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0）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0）

三，不断加码打“老虎” ，纯属信口开河。

如果说，毛泽东“三反”所打的“老虎”都是确确实实、货真价实的贪污分子，那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别人也不能挑剔。问题是“三反”所打的“老虎”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是在毛泽东高压下胡乱整出来的。他在“三反”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发指示，信口开河说这里有多少多少“老虎”，那里有多少多少“老虎”，而且不断地加码压任务，打了一千人要打五千人，打了五千又要打一万，完全脱离了实际。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他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若非丧心病狂，肯定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三反”之假，暴露得最彻底的就在这里。我说他发动“三反”是假戏真做，理由也在这里。毛泽东怎样假戏真做，怎样信口开河，以下这些毛泽东亲自发出的批示就是最好的证据。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西南军区运动简报上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几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在遵义军分区的报告上毛泽东如是说：“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毛泽东甚至这样认为：“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转发志愿军第19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

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中，提出了全军“打虎”的目标：“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只至三千只。”

在给华北局的指示中他说：“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一千至三千个，其中应有大老虎一百个至一百三十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

毛泽东不仅下打“老虎”指标，还要各地相互攀比，不断追加指标。如他在一个华东军区的报告中这样说：“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二百多个大老虎，但第一次规定这样一个数字是适当的，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中央一级十二万人，清出贪污分子一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一百万元以下的小贪污分子，一般须从轻处理），已经清出或准备清出的大老虎四百只，这是经过多次严格督促、不断追加任务才达成的奋斗目标。”

华北军区所属第66军报告称：全军“打虎预算为二百二十只，内大老虎二十二只。截至二月六日，已打虎一百四十一只，内大老虎四只。”毛泽东见到此报告即批示：“根据66军的打虎预算和已有成绩，华北军区原定打虎预算必须重做。”他说：“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66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

中南军区开始几次上报的打虎数字令毛泽东很不满意，毛批评他们“劲头不足，空话太多”，要求他们“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军队方面，必须与华东军区看齐，打大虎一千，中小老虎三千以上，并迅速分配下去。”打“老虎”的数量要由上级“分配下去”包打，与一九五七年划“右派”一样，按人口百分之五的比例划，而不是根据实际，这是毛泽东搞运动的特色。中南军区没有办法，只得将打虎的指标提高，其中将“大老虎”数目定为八百只。这是参考了华东军区上报的数字，按人口百分比例计算后提高了几倍后得出的，已经超过了华东的指标。但是，因为这个数目还低于毛泽东说的一千只的数字，而且几天后华东军区又将打“大老虎”的数字从一千只提高到了一千六百只，结果中南军区再次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毛说你们将打虎预算增至八百只，“但和华东军区的一千六百相比，仅及其一半。实际上华东军区大虎将来可能打至二千五至三千，你们基本上应与他们看齐。” （以上毛泽东有关打虎的指示，大部分均转引自王少军著《反贪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P162-1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七月版。）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说：“（一）一月二十六日的报告收到。你们清除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二）根据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只大老虎的情况，东北全境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但你们暂定五百只为目标是适当的，待运动深入可以按照情况逐步追加任务。”

高岗接到毛泽东电报，立即提高打“虎”预算，加大打“虎”力度。二月九日，毛泽东批复高岗的东北打虎计划，其中说：“东北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高岗传》P232、233）从这个批复我们知道：东北在一个多星期中将“大老虎”的数量从五百只提高到了四千只，提高了八倍。这是何等的疯狂！而这都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出现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对“打虎”严加督促，不断提高打“虎”数量，对下属施加压力，各地领导人就将抓贪污分子如后来“大跃进”时代競放高产“卫星”一样，出现了你追我赶，超额再超额的局面。华北军区在一月二十二日得到毛泽东表扬后，第二天（二十三日）即宣布又打出了六十四只大中“老虎”，第三天（二十四日）再宣布捉出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三十七只，第四天（二十五日）又捉到千万元以上“老虎”四十八只。军区党委在向上级的报告中还謙称说“估计有一批真正的大老虎尚未捉到”，表示要组织力量再次进行突击。

