论。（按：查《“人民日报”1946年—2015年社论总目录》，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才发了一篇题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凡此种种迹象，不但向我们显示了中央各部门对增产节约运动的态度，其实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增产节约运动的真实态度。

这种情况与稍后他对“三反”连续不断地发指示、亲自出马督促下级限期将“三反”开展起来的做法有天壤之别。据徐焰说：“从一九五一年末至一九五二年秋，毛泽东为指导‘三反’、‘五反’运动起草的文电，指示和书信已搜集列入出版的文稿便近二百件，反映出他在这一时期是将此事当成党内国内头等重大的问题。”（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我以为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判别毛泽东对增产节约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态度的真实性是很有帮助的。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将高岗在十一月一日送来的关于东北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报告批转全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明确指出：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收到高岗送来的报告，拖了二十天才写了批语转发全国，这二十天中毛泽东想了什么、考虑了哪些问题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毛泽东过了二十天才最后下定决心，要在全国开展一场“三反”和“五反”运动。这就从侧面反映出了发动这两个运动的艰难、牵涉面之广和阻力之大。

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奉旨发表了题为《向贪污行为做坚决斗争》的社论，向全国人民传达了开展“三反”这个新运动的讯号。

为了使全党都迅速行动起来，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连批发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另一个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和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报告。毛泽东看后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 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0、191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显然，毛泽东将华北局报来的“刘、张贪污案”当成了必须立即开展“三反”的有力证据。这也预示了刘、张不久后将接受的不幸命运。

在这样的形势下，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据《毛泽东传》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他在《决定》中加写的一段话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泽东在《决定》中加插的这一段话，口气不为不严厉，还将当前要发动的“三反”运动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联系起来，除了增加“三反”的合法性，也是对党内消极应付“三反”的人一次严重的警告。但是，我们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决定》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个《决定》的重点仍然是放在精兵简政上。这就不仅让人觉得这个文件与毛泽东批语所要求的有点文不对题，很有“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味道，而且让人又一次感觉到了党内高层多数人对“三反”的真实态度。

下面是我对这个《决定》内容的部分摘录和分析。

文件开头说的是财政困难问题，说一九五一年的“各项支出均较一九五〇年增加，以军事费增加最大，约达一倍以上。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收入将达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赤字占支出的百分之十一点五……。”接着文件说了对一九五二年形势的预测：“预计到今后一年即一九五二年的国内主要情况将是：援朝战争或者迅速达成停战协议，而志愿军则仍将有相当兵力留在朝鲜，以防敌人破坏这一协议，并督促双方政治谈判的进行，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国防经济建设的比重将比一九五一年有所增加，并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完成几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总之，战争还没有结束，接下去又要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用钱的地方多多，而目前还是赤字，财政非常困难。

文件又说了一九五二年要做的各项工作，除了三大运动、经济恢复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国防建设，文化教育改革和整党等各项工作。总之是工作千头万绪而且紧迫。

然后文件指出：“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所预计的一九五二年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在这一年的工作计划。执行这一计划的中心环节，就是毛主席所号召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因为要使这一计划在今后一年内完全实现，那就必须在现在的人力、财力、物力分布状况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部署，即加以精简、节约和调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不仅上述计划不可能全部实现，就连过去已得的成就也将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尤其严重的结果是一九五二年度的预算必将继续膨胀，使收支不能接近平衡，物价必然要发生重大波动，这就会直接影响朝鲜的战争和国内的建设。”

这一段话说得就很有意思了：虽然文件的题目明确了《决定》的内容，除了有“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还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到了这里文件强调的“执行这一计划的中心环节”，就只有“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没有“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了。而且，对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执行的重点也是在“现在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基础上，“加以精简、节约和调整”，而不是什么“增产”。所以实际上，这个中央《决定》不仅变相否定了毛泽东力主的“三反”，也否定了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

虽然，文件在后面又说了：“至于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则是所有各方面都应该当作一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接下去又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文件说“从各项具体工作来说，中央现就两个月来的准备情况，规定了如下各项实施办法。”这些办法是：（甲）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乙）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丙）增产节约，准备国家的大规模建设（丁）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戊）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五项工作，“三反”放在最后。以人们一般习惯的理解，放在最后的任务是重要性最次一等的。

所以综合以上这些迹象，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热衷“三反”，坚持要开展“三反”运动的仅是毛泽东、高岗等少数人，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态度则是被动应付的。因此之故， “三反”运动在开始阶段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因为如此，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要求全党“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甚至“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再次向各级干部施压，要求他们将“三反”运动迅速发动起来。

当时，军队可能由于在忙整编工作吧，反正是毛泽东认为军队对“三反”不够重视，这就引起了他的严重不满。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借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一个关于“三反”的报告批示敲打他们，说：“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毛说“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试问有什么根据呢？而这样严重的估计、严厉的警告，对军事系统各部门的领导又将造成多大的政治压力呢？可见，毛泽东为了将“三反”发动起来，已经不择手段、不顾事实，信口开河，乱打棍子了。

集宁军分区因为送来的报告中只说了浪费和腐化的事，没有提贪污的事，毛泽东立即加以批评：“集宁军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准进行整编。”（见王少军《反腐风暴：开过肃贪第一战》）说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贪污犯，又是没有根据的乱说；而因为“三反”没有做好，他连军队整编工作也不准做。这不仅是以幻想出来的罪名强加于人，也是以个人意志否定集体的决定。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西南军区的一个通报上批示，说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 “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看来，毛泽东对军队“三反”进展缓慢沉不住气了，因此立下期限要他们追上去。这里值得注意是毛泽东立下的“三反”“务必”取得成绩的期限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份。显然，这是为了不妨碍计划在二月份开始的“五反”。

《毛泽东传》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因为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来，毛泽东很不满意，连过年也没有心绪。除夕那天晚上八时，他写了一个批语指名批评中南军区，说“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可是刚写完批语，中南军区有两份关于“三反”的材料送到了，于是他就又高兴了，把批评的电报停发，另写了一封信给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给予鼓励。为了让谭政尽快看到这信，毛泽东要人立刻派飞机送去，还得取回谭政亲收的收条。这一天，他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起，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这样着急、亢奋的状态，反映了毛泽东对完成“三反”任务已达刻不容缓的程度。

党政部门的“三反”也不如他意。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即毛泽东本人）作“三反”报告，以便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 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这样的压力下，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由党、政、军、群处级以上干部几百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杨尚昆在会上讲话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强调要“限期发动”“三反”，下令各单位要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毫无例外地将运动发动起来，发动不起来的单位，其首长一律撤职。杨尚昆还当场宣布撤销军委总参谋部技术部部长的职务。（见苏维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元旦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这次聚会名曰新年团拜，其实真正用意也在动员发动“三反”。毛泽东在致新年贺词时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团拜会后本有一场晚会，但许多部长和副部长看到毛泽东对“三反”这样重视和急如星火，早已坐不定也没有心思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因此团拜一结束，纷纷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一月四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一个关于“三反”的指示，其中有一段复述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十二月三十一日会议的情形，说：“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还对各级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 “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毛泽东说凡不按他指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要“一律撤职查办”，如此胡言乱言，说明他真的急了。

尽管如此，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运动还是发动不起来。这时离原定发动“五反”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毛泽东着急之余发现问题还是在最高层。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晚和十八日晚，他两次召开书记处会议谈“三反”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彭真等人（刘少奇不在京）。另外，他在十七日召集了朱德、聂荣臻、粟裕等军队的负责人开会。在这样的压力下，一月十九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再次召开了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了“三反”任务。

据《毛泽东传》说：“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换言之，“三反”运动是到了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以后才大张旗鼓地发动起来的。这离中央发出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已经过了五十天。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有不少人对“三反”运动，不说抵制，至少是不够热心吧！而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关键除了党内大多数人对干部队伍贪腐程度的估计与毛泽东有很大差别的缘故，还因为这次“三反”运动的对象是针对干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