从东北和华东军区这个例子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毛泽东这位“人主”是怎样的好大喜功、信口开河、滥施淫威的，也看到东北、华东军区这些“臣子”们为了迎合上之所好，是怎样昧着良心将良民当贼一般围剿的。所以，一九五八年各地出现完全脱离实际的競放高产“卫星”的荒唐热潮，最后导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不是没有原因的。怎样的土壤环境，生长怎样的植物庄稼；怎样的意识形态，培养怎样的干部队伍，实行怎样的政治。

上海市是“三反”的重点，市委组织了“打虎”总指挥部，下设九个“打虎”大队，按系统分片包干。遵照毛泽东“上海可能有几千只”“老虎”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第一次分配任务就要求全市捉到大“老虎”七百五十只，小“老虎”二千八百只，合计三千五百五十只。但随着各地打“虎”数量节节上升，市委觉得自己落后了，二月二十九日市委又将指标提高到八千只。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市委在原来八百个“打虎”小队（共四千多名队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百个小队，每个小队加强力量，使“打虎”队员总数增加到二万三千九百多人。市委还要求各部门必须坚决地、不断地克服右倾思想，撤掉了一批被认为领导不力，严重右倾的干部，提拔一批“打虎”积极分子来代替他们。许多“打虎队”为了完成预算指标，对审查对象普遍地采用了“逼、供、信”。其中最常用的手法是不让人休息，实行通宵战、车轮大战，以及打骂和各种肉刑。在这样的血腥恐怖中，最后上海共打出“大老虎”一千三百九十只，“小老虎”八千三百零三只，总计达九千六百九十三只。上海市属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国营企业共有九万五千六百八十三人直接参加“三反”，坦白和检举出来的贪污分子有三万六千四百六十四人，差不多五个人中就有两个贪污分子。其中机关的贪污分子比例最高，如邑庙区区政府和公安分局两个机关工作人员总数六百九十三人，运动整出的贪污分子竟达四百四十五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其中大部分是留用人员。（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十一卷《当代政治》第二章第四节《“三反”、“五反”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数字较大的贪污犯的称呼。中共规定贪污旧币一亿元（新币一万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旧币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 “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下的贪污犯则还不够资格称“老虎”。

王少军著的《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七月版）中录有部分省市地区查出的贪污人员数字，可供参考。贪污人员所占比例与上述全国的比例大多相合。这样高的比例令人吃惊。

 广州市“在参加三反的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人中，查出有大小贪污行为的有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人”，贪污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甘肃省、地、县党政机关有五万零十人参加了“三反”运动，其中被查出有“三害”问题并受到各种处分的有九千五百五十八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一。

甘肃武都税务局长冯俊明等领导干部七人集体贪污受贿。兰州市税务局三百零九个干部中有五十七人贪污。天水专区税务干部百分之三十点九贪污。平凉市税务局八十八个干部中有四十人贪污。省粮食局运输公司一百八十个干部，八十一人贪污。永登县粮食局有十五个干部集体贪污。海源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四十个干部集体贪污反革命财产。

截至四月三日，北京市公安局共清查出贪污腐化分子二千五百五十二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一千八百八十四人，占贪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四；贪污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四百八十二人，占百分之十九；贪污千万元以上的一百八十六人，占百分之七。  

上述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传》编著者们婉委指出的那样：“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实际情况岂止是“偏差”这两个字说的那样轻巧！“打虎”逼死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这些用无辜生命和血泪凝铸出来的冤、假、错案，难道用“偏差”两字就可轻轻遮掩过去？

由于在运动中打出的那许多“老虎”，那许多所谓的“贪污分子”，绝大部分是假的或被夸大贪污数字的，因此到了运动后期定案时，因为查无实据，中共不得不替他们平反。